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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高龄的陶瑞滨正在讲述他当年的故事。本报记者 张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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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高龄的陶瑞滨正在讲述他当年的故事。本报记者 张挺 摄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戈壁滩上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马兰基地的卫生院里,一名满嘴水泡的病人却错过了这举世震惊的一幕。他模糊记得上级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快到马兰去看病。”于是,他被扶上军用运输机。机舱里没有座位,他躺在货架上,在巨大轰鸣声中晕了过去,又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很少有人知道,令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关键“点火器”,正是他送到发射塔下的。

他叫陶瑞滨,现年94岁。1964年,一纸绝密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保卫科民警,到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保卫员,直至担任青海省矿区公安局最后一任局长。他亲身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发射。日前,在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警史馆,精神矍铄、口齿清晰的他,亲自揭开这段隐秘往事。

62年前的深夜,寂静戈壁滩缘何响起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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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前的深夜,寂静戈壁滩缘何响起口号声?

绝密调令:从上海滩到金银滩

青海湖以东,两条河贯穿一片草原。一到7、8月,金露梅与银露梅四处生长,草原因而得名金银滩。

远在2300公里外的上海滩,1964年春节的喜庆余韵尚未散去,徐汇分局收到一份调令,要求保卫科民警陶瑞滨到北京报到。调令来得突然,信息极少:去哪里、做什么,一概未透露。

过去三年,陶瑞滨连续被评为徐汇区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他新婚不久,有两个年幼女儿,日子过得平凡美满。“为什么要我去呢?”陶瑞滨和时任徐汇分局副局长兼政治处主任崔白萍对着调令琢磨,这样好的工作机会也许可以让给单身的年轻同事。崔白萍却告诉他,调令不容拒绝。

陶瑞滨放下心中疑问,等待进一步指令。一日,他收到通知到指定地点开会。来自公安部的同志在会上宣布:专家都去前线参加“会战”了,你们不必去北京,立即奔赴青海。这一刻陶瑞滨才知道,调令真正的目的地是青海金银滩。那里刚刚兴建起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他的任务是保卫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

94岁高龄的陶瑞滨与家人正在参观徐汇分局警史馆。本报记者 张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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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高龄的陶瑞滨与家人正在参观徐汇分局警史馆。本报记者 张挺 摄

青海遥远而艰苦,任务困难又危险,陶瑞滨反而激动起来,却不能向他人诉说。怀着矛盾复杂的情绪,他与家人、同事作别。不明就里的爱人担心得哭了;患癌的母亲躺在病床上对他说,不要管我,去做你的工作;同事们为他凑了一套厚实的棉衣棉裤,抵御严寒。

有人关心他的去处,陶瑞滨什么也没说,“以后你们会知道的”。陶瑞滨的名字,就此从上海市公安局的系统里被抹去了。

高原岁月:“躺下来天地颠倒”

去青海不是去享福的。陶瑞滨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现实远超想象。

基地海拔3200米,来自平原的人们最先感受到的便是痛苦的高原反应:喘不上气,头痛头晕,失去食欲,走路脚发沉,躺下睡觉感觉天地颠倒。在这里,水只能烧到70多度,食物也煮得半生不熟,籼米吃进嘴里直硌牙。不时有来自北京的人员来到基地,以前觉得普通的青椒,在这里是最受欢迎的珍贵慰问品。上万人先后走进金银滩,誓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陶瑞滨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工程师。之所以被召集到金银滩,是因为有关单位看中了上海是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城市。陶瑞滨所在的保卫科,也就是如今的经济侦查支队,日常就是和工厂生产安全、防火防盗打交道,熟悉工厂运转,知道什么环节重要、什么环节容易出问题。核武器研制基地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工厂体系,需要懂安全、懂管理的人来守护。同时,异地用人也是保密手段。从上海选调政治过硬、业务熟悉的民警,既是用人所长,也是安全之策。

94岁高龄的陶瑞滨正拿着“小木匣”复制品讲述他当年的故事。本报记者 张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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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高龄的陶瑞滨正拿着“小木匣”复制品讲述他当年的故事。本报记者 张挺 摄

到了金银滩的保卫科,谁都没见过“原子弹”,怎么开展工作?陶瑞滨和同事们统统到第一线,跟着科研人员学习、工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陶瑞滨的女儿陶伟弦5岁时也来到青海金银滩。她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个模糊形象,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回家已经很晚了,半夜一个电话,他又得出门。”

黑夜护送:把“点火器”送到发射塔下

1964年6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1冷爆试验在青海成功进行。这意味着,真正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临近了。7月30日,陶瑞滨在内的87名作业队员踏上专列,从青海金银滩出发,开赴新疆戈壁滩上的试验场,执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相关任务。

陶瑞滨与核物理专家胡仁宇、赖祖武分到一组,负责保护原子弹最小部件“点火中子源”万无一失抵达试验场。“中子源就是一个乒乓球大小,极其关键。”陶瑞滨解释,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是中子轰击原子核引起裂变反应,“中子源”是原子弹的点火器,没有它就不能产生最终的核爆。中子源十分怕震,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护送它:在小球四周裹上海绵,装进盒子,再将两个一模一样的中子源装在皮箱里,“万无一失送到试验场”。坐在专列上,陶瑞滨把皮箱放在卧铺下面,除了上厕所请同事代看,一直和皮箱形影不离。

9月2日深夜,专列到达新疆某火车站。为了严格保密,火车站漆黑一片,并未亮灯,所有人摸着黑下火车换汽车。直到天光渐渐变亮,天山南麓的模样显露出来,远处白茫一片,荒无人烟。行车太颠簸,陶瑞滨形容这支长长的车队仿佛是在跳舞。他却顾不上许多,紧紧护住抱在胸前的皮箱达到减震作用。5个多小时车程结束后,胳膊已经僵得动不了了。

2024年,陶瑞滨获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纪念章。本报记者 张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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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陶瑞滨获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纪念章。本报记者 张挺 摄

10月15日,试验准备进入最后阶段。深夜,陶瑞滨和同事胡仁宇、赖祖武接到紧急命令,要徒步将中子源从驻地护送到试验核心区,最终送达102米高的爆心铁塔下。天气好的时候,星光会将戈壁滩照得亮堂堂,能看见乱石、浅坑,不至于摔跤。偏偏是那一夜,罗布泊乌云密布,前路一片漆黑。“一开始,我们想走一个纵队,由最前面的人探路,中间的人抱箱子,后面的人殿后。”陶瑞滨回忆说,为了确保不摔一跤,稳稳将中子源送到指定地点,最终他们决定:由陶瑞滨走在中间,双手抱住皮箱,胡仁宇、赖祖武一左一右挽着他的胳膊,再用另一只手打手电。

“一、二、一、二……”三个人大声喊着口号,同声同步地向黑夜走去。62年后再回忆,陶瑞滨忍不住笑了,“戈壁滩寂静无声,这样的场景真是奇特。”没人记得1公里走了多久,他们成功来到铁塔下。寒冷的夜里,3人浑身湿透,口干舌燥。

自从领受了护送中子源的任务,他们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定人定量的水和干粮也顾不上吃。加之承受巨大心理压力,陶瑞滨的口腔严重溃疡,无法吞咽食物,病倒住院。

陶瑞滨出院后,回到金银滩,继续保卫“两弹一星”研制。1990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成了历史使命,陶瑞滨是最后一任国营二二一厂保卫部负责人、矿区公安局局长。

陶瑞滨将其获得的部分荣誉捐献给徐汇区警史馆。本报记者 张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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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瑞滨将其获得的部分荣誉捐献给徐汇区警史馆。本报记者 张挺 摄

1984年,核工业部向他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的贡献;他还获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2024年,九旬高龄的陶瑞滨获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纪念章。在金银滩“原子城纪念馆”姓名墙上,镌刻着30多年间在“二二一”基地工作过的人名,陶瑞滨和陶伟弦父女的名字都在其中。

原标题:《94岁上海老公安揭秘:62年前抱着原子弹“点火器”徒步走向爆心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