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中国火箭军）
毛泽东自称其诗是“马背上哼成的”，因而他得了一个“马背诗人”的雅称。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表明：“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这不是伟人的谦虚，而是毛泽东以跨越千年的目光对自己诗词创作的要求。
若纯粹就艺术成就而论，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也许略逊色于他的《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等著名词篇，相对于他奔放的性格特点来说，律诗的工整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和谐恐怕会对他造成一定的束缚。但是，由于《七律·长征》及时而真切地描绘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史诗性事件，它本身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史诗。
关于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它不仅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军事行动，更是一次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宣示和精神锻造。其意义远超军事范畴，渗透至政治、组织、精神等各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的重要基础。若要理解万里长征的伟大意义，首先需知其基本历程与艰险卓绝。
1934年10月10日始，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胜利会师，长征历时两年，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约合12500公里），各路红军合计总行程约6.5万里。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转战地域广。红军主力部队共途经14个省份，包括：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旧省，辖境今属四川、西藏）、青海（部分边缘地区）、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平均每天行军70里，最多时一昼夜疾进240里，创造了人类行军史上的奇迹。
二是战斗频次高。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及其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之中，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尤其是惨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还有绝地逢生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例，展现了红军指战员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三是跨越天险多。长征路是不断与自然天险的搏斗之路。红军共穿越近百条江河，其中著名的有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等。其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壮举载入史册。同时，红军翻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如夹金山、文笔山等都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20余座，空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无数战士因严寒、缺氧长眠于雪线之上。此外，红军还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沼泽密布、气候恶劣的茫茫草地（松潘草地）。
上述一系列数字——14个省、600余战、近百条江河、40余座险峰雪山和茫茫草地，共同勾勒出长征的艰苦卓绝，中国工农红军从其中淬炼并凸显其伟大精神和不朽意义，创造了战略与意志的双重奇迹。
四是影响中国革命深。具体表现为：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长征中历经考验的骨干此后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长征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战略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为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
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促进了全党全军团结。各路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相互支援、共同奋战，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
因此，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所以，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90年后的今天，长征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而那条蜿蜒在1930年代中国山河间的红色铁流，将永远是中国精神坐标上最醒目的标记。
回望伟大转折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涛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革命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仅仅通过遵义会议完成的，而是通过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包括此间前后连续召开的通道（1934年12月12日）、黎平（1934年12月18日）、猴场（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扎西（1935年2月5日—9日）、苟坝（1935年3月10日—12日）、会理（1935年5月12日）等7个最主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链，才不断推进、提升、巩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7个会议各有各的侧重，各有各的作用。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苟坝会议”。其过程跌宕起伏，不仅挽救红军于险境，更建立起高效的军事指挥机构，从组织上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中央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长征走向胜利提供组织保障。
二打遵义大捷之后，红军士气高涨，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在此背景之下，1935年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给中革军委发来“万急”电报，强烈建议乘胜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消灭黔军王家烈所部犹国才师。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与中革军委绝大多数领导者支持。朱德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战斗力薄弱，红军集中兵力有取胜把握。陈云则提出，打下打鼓新场能获取物资，补充部队给养。与会多数人认为这是扩大战果、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的良机，一致主张发起进攻，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提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
散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后坐卧不宁，他深知贸然进攻打鼓新场会使红军陷入极大危险。当夜，他提着马灯，冒着料峭寒风，步行三里路去找周恩来，决心劝阻周签署命令（当时周仍为军事最后拍板人）。路上碰到毛泽东派往打鼓新场连夜赶回的两个侦察员，据报，打鼓新场已出现四川口音的部队，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蒋介石已经增兵打鼓新场！毛泽东即率二人一起去向周恩来汇报，其时朱德又送来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戴镜元电报，经破译密电，又有滇军一部正紧急赶往打鼓新场！一切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担心和预判完全正确：打鼓新场就是蒋介石为红军挖的一个“坑”！
11日一早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恢复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接着就取消了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又一次挽救了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
震动之余，大家又进入了另一种思考：打鼓新场风波已然暴露了“20多人集体决策军事行动”的弊端，在瞬息万变的军事行动中，动辄要求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是否明智？是否容易贻误战机？3月12日，经到会的中央领导讨论，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会上还讨论了如何摆脱敌人新的“围剿”的战略方针。
由此，苟坝会议不仅是一次重大军事决策的纠偏，也深化了大家对毛泽东战略判断的认识；更是一次组织机制的优化与完善，建立起高效集中的军事指挥机制，从组织层面巩固正确军事路线，保障毛泽东军事主张的贯彻实施。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军事领导的任务圆满完成。
总之，以遵义会议、苟坝会议为代表的多个关键会议构成的会议链，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得以贯彻执行，这是长征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品读壮丽诗篇
最后，让我们回到《七律·长征》诗作本身。虽如本文开头毛泽东所说，他的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但广大人民群众都满意、喜欢，我个人甚至还特别推崇，以为可入古今以来《七律》之前列。何以见得？请试析之。
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极其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豪迈大气和乐观主义，把“远征难”和“只等闲”这一组悖论平实而又神奇地组合在一起，给全诗定了一个鲜明的轻松基调，然后渐次展开，说的都是如何一个“等闲”法。
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显示了诗人纳天入怀的气度与胸襟。“五岭”就是南岭，是自东至西横亘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的一列山脉，最知名的有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故谓“五岭”。乌蒙山，是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之一，横亘云贵川三省交界，山高谷深，气候恶劣。这一联说的是五岭紧密相连的山岭就像翻滚的小波浪一样，而乌蒙山磅礴的山体就犹如“阪上走丸也”。总之，不管群山逶迤是多么崔嵬险峻，都被毛泽东“等闲”藐之。以小喻大，化巨为渺，因此也成为本诗的一个重要修辞手法。
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金沙江在长江的上游，因高山形成落差，浪高水急，波涛汹涌。红军过金沙江的时间是1935年5月，此时天气已然颇为炎热，诸葛亮《出师表》里“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泸水就是后来的金沙江。同样是5月，只不过一个是农历，一个是阳历，时间上相差不过个把月。
《三国演义》里说蜀军渡泸水时由于水中瘴气，兵士纷纷中毒，损失不小，最后由当地老农指点，知道了趁深夜水冷、毒气未发时泅渡才能安全。红军有没有遇到诸葛亮当年的问题？当时的天气已经炎热异常却是不假，据化名为“廉臣”的陈云同志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愈下山，愈觉热。一到江边，天气更热，红军士兵莫不痛饮冷水……”当时火辣辣的热，所以“水拍云崖”才会给毛泽东以“暖”的感觉。化酷热为温暖也是等闲视之吧。
红军过大渡河是在1935年5月。据《四川通志》载，大渡桥，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开建。“东西长三十一丈，宽九尺，施索九条，覆板其上，栏柱皆熔铁为之。”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逼到这里，无法过河，走投无路，最后想用自己的人头来换取全军将士的性命，结果清军背信弃义，石达开手下将士被全部杀害。蒋介石梦寐以求地想在石达开走麦城的地方，将“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
川军泸定守军早早撤光了铁索上的桥板，河上只有赤裸摇晃的铁索令人眼晕胆寒。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对岸的强大火力攀缘铁索，在我方火力支持下边铺桥板边匍匐前进，最终，“飞夺泸定桥”成为中国革命史乃至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但毛泽东只用一个“寒”字以蔽之。是手触铁索之寒？还是令观者心寒？抑或让敌军胆寒？甚至连今人闻之都不免吁寒气，冒冷汗！而且，按照七律颔联、颈联严格对仗的要求，此二联也是好联。首先都是将庞然大物宏观藐之（“腾细浪”“走泥丸”)，意象出奇；然后更难能可贵的是，将万水千山的代表性地名（五岭、乌蒙）与向死而生的绝险之战（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自然串联起来，就成了妙联佳对。
尾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描绘的本是可能成为压垮红军的最后一根稻草的雪山大翻越，可诗人笔下的情绪却是“更喜”，却是“尽开颜”，堪比杜甫的“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确实可有一比，正如毛泽东1958年给《忆秦娥·娄山关》作注时所言：“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此时怎能不喜？诗人已经完全忽略或者超越了出生入死、忍饥挨饿、顶风冒雪的危险艰辛，胸中喷薄而出的只是苦尽甘来的豪迈与乐观。
修辞手法加艺术特色再加记录长征这一人类伟大史诗之背景，《七律·长征》比之被南宋严羽称为“唐人七律第一”的旷渺幽愁的《黄鹤楼》如何？比之杜甫沉郁顿挫的《登高》又如何？
你品，你细品。
结语
那么，长征到底是什么？在中国老一辈军旅作家魏巍笔下，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笔下，是“悲壮的史诗”；在美国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的笔下，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在20世纪末世界史学家眼中，是千年以来影响人类的十大事件之一。而在此诗创作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更加理性而不失诗意、更加严谨而同样豪迈地总结道：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脚下千秋史，马上一首诗。长征，虽然仅仅历时两年，但她所记录和包含的人类精神和挑战极限的能量，却有着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凝重、深邃和辽远。
作者：朱向前，系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文稿来源：火箭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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