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二岁那年，从省城大专毕业，没拿到学位证，灰溜溜回了老家。不是没机会拿，是大三那年跟辅导员吵了一架，实习报告没交，卡住了。我妈在电话里骂了我三天，说你爸在工地上扛水泥供你，你倒好，拿个大专证回来，连个实习报告都交不上。
我爸没骂。他蹲在门槛上抽烟，说了一句：回来就回来吧，公社里缺个文书，你去试试。
公社就是原来的乡镇政府，后来改叫街道办。我们那个地方，豫东平原上一个小镇，叫柳河镇。镇上一条主街，两边是杂货铺、农资店、修车铺、两家饭店。公社在街东头，三层小楼，白瓷砖，九几年盖的，现在墙皮掉了一半。
文书的活儿不难。打字、填表、写通知、帮领导整理材料。我那时候刚学会五笔，一分钟能打六十个字，在镇上算快的。书记姓刘，四十多，胖，说话慢，看人总眯着眼，像在算计什么。他给了我一张桌子，在二楼走廊尽头，跟计生办、民政科挤一块儿。
孙阿姨就在计生办。
她叫孙丽萍，三十四岁。不是镇上的，是邻县嫁过来的。男人原先在镇上开拖拉机，后来跑运输，出了事，人没了。留下一个儿子，叫小磊，那时候十二三岁，上小学五年级。孙阿姨在计生办做统计，管育龄妇女档案、发准生证、催着做孕检。活儿不重，但琐碎，天天跟各村妇女打交道，嘴皮子磨薄一层。
我第一次见她，是报到那天。她端着搪瓷缸子进来，里头是浓茶，茶叶梗子浮在上面。她穿件藏蓝色夹克，里面灰色毛衣，头发扎马尾，脸上没化妆，但干净。她看我一眼，说：新来的？文书？
我点头。
她把缸子放桌上，说：小刘书记说你打字快，以后计生报表你帮我弄。我那双手，只会写不会敲。
我说好。
她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客气笑，是嘴角往上扯一下，眼睛没动。后来我知道，那是她习惯性的表情。不冷不热，不远不近。
头两个月，我跟她说话不超过十句。计生办和文书桌挨着，中间隔个文件柜。她每天进来，泡茶，翻档案，填表，偶尔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中午去食堂打饭，她一个人吃，不跟人凑。下午四点多，她收拾东西走人，骑一辆女式自行车，后座夹着小磊的书包——有时候小磊放学早，在门口等她。
我那时候二十二，刚从学校出来，心气儿还高。虽然没拿到学位证，但觉得自己好歹读了大专，在镇上算文化人了。每天坐在那儿打字，心里憋屈。晚上回我爸在镇上租的房子，我妈炒个青菜，我爸喝点酒，问我工作咋样。我说还行。其实不行。打字这活儿，谁学两天都会，我一分钟六十个字有啥可骄傲的。
转机出在五月份。
镇上搞计划生育突击月，上面压下来，每个村要报数字，结扎、上环、流产，都有指标。孙阿姨忙疯了。各村妇女主任交上来的表，有的缺项，有的写错，有的干脆是烟盒纸撕下来写的。她一个人核，核到半夜。
有天晚上我加班，帮刘书记打一份讲话稿。打完出来，看见计生办灯还亮着。推门进去，孙阿姨趴在桌上，面前一堆表格，台灯黄光照着她的脸。她睡着了，马尾散了一半，头发搭在表格上。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看了她一会儿。她眼角有细纹，眉头微微皱着，像睡着也在算数。搪瓷缸子里的茶凉了，茶叶沉底。
我轻手轻脚退出来。第二天早上，我把那些表格整理好了，按村分好，缺项的地方用铅笔标出来。她来的时候，我递给她。
她翻了翻，抬头看我。
你弄的？
嗯。
她又翻了几页。
标得对。你咋知道哪个村该填啥？
我昨晚看了一眼你以前的表，格式都差不多。
她没说话。把表格收进抽屉，端起缸子喝茶。喝了一口，忽然说：
你这孩子，心细。
就这一句。但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变了。不是那种上下打量的看，是认认真真的看。像看一个活人，不是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后来她开始让我帮她弄更多东西。不只是打字，是帮她整理各村育龄妇女名册，把纸质档案录进电脑。那时候镇上刚配电脑，就两台，一台在书记屋，一台在走廊尽头我这儿。孙阿姨不会用，我教她。她学得很慢，键盘上找字母要低头看半天。但她不烦，一遍不会就两遍。
有天中午，她没去食堂。我打饭回来，多打了一份，放她桌上。
吃吧。食堂今天有红烧肉。
她看了我一眼。
你咋知道我没去？
我猜的。
她没推。吃了。吃完说：明天我带咸菜，你别打了。
第二天她真带了。玻璃瓶装的萝卜干，辣的。她分给我一半。
就这么着，慢慢熟了。
她话不多，但说出来的都是实在话。她说小磊不听话，迷上打游戏，在镇上网吧泡着。她说她男人走的时候，小磊才六岁，她一个人拉扯，最难的时候去县城给人洗过碗。她说计生办这活儿，村里人恨多，背后骂她是刽子手，她听多了，皮了。
我说你为啥不换个工作。
她笑了一下，还是那种嘴角一扯的笑。
换啥？我会啥？除了填表、催人、跟妇女们扯闲篇，我还能干啥。小磊要上学，我要吃饭。这儿虽然被人骂，但好歹是公家的地方，月底有工资。
她说话的时候不抬头，手里搓着搪瓷缸子的搪瓷脱落的地方。那缸子用了很多年，白底红花，花都磨没了。
我那时候觉得，她不容易。三十四岁，寡妇，一个人带孩子，在单位里不声不响，回家还得管一个半大孩子。我二十二，没吃过什么苦，但我能感觉到那种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那种，没人可以靠、没人可以说的累。
夏天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小磊偷了钱。不是家里钱，是孙阿姨放在抽屉里准备交学费的八百块。小磊拿去网吧，跟几个孩子分了。孙阿姨发现后，打了他。不是那种吓唬的打，是真的拿扫帚疙瘩抽，抽在腿上，一条一条的红印子。
小磊哭着跑出去了。
孙阿姨站在屋里，扫帚还在手里，手抖。她没追。
我那天刚好去她家送一份材料。她住镇西头一排平房，两间，土墙，院子里有棵槐树。我推门进去，看见她坐在门槛上，扫帚扔地上，眼睛红着，但没哭。
小磊呢？我问。
跑了。
我去找。
别去了。他跑不了多远。让他凉快凉快。
我站在院子里。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响。孙阿姨坐在门槛上，背有点驼。阳光照在她藏蓝色夹克上，洗得发白。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
他爸在的时候，他不敢这样。他爸走后，他越来越野。我跟他说啥他都顶。我说东他往西。我打他，他恨我。不打他，他更野。你说我咋办。
她看着我。不是问我，是问天。
我说：他大了，有主意了。你打没用。得跟他讲。
讲啥？他听得进去吗？
你试试。
她没说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指关节有点粗，指甲剪得短短的，掌心里有茧。
傍晚小磊回来了。在门口站着，不进来。孙阿姨站起来，走到门口。母子俩对视。小磊眼睛肿着，脸上还有泪痕。
孙阿姨说了一句：进来吃饭。
小磊进来了。
那天晚上我在镇上吃了碗烩面，出来走回家，路过她家门口。灯亮着。透过窗户看见孙阿姨和小磊坐在桌边，桌上两碗面条，一碟萝卜干。母子俩没说话，但都在吃。
我心里松了一下。
从那以后，我跟孙阿姨之间多了点什么。不是那种明确的、说得清的东西。是她看见我会笑一下，是真的笑，眼睛弯一点。是我帮她弄完表格，她会倒一杯茶推过来。是我偶尔去她家送东西，她留我吃饭，炒个鸡蛋，切半根黄瓜。
小磊也开始跟我说话。问我电脑怎么用，问我省城啥样。我说省城有高楼，有地铁，有肯德基。他眼睛亮了。说以后要去省城。孙阿姨在旁边听着，没泼冷水。
七月底，镇上发大水。连着下了三天雨，柳河涨了。镇子西头地势低，淹了。公社一楼进水，文件泡了一地。所有人搬东西、堵沙袋。孙阿姨那些计生档案，全在一楼柜子里，她急疯了。我帮她一摞一摞往二楼搬。水到了膝盖，凉的，泡得脚发麻。
搬完，她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夹克滴着水。她坐在二楼走廊里，看着楼下浑黄的水，喘气。
我递给她一条毛巾。她接过去，擦脸。擦着擦着，手停了。
她说：我男人走那年，也发大水。他跑运输，车陷在河滩里，他下去推，水一下涨了。人没上来。
她看着我。眼睛里水光不是雨。
我那时候不知道说啥。就坐着，陪她。
她擦完脸，把毛巾叠好，放膝盖上。
你说，人活着图啥。我有时候觉得，我就是个拉磨的驴，蒙着眼转。转一天是一天。小磊长大了，我就没用了。
我说：你不是驴。你是孙阿姨。小磊需要你，镇上那些表需要你，——我需要你帮我看那些计生条例，我一个大专生，哪懂那些。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
你这孩子，嘴甜。
不是嘴甜。是实话。
八月十五，中秋节。我爸我妈回老家收秋了，我一个人留在镇上。孙阿姨也一个人。小磊去他同学家过节了。她叫我过去吃饭。我去了。她包了饺子，韭菜鸡蛋的。两个人坐在小桌前，一盘饺子，一碟醋，一碟蒜。
她倒了杯酒。不是白酒，是葡萄酒，超市买的，十几块钱一瓶。
过节。喝一口。
我喝了一口。甜的，像糖水。
她喝了一口，皱眉。
不好喝。
但她又喝了一口。
那天晚上她说了很多。说她娘家的事，说她爸以前打她妈，说她小时候想读书，家里不让，说她十六岁就出来打工，在县城纺织厂织布，说她男人追她的时候骑着拖拉机绕厂子三圈。她说得东一句西一句，像水开了往外溢。
我听着。不插嘴。
她说着说着，声音低了。
我好久没跟人说过这些了。
我说：以后想说就说。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记得。不是看小辈的眼神，也不是看男人的眼神。是看一个能接住话的人的眼神。
后来事情是怎么变的，我说不清。不是哪一天突然变了。是一天一天，话多了，近了，熟了，再近了。是她递我茶杯的时候手指碰到我手背，都没缩回去。是我帮她修电脑，站她身后，她没躲。是她笑的时候，我多看了一眼，她没骂我。
九月初，有一天晚上，加完班，都走了。我关灯锁门，下楼。她在楼下等着。说自行车链子掉了，让我帮她修。我蹲下去弄。她站在旁边看着。弄好了，我站起来，手上有油。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我。我接的时候，她没松手。
我也没松。
我们就那么站着。楼道里没灯，月光从门口照进来。她脸上那条细纹，我看得清清楚楚。
她说：你才二十二。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三十四。
我说：我知道。
她松了手。转身走了。自行车骑出去几米，停了。回头看我一眼。
那一眼，我后来想了很久。不是勾引，不是试探。是犹豫。是她自己也没想好。
我也没想好。
但有些东西，想不好也会往前走。
那之后，我们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恋爱。恋爱有名字，有说法，有开始。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她偶尔会多倒一杯茶，我偶尔会多打一份饭。她骑车走的时候，会回头看一眼。我站在门口，会多看她背影一会儿。
没人知道。镇上的人粗，但眼不瞎。只是我们藏得好。或者说，没人往那方面想。谁会想到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跟一个三十四岁的寡妇？
十月底，出事了。
不是我们暴露。是小磊。小磊在学校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缝了三针。对方家长闹到镇上，要赔钱。孙阿姨拿不出。她一个月工资八百多，房租一百五，小磊学费、生活费，加上日常开销，月底经常剩不下。赔人家医药费要两千。她找我借。
我那时候在镇上干了半年，攒了三千多。全给她了。
她接钱的时候，手抖。
你为啥借我。
我说：你以后还。
她说：我要是还不上呢。
我说：那就欠着。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来我住的地方找我。我爸租的那间房，我一个人住。她敲门，我开。她站在门口，没进来。
她说：小磊的事，谢谢你。
我说：没事。
她说：你对我太好了。
我说：应该的。
她说：不应该。你二十二，你该找个年轻的，好看的，没孩子的。不该跟我搅在一起。
我说：我没搅。
她说：你有。我也有。
她转身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巷子里没灯，她脚步声一下一下，越来越远。
我关上门。坐在床边。手心里还有她刚才碰过的温度。
我知道，完了。不是坏事完了，是这件事，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从前那种清清白白的、帮帮忙、说说话的关系，回不去了。
十一月，天冷了。镇上开始烧煤炉。我屋里生了个炉子，烟筒伸到窗外。孙阿姨来的次数多了。有时候是送个咸菜，有时候是拿个文件让我看，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站一会儿，说两句话，走了。
有天晚上，小磊住同学家。她来了。进门，坐在椅子上。炉子烧得红，屋里暖。她穿着那件藏蓝色夹克，没脱。
她说：我想了很久。
我说：想啥。
她说：想你。想我自个儿。想这事儿对不对。
我说：没有对不对。
她说：有的。你二十二，我三十四。你没结过婚，我有孩子。你是镇上的文书，我是计生办的寡妇。别人知道了，你名声坏了，我名声也坏了。小磊知道了，他咋想。
我说：小磊不会知道。
她说：纸包不住火。
我说：那就不包。
她抬头看我。
你说啥。
我说：我不怕。你怕不怕。
她沉默了很久。
我怕。我怕害了你。你本来有前程，回省城找个工作，找个好姑娘，过正经过日子。跟我搅在一起，你啥都没了。
我说：我不要啥前程。我就想对你好。
她说：你傻。
我说：我傻。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脸。手凉的。
她说：你脸上有胡茬了。
我说：长了两天没刮。
她说：你该刮了。
我说：你帮我刮。
她没帮。她把手收回来。转身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
她说：我走了。
我说：好。
她开门。出去了。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风灌进来，炉子上的水壶响了。
我走过去，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没睡。坐在炉子旁边，听水壶咕嘟咕嘟。
十二月初，刘书记找我谈话。说县里要招一批年轻后备干部，去党校培训三个月。回来可能提拔。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说：我去。
不是因为我有多想提拔。是因为我需要离开一阵。我怕再待下去，会出事。不是怕别人知道。是怕我自己。怕我哪天控制不住，怕她哪天控制不住。怕我们俩都控制不住的时候，把两个人都毁了。
我把这事跟孙阿姨说了。她正在填表，笔停了。
去吧。
她说。
我说：你咋想。
她说：你去。这是好事。你该去。
我说：那你呢。
她说：我有小磊。我有我的日子。你去你的。
我说：我回来呢。
她说：回来再说。
她没抬头。笔又动了。
我走的那天，她没来送。小磊来了。小磊说：我妈让我跟你说，路上小心。
我说：知道了。
小磊骑着自行车走了。我站在镇口等班车。风大，吹得脸疼。我回头看了一眼镇子。公社那栋白瓷砖楼在远处，三层，不高。孙阿姨应该在二楼，在计生办那张桌子后面，端着搪瓷缸子，喝茶。
班车来了。我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车开的时候，我看见镇子一点点变小。柳河、槐树、平房、白瓷砖楼。都远了。
党校三个月。学的是政策、理论、公文写作。枯燥。但我学得认真。不是因为我有多上进，是因为我需要把脑子填满。脑子一空，就全是她。她喝茶的样子，她笑的样子，她摸我脸的时候手凉的样子。
中间回来过一次。元旦。待了两天。没见她。不是不想见。是不敢。我妈问我咋不找小孙坐坐，我说忙。我妈说：你这孩子，人家帮了你半年，回来连个照面都不打。
我没解释。
回党校，收到她一封信。不是情书。是张明信片，镇上小卖部卖的那种，印着柳河的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小磊期末考了全班第十二。比上次进步了。
就这一句。没署名。但我知道是她。
我把明信片夹在书里。
三月底，培训结束。回来，没提拔。名额给了书记的侄子。刘书记拍我肩膀说：下次。下次一定。
我笑笑。不在乎。
回到原来的桌子。二楼走廊尽头。计生办还是那样。孙阿姨还是那样。藏蓝色夹克，灰色毛衣，马尾，搪瓷缸子。好像我走了半年，什么都没变。
但她变了。我看得出来。她瘦了。眼角多了条细纹。笑的时候，嘴角还是一扯，但眼睛里多了点东西。不是光，是沉。
我们没再像以前那样。不是刻意疏远，是中间隔了一层。像一张纸，捅破了，又糊上了。看得见，摸不着。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打字，她填表。中午各自吃饭。偶尔她多带一瓶子咸菜，分我一半。我接过来，说谢谢。她说不客气。
客气了。
她有一次说。
我说：应该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五月，小磊中考。考得不好。上不了县高中，去了职高。学汽修。孙阿姨没骂他。说：行。学门手艺也好。
小磊后来去了县城读职高。住校。孙阿姨一个人了。她还是那样，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偶尔去县城看小磊，骑那辆女式自行车，坐大巴。来回四个小时。
我有时候想去找她。走到她家门口，又回去了。不是怕。是不知道去了说什么。以前那些话，都说过一遍了。再说，就是别的了。别的，我们都承受不起。
我二十四岁那年，调去了县里。办公室工作，比镇上强。走的时候，刘书记说：小伙子有前途。好好干。
我收拾东西。孙阿姨过来，帮我搬箱子。箱子不重，但她搬了。
她说：去县里好。县城大，机会多。
我说：嗯。
她说：以后找了对象，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我说：好。
她笑了一下。这次是真的笑。眼睛弯了。
我坐上公交车。她站在公社门口。没挥手。就那么站着。藏蓝色夹克，马尾，搪瓷缸子拎在手里。
车开走了。我从后窗看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蓝点。
后来，我每年过年回镇上，偶尔能看见她。小磊职高毕业，在县城修车。后来自己开了个修车铺。孙阿姨退休了。计生办撤了，合并到卫健办。她拿退休金，一个人过。
我二十八岁结婚。对象是县里一个小学老师，姓王，温和，本分。婚礼她没来。我给她寄了请柬，她没回。不是生气。是她不来，比来好。
我妈后来跟我说：你孙阿姨那年托人带话，说恭喜。还送了一床被子。手工缝的。她说你小时候盖过她一床，这个是新做的。
我没看见那床被子。我妈收着了。
我三十二岁那年，回镇上办事。路过她家门口。槐树还在。院子收拾得干净。她坐在门口，头发白了一半，还是马尾。搪瓷缸子还在，白底红花，花全磨没了。
她看见我。站起来。
回来了？
嗯。办点事。
进来坐坐不？
我犹豫了一下。进去了。
屋里还是老样子。两间平房，一间堂屋，一间卧室。堂屋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小磊的照片，穿工装，笑得憨。
她倒了杯茶。茶叶梗子浮在上面。
我说：你还喝这个。
她说：喝惯了。换不了。
我喝了一口。苦的。
她说：你儿子多大了。
四岁。
像你。
不像。像他妈。
她笑了。
你媳妇好吧。
好。
那就好。
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小磊去年结婚了。媳妇是县城卖手机的。挺好。
我说：恭喜。
她说：有啥恭喜的。当婆婆了，累。
我说：你看着年轻。
她说：瞎说。头发都白了。
她摸了一下头发。手还是那样。指关节粗，指甲短，掌心有茧。
我说：孙阿姨。
她说：嗯。
我说：那年，你摸我脸。
她手停了。
她说：你记得。
我说：记得。
她说：我也记得。
又沉默了。
我说：我该走了。
她说：好。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她。她坐在椅子上，搪瓷缸子端在手里。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细纹，白发，笑。嘴角一扯。
我说：孙阿姨。
她说：嗯。
我说：谢谢你那年教我。
她说：教你啥了。
我说：教我，人活着，得有人接住。
她低头喝茶。没说话。
我走了。
后来再没见过她。
我三十五岁那年，听说她走了。不是死。是搬去县城跟小磊住了。小磊媳妇生了，双胞胎。她去带孩子。
我妈说：你孙阿姨有福气。儿孙满堂。
我说：嗯。
我妈说：你那年要是跟她——
我说：妈。
我妈不说了。
有些事，不说比说好。
我今年四十了。在县里一个局里当科长。老婆调去了市里，两地分居。儿子上小学。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偶尔加班到深夜，坐在办公室里，想起那年二十二岁，在柳河镇，二楼走廊尽头，一个女人端着搪瓷缸子走进来，说：新来的？文书？
我说：嗯。
她说：以后计生报表你帮我弄。
我说：好。
就那么简单。
孽缘？不是孽。是两个孤独的人，在一段不该开始的路上，走了几步。走完了，各自回头，各自安好。
她没毁了我。我也没毁了她。我们互相给了对方一点暖。那点暖，够撑过那些冷的年月。
够了。
我四十岁这年冬天，回了趟柳河镇。
不是办事。是专门回去的。我妈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在县医院做了手术，我接她回镇上养。租了镇卫生院旁边一间平房，我请了半个月假，伺候她。
镇子变了。主街拓宽了，铺了柏油，两边开了快递点、奶茶店、两家药店。公社那栋白瓷砖楼还在，三层，墙皮掉得更厉害了，现在挂的牌子是"柳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二楼走廊尽头那间屋子，窗户封了，改成储物间。
我推着轮椅带我妈晒太阳，路过镇西头那排平房。槐树还在。院子里的墙重新抹了灰，门换了铁门，刷成绿色。门口贴着红对联，褪了色，隐约能看见"孙"字。
我问旁边小卖部的老李头："孙丽萍还在不？"
老李头眯着眼看我："你谁啊？"
"我以前在公社干过，小周。"
"哦——周文书。你妈摔了？"
"嗯。"
"孙阿姨早搬了。去县城跟儿子住了。你不知道？"
"知道。就是路过，看看。"
老李头说："她前年回来过一趟，给她男人上坟。一个人，在坟前坐了半天。回来在镇上转了一圈，到我这儿买了包烟。我说你咋抽上了，她说戒不掉。走的时候说，这镇上没啥变的，就人老了。"
我推着我妈往回走。我妈说："你去找你孙阿姨了？"
"没找。就是看看那房子。"
"你心里一直记着人家。"
"妈。"
"记着就记着。妈不说了。"
我妈闭眼养着。我每天给她翻身、擦身、熬骨头汤。我媳妇周末从市里回来，待一天，周一走。儿子在市里上寄宿，周五才回。我一个人待在镇上，白天安静，晚上更安静。
有天晚上，我翻我妈的柜子找老花镜，翻出个布包袱。里头是旧衣服、旧鞋，还有一床被子。手工缝的，针脚细密，棉花厚实。被角绣了个"萍"字。
我拿出去给我妈看。
"这被子，孙阿姨送的吧。"
我妈睁开眼，看了半天。
"你咋知道。"
"我认得她的字。"
我妈叹了口气。
"她那年听说你要结婚，熬了半个月，一针一线缝的。让我别告诉你。说你媳妇看见了不好。我就收着了。想着你哪天冷了盖。你倒好，一直没盖过。"
我摸着被面。棉布洗过，软了。针脚还是紧的。
"妈，孙阿姨现在身体咋样？"
"前年回来时候，走路有点跛。说是膝盖积水，抽过两次。小磊说让她做手术，她不去，说老了不折腾。在县城帮着带孩子，双胞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小磊媳妇脾气急，她忍着。打电话跟我说，忍忍就过去了，媳妇毕竟不是闺女。"
我听着，心里堵。
"她没再找人？"
"找啥。她那脾气，谁受得了。再说，心里装着一个人，装不下第二个。"
我低头叠被子。叠好了，放回包袱里。
"妈，你咋知道她心里装着人。"
我妈看了我一眼。
"我又不瞎。"
我没再问。
过了几天，我妈能拄拐了。我回县里上班。临走前，我又去了趟那排平房。铁门关着，锁生锈了。槐树叶子落了一地，没人扫。我站在门口，看见院子里那棵槐树比二十年前粗了一圈。树底下有块水泥地，以前摆着两张凳子。夏天傍晚，她和小磊坐在那儿吃饭。我路过的时候，她会喊我一声：吃了没？
我说：吃了。
她说：进来吃点。
我说：不了。
她说：客气。
现在没人喊了。院子空了。树还在。锁锈了。
我回县城。日子照旧。上班、开会、写材料、接儿子、做饭。偶尔跟我媳妇视频，说不上几句话。她在市里忙，我在县里忙。儿子在寄宿学校，周末回来抱着手机不放。
有天周末，儿子问我："爸，你年轻时候干过啥。"
"干过啥？上班呗。"
"不是。我是说，你有没有那种——故事。"
"什么故事。"
"就是那种，电视剧里演的。喜欢一个人，又不能在一起。"
我看着他。十三岁，刚上初中，眼睛亮亮的，像我当年。
"你从哪儿学这些。"
"我们班有人谈恋爱了。我不懂。他们说喜欢一个人就是想跟她在一起。可我同桌说，他爸喜欢他妈，可他妈去了外地，不回来了。他说他爸很难过，但从不说。"
我没说话。
儿子说："爸，你有没有很难过但不说的时候。"
我看着窗外。县里的天，灰蒙蒙的。
"有。"
"那后来呢。"
"后来就过去了。"
"真的过去了？"
"真的。"
儿子不信。但他没再问。
我那天下班，路过县医院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弯腰在系鞋带。背影熟。藏蓝色棉袄，马尾——不对，马尾早没了。头发剪短了，花白。
我停了车。走过去。
"孙阿姨？"
她直起腰。转过来。
脸变了。胖了点，皱纹深了，眼睛还是那样。认出我的时候，眼睛弯了一下。
"小周。"
"你怎么在县医院？"
"小磊媳妇产检。我带孙子来转转。双胞胎闹，她累，我替她跑跑。"
她推着婴儿车。车里一个小孩睡着了，另一个啃手。
"你妈好了？"
"好了。能拄拐了。"
"那就好。你妈那人，硬气。"
"你呢？膝盖咋样了。"
她愣了一下。没想到我还记着。
"还那样。不碍事。"
"做手术没？"
"没。老了，不折腾了。"
"得做。积水拖久了，关节磨坏了，走不了路。"
"知道了，周大夫。"
她笑了。嘴角一扯。还是那个笑。
我们站在医院门口。车来车往。她推着婴儿车，我站在旁边。
"小磊好吧？"
"好。修车铺生意还行。就是媳妇脾气大，我忍着。"
"你忍了一辈子了。"
"忍惯了。"
沉默了一会儿。
"你媳妇呢？"
"在市里。两地分居。"
"那不好。夫妻不能长分居。"
"嗯。"
"你儿子多大了？"
"十三。"
"跟我小磊当年一样大。半大不小，最气人。"
"你那时候更难。"
"难啥。穷有穷的过法。"
她看了看表。
"我得回去了。媳妇等着呢。"
"好。"
她推着车走了几步。停下来。
回头。
"小周。"
"嗯。"
"那年那床被子，你盖过没？"
我摇头。
"没盖。我妈收着了。"
她点点头。
"盖了吧。棉花是我自己弹的。暖。"
她走了。
我站在医院门口。风大。吹得脸疼。
后来我回去，把我妈那包袱打开，把被子铺在床上。晚上盖了。棉花厚，暖。被角那个"萍"字，磨得浅了，但还能看清。
我媳妇回来，看见被子。
"这哪来的？"
"孙阿姨送的。我结婚那年。"
她摸了摸。
"针脚真细。"
"嗯。"
"你一直留着。"
"嗯。"
她没再问。
我盖了那个冬天。暖和。第二年春天收起来，叠好，放柜子顶层。
我妈后来跟我说，孙阿姨去年冬天走了。不是死。是真走了。小磊媳妇嫌她，吵了一架，她收拾东西回了柳河镇。一个人住那间平房。
"你不去看看？"我妈说。
"忙。"
"你啥时候不忙。"
我没说话。
三月，我请假，回了趟柳河镇。直接去西头那排平房。铁门开着。院子里扫干净了。槐树发了新芽。
她坐在门口，晒着太阳，搪瓷缸子搁脚边。看见我，眼睛眨了眨。
"小周。"
"孙阿姨。"
我搬了张凳子坐她旁边。
"膝盖做了没。"
"做了。去年做的。换了关节。现在能走了。"
她站起来走了两步。确实利索了。
"你瘦了。"
"老了都瘦。"
"小磊呢。"
"不管我。他媳妇不让回来。说我惯孩子。我惯了一辈子，到老还惯出错了。"
她笑了一下。嘴角一扯。
"你呢。还两地？"
"嗯。"
"离了吧。"
我看着她。
"你别吓我。"
"不是吓你。是实话。过不到一块儿就离。别学我，凑合一辈子，到头来啥也不是。"
"你不是啥也不是。"
"我是。我这一辈子，守着一个死了的人，拉扯着一个不亲的孩子，等了一个不该等的人。到头来，一个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她端起搪瓷缸子喝茶。茶叶梗子还是浮在上面。
"可我不后悔。"
她说。
"后悔啥。我活过。有人对过我好。我也对别人好过。够了。"
我坐在她旁边。阳光照在槐树上，叶子绿得晃眼。
"孙阿姨。"
"嗯。"
"那年你摸我脸。我记了十八年。"
她低头看着搪瓷缸子。
"我也记了。"
"你为啥摸我。"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个儿还是个人的人。"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光。不是年轻时候的光。是那种，把一辈子都过完了，回头看，觉得值了的光。
"小周。"
"嗯。"
"你是个好人。当年是，现在也是。"
"你也是。"
她笑了。这次笑得深。眼睛弯了，嘴角不是一扯，是真的往上翘。
"我可不是好人。我勾引过你。"
"你没有。"
"我有。我摸你脸，我多倒茶，我回头看你。我全干了。我就是个老寡妇，看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丢人。"
"不丢人。"
"丢。但我不后悔。"
她站起来。走到槐树下。摸着树干。
"这树，我种的时候小磊才六岁。他爸刚走。我哭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挖坑，把树苗栽上。我说，树活了，我就活了。"
她回头看我。
"树活了。我也活了。虽然活得不好，但活了。"
我站起来。走到她旁边。
"孙阿姨。"
"嗯。"
"我得走了。县里还有事。"
"走吧。"
她站在槐树下。藏蓝色棉袄，白发，搪瓷缸子。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在她脸上。
我走了几步。回头。
她还站在那儿。
"孙阿姨。"
"嗯。"
"被子我盖了。暖。"
她笑了。
"那就好。"
我走了。没再回头。
后来听说，她第二年春天走的。不是搬走。是真的不走了。膝盖手术做得好，但心脏不行。一天夜里，在睡梦里走的。小磊回来办的丧事。镇上的人去了不少。计生办的老同事、各村妇女主任、我妈也去了，拄着拐。
我没去。不是不想去。是觉得，她不想让我去。她这辈子最怕给人添麻烦。连死都挑夜里，不吵醒人。
我妈回来跟我说：她枕头底下压着一封信。没写收信人。打开看了，就一句话。
"那床被子，他盖了。值了。"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了。
我没红。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县里的天，灰蒙蒙的。但那天我好像看见了一道光。从很远的地方照过来。照在柳河镇那棵槐树上。照在那个穿藏蓝色夹克的女人身上。
她端着搪瓷缸子，说：新来的？文书？
我说：嗯。
她说：以后计生报表你帮我弄。
我说：好。
就那么简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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