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念
体育传播是指以体育运动及其相关现象为内容、以大众媒介和社会交往为渠道的信息传递、意义生产与社会建构活动，同时也是以此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交叉性学科领域。广义上，体育传播涵盖媒介对体育赛事、运动员、体育文化的新闻报道与意义再现（“媒介中的体育”），体育自身作为符号系统、仪式与身体的传播属性（“体育作为传播”），以及围绕体育形成的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与国际传播实践；狭义上，体育传播主要指体育新闻传播，即各类媒体对体育信息的专业化生产与分发。
（2）内涵和外延
体育传播的内涵是“体育信息的流动与意义的社会建构”。体育传播作为研究领域，其核心逻辑建立在“体育与媒介的共生关系”这一基本判断之上：现代体育是“没有媒介就无法想象的体育”，大众体育观赛是一种典型的媒介化经验，而媒介则依赖体育这一最稳定的内容资源获取受众与广告。二者形成罗（Rowe）所称的“媒介—体育共生复合体”。
其基本假设包括：第一，体育文本是高度符号化的文本，胜负、身体、国旗、国歌等构成浓缩的意义符码，易于触发集体情感；第二，体育受众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带有强烈身份认同（球迷、粉丝、地域共同体成员）的主动解读者；第三，媒介不仅“再现”体育，更参与“建构”体育现实——赛事规则因电视转播而调整、运动员因媒介曝光而成为明星、国家形象因大型赛事报道而被重新定义。
其外延可划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工具层面，即媒体作为体育的“载体”，如赛事转播、体育新闻；第二层次是中介层面，即媒介化（Mediatization）逻辑下体育制度、赛事组织、明星生产均被媒介逻辑重塑；第三层次是本体层面，即体育本身即传播——身体、动作、竞技仪式构成以身体为媒介的意义交流系统。三个层次由浅入深，反映了该领域从“传递观”向“媒介本体论”的演进。
（3）历史演变脉络
西方体育与媒介的共生可追溯至19世纪末美国便士报的体育版与广播时代的拳击、棒球转播；二战后电视将体育推向“媒介体育复合体”（Media-Sport Complex）阶段；
1989年温纳（Lawrence Wenner）主编《Media, Sports, and Society》标志学科自觉；1999年大卫·罗（David Rowe）出版《Sport, Culture and the Media》确立“媒介体育文化”研究范式。
中国方面，20世纪80年代体育新闻学教材问世；2005年王慧琳、阎伟主编《体育传播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标志学科命名确立；2008年杨正泉等《体育传播学导论》推动理论体系化；2010年后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催生体育国际传播研究热；2024年以来董嘉颖、李爱群等在《体育科学》提出“具身的媒介：体育即传播”的媒介本体论建构，标志研究范式的新一轮转向。
（4）理论主要内容
体育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归为六大板块：
①体育新闻生产研究。考察体育新闻的采编常规、专业主义与“去专业主义”倾向。魏伟提出体育新闻存在“去专业主义与反专业主义”两种极端倾向；罗（David Rowe）著名地追问体育报道是否仍是新闻业的“玩具部”（Toy Department），即严肃性不足的批评。
②媒介再现与符号研究。分析媒介如何再现性别（女子体育的边缘化呈现）、种族与民族国家。涵化理论被用于检验长期观看体育暴力画面的效果；框架理论被用于分析同场赛事报道的叙事差异。
③受众与效果研究。经典源头可追溯至哈斯托夫与坎特里尔（Hastorf & Cantril, 1954）的“他们看到一场球赛”实验——普林斯顿与达特茅斯学生对同一场橄榄球赛的感知截然不同，开选择性知觉与敌意媒介效果研究之先河。当代研究集中于准社会交往、使用与满足、球迷认同及运动员社交媒体使用。
④媒介事件与国家形象研究。大型国际赛事作为国家形象建构与公共外交的场域。杭州亚运会的行动者网络分析表明，赛事组委会、中外媒体、意见领袖与公民个体搭建多圈层复合网络，“共情”成为文明交流的首要策略。
⑤数字技术与智能传播研究。包括算法推荐下的圈层极化、短视频与直播重构观赛、电子竞技传播、VR/AR沉浸观赛、AIGC体育内容生产，以及“智能身体”——可穿戴设备与算法如何介导体育身体的存在方式。
⑥体育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全球体育的流动、软实力建构与文明互鉴，代表性概念包括“全球体育”（Maguire）、“柔性传播”与符号共鸣—价值转化路径（“苏超”研究）。
（5）理论的优势与贡献
①拓展了传播学的经验疆域。体育作为全民性的日常议题，为议程设置、框架、涵化、使用与满足等经典理论提供了高信度的检验场域，许多经典研究（如敌意媒介效果的“球赛实验”）本身就以体育为素材，体育传播反过来滋养了母学科。
②提供了理解媒介化社会的典型样本。体育是媒介化程度最高的社会领域之一：规则为镜头修改、赛程为转播调整、明星因曝光而生。研究体育传播即研究媒介逻辑如何殖民一个社会制度，对理解政治、教育等领域的媒介化具有方法论迁移价值。
③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实践。体育传播研究直接支撑国家形象建构、体育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赛事经济开发。“苏超”研究提炼的“文化符号生成—协同传播—价值转化”路径，为地方赛事把短期流量沉淀为可持续经济社会价值提供了可复制模式。
⑤回应前沿技术议题。从电子竞技、算法观赛到“智能身体”，体育传播站在智能传播研究前沿，其关于算法圈层极化的机制研究为治理网络舆论生态提供了场景化的理论方案。
（6）理论的局限性与批评
①理论原创性不足，“理论移植”色彩浓厚。体育传播长期被视为传播理论的“应用车间”，多为用现成理论解释体育现象，缺乏从体育实践中内生的中层理论。直到“体育即传播”的媒介本体论建构出现，学界才开始尝试从身体与具身经验中生长原创范式。
②研究层次失衡。既有研究多遵循媒介“传递观”，聚焦媒介如何再现体育、传递体育精神或传播效果，徘徊于“体育作为媒介”与“媒介中的体育”的外部关联，对传播、体育、媒介三者本体论关系反思不足，也忽视了“身体性”这一核心维度。
③娱乐化与严肃性的张力。体育新闻长期背负“玩具部”标签，去专业主义倾向（自媒体爆料、流量导向）与反专业主义倾向（深度报道缺失）并存，削弱了体育新闻的公共性。
④数字环境下的失范困境。算法推荐导致赛事传播圈层极化：舆论立场极端化、议题偏移化（从竞技转向立场之争）、交往冲突化、表达情绪化；运动员“网红化”伴随饭圈文化入侵、网络暴力与隐私侵扰，传统理论工具对这些新问题的治理方案供给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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