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有一种现象屡禁不止，甚至被某些人奉为“生存智慧”：中央出台一项政策，地方立刻琢磨出一套“对策”；上面要求严格，下面就搞“灵活变通”。有人觉得这是“会办事”，有人觉得这是“懂变通”，甚至有干部私下里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作是一种“本事”，一种“精明”。一些老百姓常常对我说：国家政策的经是好的，但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我认为：这种“精明”的假象，掩盖的是干部政绩观错位的真相。一些地方是有“浮夸风”基因遗传的，这些地方的领导为了所谓的“政绩”，将经济发展异化为“报表游戏”，让“假发展”变成套在地方发展脖子上的一根绳索。比如说“招商引资”的成绩，许多地方是在数字上做文章的，并不是真的发展那么好。这些地方的领导，用假报、虚报、瞒报过关，糊弄上级而已。把造假当成“精明”，把变通当成“能力”，这种思维本身就是病态的，但被一些人当作了“精明”。他们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哪顾得上管地方发展与民间疾苦？当每个环节在这样的领导下为造假开绿灯时，实事求是的坚守就溺死在形式主义的泥潭里。
“对策”的虚伪面孔，每一种都在蛀空政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象征式执行、增添式执行、替换式执行、选择式执行、机械式执行等多种形态。比如“选择式执行”，就是以实用主义态度过滤筛选上级政策，只选择对本单位有利的部分执行，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就不执行；比如“象征式执行”，就是用制作文件材料、宣传政策、召开会议等形式“落实”上级政策，却没有可操作的执行措施；比如“替换式执行”，就是表面制定贯彻上级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将政策内容进行替换。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例，从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有的把常态化工作包装成“中心工作”“重要任务”，有的把红头文件改头换面，频发“工作提示”布置工作任务，有的以“示范”“达标”的头衔巧立名目开展创建示范活动。这种做法的本质是“用形式主义来纠治形式主义”，结果非但于事无补，还助长了投机心态。
“上有政策、下有政策”是国家发展的“”，其第一重危害是：误导国家决策。虚假数据一旦层层汇总，就会污染国家发展的数据底座，误导宏观决策，扭曲资源配置。更可怕的是，那些造假的地方领导反而会因虚报政绩而得到升迁，去做更大的恶。这就形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恶性循环：实事求是的人得不到提拔，弄虚作假的人步步高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质，就是少数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把国家政策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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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重危害是：破坏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理解营商环境。中央三令五申规范地方招商引资，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但一些地方“不允许土地优惠，就用代建厂房替代；不允许税收优惠，就采取隐形返还方式；不允许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就变相输血投资”。这种“错误理解”的背后，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维在作祟，表面看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实则是扭曲的政绩观作祟，不仅加剧了地方财政负担，更在根本上违背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其“对策”实质，是用短期利益绑架长期发展。招商引资变成了“招伤”，倒贴式招商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最终受害的是那些老老实实做事的企业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
“”的第三重危害中：让老百姓为“精明”买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尊严得到保障，而不是让少部分人拥有“泼天富贵”，任何政策的制定者都不能脱离群众。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恰恰是脱离群众的最典型表现。当一个地方把上级要求“严禁乱收费”的政策变通为“换一种名义收费”，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对策落实为“建在远郊、配套全无”，把“环保整改”的对策执行为“停产几天应付检查，检查组一走就复产”，这些“对策”最终的代价，是由最普通的群众来承担的。某些地方的假政绩有“四宗罪”：承诺越界、履约缺失、数字掺水、市场割裂。承诺越界是“法律之外的特权”，没有法律依据乱许诺；履约缺失是“新官不理旧账”，签好的协议敢“翻篇”。这些行为损害的不仅是政府的公信力，更是普通百姓对政策的信任、对未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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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过是一种工作方法上的偏差，何必上纲上线？我的回答是：这不是偏差，而是背离。政策是中央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后制定的，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基层以“对策”来应付政策时，表面上看是“因地制宜”，实际上是把中央的好政策“置换”为地方的“土政策”。这种“创新”失去的是群众的获得感。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风气蔓延开来，就会形成“一人违纪，众者随之”的“破窗效应”。一家造假没人管，十家造假成常态，最终整个系统的公信力都会崩塌。这种思潮如果不从根子上割除，我担忧社会主义的江山变色，会由内部的“腐烂”发生，就如同癌细胞的扩散一样，到了晚期再治就晚了。
真正的精明，是把政策落到实处。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明确指出，对打折扣、搞变通、乱加码的行为，要依纪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形成强大震慑。国家领导人更是用三个“决不允许”划出了红线：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与普通人之间筑起了一堵墙，中央的好政策出了北京就被“截留”了，到了基层变了味后，老百姓看到的、感受到的，和上面说的完全是两码事，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真正的精明，从来不是琢磨怎么绕开政策，而是琢磨怎么把政策用好、用足、用到老百姓的心坎上。那些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本事的人，自以为聪明，实则是在透支国家的未来、透支人民的信任。这不是精明，这是造孽。这不是智慧，这是。不除，肌体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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