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8日，湖南浏阳张家坊七溪坳，33岁的毛泽东被乡村民团拦住了去路。距离秋收起义只剩一天，他身上没有显眼的武器，也没有公开身份，同行人员更不能暴露来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险情中，竟有两个身份普通的人先后帮了他一把。
那一年，湖南局势骤然紧张。马日事变后，革命力量遭到大规模搜捕，安源、浏阳、铜鼓一带的交通线处处设卡。毛泽东受命组织湘赣边界的武装行动，必须尽快赶到铜鼓，与各路队伍会合。
这趟行程不能走大路。毛泽东化名“张先生”，身份是安源煤矿采购员，同行的易子义也改名为“易绍钦”。采购茶油、夏布，是他们对外统一的说法。这样的身份并非毫无根据，安源煤矿确有采购物资的需要，易子义又是矿上的工作人员，因此这层掩护颇有迷惑性。
可到了七溪坳，麻烦还是来了。当地挨户团手持梭镖，将一行人围住盘问。有人相信了采购员的说辞，准备放行；民团头目却不肯松口，执意要把他们送往团防机构。那时一旦被送走，身份很可能暴露，后果难以预料。
毛泽东没有与对方争执，而是故意放慢脚步。他脚上本就有伤，连续赶路后疼痛加剧，走在队伍后面并不显得突兀。走到一处拐弯地带，他掏出两块银元，悄悄递给一名姓黄的团丁。
“兄弟，拿去买点茶喝。”
黄团丁接过银元，没有立即表态。毛泽东又装作随意地问：“到团防局还有多远？”
黄团丁朝西边林子方向偏了偏头。这个动作很轻，却足够明白。前方道路转弯，后面的同伴暂时看不见这里，西边又是山林，正是脱身的空当。
毛泽东突然转身，钻进林中。黄团丁隔了一会儿才喊：“跑了一个！”随后装模作样地追赶。这个细节在后来的回忆材料中多有流传，具体过程存在不同说法，但黄姓团丁曾在关键时刻放松追查，基本情节并非凭空而来。
追兵很快发现了毛泽东的踪迹。山林并不算深，民团人多，喊声在坡地间传开。毛泽东只能继续奔逃，脚上的鞋子不知何时脱落，脚底被荆棘和碎石划破。一个转弯后，前面忽然出现开阔地，能够藏身的地方并不多。
他看到一处长满水草的浅塘，便迅速伏进草丛，将身体隐在水边，只把头部贴近岸上的杂草。追兵带着乡民反复搜寻，几次距离并不远。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自己当时极为危险，稍有声响，便可能被发现。
搜寻一直拖到天色暗下来。民团没有找到人，只得骂骂咧咧地离开。毛泽东没有立刻起身，而是等周围彻底安静后才从水草中爬出。衣服湿透，双脚受伤，又冷又饿，但他不敢停留太久，仍然摸黑朝铜鼓方向赶路。
真正让他渡过当夜难关的，是另一位普通人。
夜里，毛泽东遇到一名砍柴归来的樵夫。对方见他赤脚赶路，便上前询问。毛泽东说明自己要去铜鼓，樵夫没有多问，把他带回了江西铜鼓排埠一带的住处。当地回忆材料称，这名樵夫叫陈帷德，也有资料记作陈久兴。
陈帷德并不是偶然路过的局外人。他曾参加当地工农义勇队，也是纸工会成员，对附近的局势有所了解。正因为见过革命队伍，才没有把这个衣衫狼狈的外乡人当作可疑人物。当天晚上，他让毛泽东住下，并设法找来食物和落脚之处。
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9月9日，陈帷德又帮他买了鞋、雨伞和干粮，将他送到铜鼓边界。毛泽东随后赶到浏阳工农义勇队驻地萧家祠，开始部署秋收起义。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后来对这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黄团丁只是临时伸手相助，双方此后没有留下持续联系；陈帷德则直接收留、照料并护送他完成最后一段路。1928年，毛泽东曾写信向陈帷德致谢，称他为恩人。一个是在追捕队伍中留下缝隙，一个是在深夜给出实际帮助，作用不同，留下的关系自然也不同。
这场险情距离秋收起义仅有一天。若没有那处拐弯的山林，没有黄团丁的迟疑，更没有陈帷德在夜里的收留，毛泽东能否按时抵达铜鼓，历史进程或许会出现另一种走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也准备前往铜鼓，却因缺少相应证明，在途中遭到盘查，只得返回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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