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一张面值数十亿津元的钞票,连一块面包都买不起。街头的人们不再关心钞票上的数字,而是盯着商店货架,生怕手里的钱晚几分钟就又贬值。

这场货币灾难留下的,不只是空荡荡的钱包,还有一代年轻人的生活秩序。后来,哈拉雷街头出现了另一种刺眼景象:一些年轻人坐在路边,神情恍惚,身旁散落着止咳糖浆瓶。

他们未必患有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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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每天喝下数瓶,甚至达到四瓶左右。瓶中的可待因能够产生镇静、欣快和麻木感,若药剂还含有酒精,作用会更加明显。短时间内,人似乎从现实中抽离,饥饿、失业和家庭压力也暂时被挡在外面。

可待因本是用于镇咳和止痛的药物,并非普通饮料。长期超量服用,可能造成依赖,损害呼吸系统、肝脏和神经系统。更危险的是,服用者往往逐渐提高用量,原本一瓶带来的感觉,后来需要两瓶、三瓶才能达到。

有意思的是,津巴布韦的药物依赖问题,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背后压着一段沉重的经济史。

津巴布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被称为南罗得西亚。当地土地长期集中在少数白人农场主手中,黑人多数人口却难以获得足够土地。经过长期武装斗争,英国与当地主要政治力量于1979年签署《兰开斯特宫协议》,津巴布韦于1980年4月18日正式独立。

独立初期,农业、教育和基础设施仍有较好基础,烟草、玉米等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哈拉雷也曾是南部非洲较为繁荣的城市。那时的人们很难想象,几十年后,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会在街头消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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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早期改革主要依靠自愿出售和政府收购,速度相对缓慢。1997年,英国政府停止承担土地改革补偿费用,矛盾随之加剧。进入2000年前后,津巴布韦政府推动快速土地改革,部分农场被强制占用,农业生产和产权秩序受到冲击。

这场改革并非简单的黑白对立。土地重新分配确实回应了历史不公,但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暴力占地、管理混乱和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一些独立战争老兵获得土地,更多普通民众却没有得到稳定收益,原有农业体系也遭到破坏。

农业一旦失去产出,外汇就会减少,进口商品变贵,工厂和商铺也难以维持。外资撤离、国际制裁、政府债务和内部管理失误相互叠加,经济开始出现连锁反应。

政府缺钱时,选择大量发行货币。结果并没有创造财富,反而让货币信用迅速崩塌。2008年,津巴布韦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天数变,民众手中的钞票面值越来越大,实际购买力却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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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拉雷商贩曾抱怨:“早上标好的价格,下午就得重写。”这句话并不夸张。后来,津巴布韦事实上转向使用美元等外币,2009年停止使用本国货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市场才暂时恢复稳定。

但货币稳定不等于生活恢复。失业、贫困和公共服务不足,依然困扰着普通家庭。许多青年读完中学甚至大学,却找不到与专业相匹配的岗位。学历没有变成收入,知识也难以转化为工作机会。

一名大学毕业的津巴布韦青年曾对采访者说:“我不是因为喜欢喝药,而是因为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还要照顾家人,面对长期没有收入的母亲和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

这类话,才是止咳糖浆泛滥背后的关键。药物只是表面,失业和失望才是更深的土壤。当一个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也看不到改变生活的路径时,廉价而容易获得的麻醉品,便可能成为他逃避现实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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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政府曾限制含可待因药品的销售,要求处方购买,也打击非法流通。然而,仅靠查处很难解决问题。只要需求仍在,地下渠道就可能转移;只要成瘾者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复吸风险就不会消失。

更棘手的是,药物滥用会反过来削弱劳动能力。青年人本来是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一旦长期依赖药物,身体、判断力和责任感都会受到影响。家庭收入减少,生活压力加重,又会推动更多人寻找短暂麻木,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街头那些空瓶子,并不只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农业衰退、货币崩溃、就业不足和社会治理失灵共同留下的痕迹。止咳糖浆能够让人暂时忘记贫困,却不能让土地重新长出庄稼,也不能让工厂重新开工。

在津巴布韦,真正稀缺的从来不只是药品管控,更是稳定的工作、可靠的收入和能够持续运转的社会秩序。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四瓶糖浆换来的几个小时恍惚,代价却是身体和人生一点点被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