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12日晚，河北大清河东岸，晋察冀野战军正在雨幕中撤离。高粱地被战火和暴雨打得一片狼藉，战士们背着伤员，抬着烈士遗体，脚下的泥水没过小腿。
这不是一次漂亮的胜利。部队歼敌五千余人，自身伤亡却超过六千，原定的作战目标没有实现。更棘手的是，敌军增援部队已经从平津保一带迅速靠拢，继续纠缠下去，晋察冀主力很可能陷入被动。
撤退前，许多指战员做了一件事：把能够找到的烈士遗体抢运下来。没有担架，就用门板；没有工具，就用刺刀和双手在高粱地里挖坑。积水不断灌入，泥土很快塌落，他们仍然尽力把遗体安置好。
这场战斗的失利，不能只归结于一场暴雨。
1947年夏，晋察冀野战军重新组建，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新机关成立后，部队上下都盼着打一个开门红，大清河战役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当时的晋察冀，已经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单纯依靠游击战的根据地。经过正太战役、保南战役、青沧战役等作战，部队规模扩大，装备有所改善，中央也希望它尽快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
问题在于，部队的作战思想和指挥体系，并没有完全跟上形势变化。
大清河地区水网密布，沟渠纵横，村落外围又遍布地堡。晋察冀部队对板家窝、昝岗一带的敌情掌握不足，原先判断的守敌数量明显偏少。战斗开始后才发现，敌军不仅有地方守备部队，还有多个师、团部机关，工事也比预想坚固得多。
9月11日，战斗按计划发起。二纵进攻板家窝，四纵猛攻昝岗，冀中部队向霸县推进。由于连续暴雨，道路泥泞，通信屡屡中断，部队展开和协同都受到影响。
昝岗方向，四纵几次冲击都没有打开突破口。许多碉堡外表不起眼，内部却有相互连接的火力点，明堡、暗堡彼此支援。战士们冲过鹿砦，刚接近村边，便被交叉火力压住。
一名基层营长后来回忆，突击队好不容易占领一座小庙，却被敌军机枪封锁。三十名突击队员，只有少数伤员撤回。这样的伤亡，使部队不得不重新估计敌人的防御能力。
更严重的是，敌军援兵不断接近。第十六军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部分部队，以及从徐水、天津方向调来的部队，逐步向战场集中。晋察冀野战军若继续强攻，既难迅速歼敌，又可能被对方形成合围。
9月12日晚，野司决定撤出战斗。
三天后，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场气氛很沉重，杨得志率先发言：“这场战役，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没有把问题推给天气，也没有把责任归咎于基层部队，而是直指指挥层面的急躁：求战心切，敌情没有摸清，兵力部署铺得过大，企图一口吃掉对手，结果反而陷入消耗。
陈正湘也指出，晋察冀部队长期习惯于分散作战，部队之间协调不足，情报和通信不够顺畅。面对新的战争形势，过去在敌后形成的作战经验，若不能及时调整，就会出现“仗打得很苦，战果却不大”的局面。
朱德没有回避战役失利。他说，大清河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确实是一场代价较大的战斗，但指战员的战斗精神值得肯定。随后，他转达了中央军委的意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
屋里的沉闷气氛这才有所松动。
朱德还半开玩笑地说：“门牙顶掉了不要紧，还可以镶金牙。打一仗，进一步，歼敌的机会还多得很。”
这句话并非轻描淡写。它的分量在于，既承认问题，又没有让一次失利变成全军的心理包袱。会议接下来讨论的重点，已经从“为什么没有打好”，转向“下一仗怎样创造条件”。
耿飚根据战场态势提出，晋察冀不宜与敌军正面硬拼，应利用平汉线附近的交通要道，采取围点打援、调动敌人的办法，在运动中寻找机会。徐水位置重要，既是北平南面的门户，也是平汉线上的要点，守敌相对较少，周边还有较大的机动空间。
这个判断很快得到实践检验。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围攻徐水，吸引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北上增援。三纵、四纵提前在清风店一带设伏，经过激战，歼灭第三军主力，活捉军长罗历戎。
大清河战役留下的，不只是伤亡数字和一场撤退。它迫使晋察冀野战军重新审视自身的指挥、协同与情报，也让部队明白，规模扩大之后，不能再用过去那套分散作战的办法处理所有问题。
清风店战役之后，晋察冀部队乘胜攻打石家庄。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在关内攻克的第一座重要省会城市。大清河战场上的那场检讨，也由此成为一次战役转折的起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