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德柱，河北保定人，在北京做护工八年了。伺候过六个雇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现在照顾的是个五十八岁的大姐，姓孙，半瘫，左边身子动不了，右手还能使点劲，能自己拿勺子吃饭，但端不稳，得有人扶着碗。

孙大姐是两年前脑出血落的毛病。她男人走得早，闺女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待三天就走。她闺女给我开的工资，一个月六千，管吃管住，月休两天。条件不算差，活也不算重。擦身翻身喂饭推轮椅，这些事我干了八年，手熟得很。但她闺女每次打电话来，问的都是同一句话：“赵师傅，我妈今天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吃了两碗粥，还下楼晒了太阳。”

她闺女说：“那就好，辛苦你了。”

挂了电话，孙大姐坐在轮椅上看着我，嘴角歪着，含含糊糊地说：“她又问啥了？”

我说：“问您好呢。”

她说：“放屁。她要是真问我，自己不会打给我？”

我不知道怎么接。她闺女确实不打给她，只打给我。打给她的时候，两个人说不到三句就吵。她闺女说：“妈你要听赵师傅的话，按时吃药。”孙大姐说：“你管我吃不吃，你回来管我啊。”然后就是沉默，然后就是挂电话。

孙大姐摔手机摔了三个了。我现在给她用的是老年机，一百多块钱那种，摔了也不心疼。但她摔了之后又让我捡回来，擦擦屏幕，看看还能不能用。她嘴上硬，心里想闺女，这个我看得出来。

干我们这行，说白了就是夹在中间的人。雇主家的事，你看得见，但你不能管。你管多了，人家说你越界。你管少了，人家说你不上心。分寸感，这是最难拿捏的。

但这些都是面上的难。真正难的，是别的事。

孙大姐住的是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每天推她下楼晒太阳，得先把轮椅搬下去，再上来背她。她左边身子使不上劲，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我右肩膀上。我五十三了，腰不好，背她一趟下来，汗能把后背湿透。但她爱下楼，爱看小区里那些老头老太太打牌聊天。她坐在轮椅上，歪着嘴看人家下棋，一看就是一上午。有时候人家跟她搭话，她说话不利索，急得脸红脖子粗，我就在旁边替她翻译。

“她说她以前也爱下棋，跳马跳得可好了。”

人家就笑，说：“孙大姐，等你好了咱杀一盘。”

她就笑，歪着嘴笑，口水从嘴角流下来，我拿纸巾给她擦。她不让我擦，自己拿右手胡乱抹一把。她右手也不利索，抹得脸上都是。

这些都没啥。擦身喂饭端屎端尿，这都是活，活儿干完了就完了。最难的是晚上。

每天晚上我给她泡完脚，扶她上床，把枕头垫好，被子掖好，然后我回自己屋。她屋和我屋隔着一道墙，墙不厚，老房子，隔音不好。我躺下之后，能听见她屋里翻身的声音，叹气的声音，有时候还有哼哼声。她睡不着，疼。左边身子虽然动不了，但神经痛，一阵一阵的，像针扎。她疼的时候不叫我，就自己忍着，忍到忍不住了才喊一声。

我听见了就得起来，过去看看。给她揉揉腿，倒杯水，有时候得给她翻个身。一晚上起来两三回是常事。有一回我实在太困了，她喊了两声我没听见，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说：“你昨晚睡得跟死猪似的。”我说：“对不起孙大姐，我睡沉了。”她说：“没事，我也没指望你。”这话听着扎人，但我知道她不是冲我来的。她是冲自己。她气自己动不了，气自己得靠别人，气自己活着受罪。

有一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我听见她屋里有动静。不是翻身，也不是叹气。是哭声。压得很低的那种，呜呜的，像是把脸埋在枕头里。我站在她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进去。进去了说什么？说“别哭了”？她哭的又不是我。说“会好的”？好不了了，医生说了，她左边身子恢复的可能性不大。说“你闺女惦记你”？她闺女要是真惦记她，就不会一年只回来三天。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没进去。我回了自己屋，躺在床上听她哭。哭了大概二十分钟，不哭了。然后我听见她喊：“赵德柱。”

我赶紧起来过去。她说：“给我倒杯水。”我倒了水递给她，她右手接了，喝了两口，说：“你刚才是不是在门口站着？”

我说：“没有。”

她说：“我听见你脚步声了。”

我说：“我起来上厕所。”

她看了我一眼，没拆穿我。她说：“你回去睡吧。”

我说：“您有事叫我。”

她说：“嗯。”

我转身要走，她突然说：“赵德柱，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

我站住了。背对着她，手放在门把手上。这个问题我听过很多次，以前伺候过一个老爷子，也是半瘫，天天问我同样的话。我那时候年轻，还跟人家讲道理，说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后来那个老爷子趁我不在，把床头柜里攒的安眠药全吃了，没救回来。从那以后我就不讲了。

我说：“孙大姐，您闺女下个月回来。”

她说：“你咋知道？”

我说：“她跟我说的，让我把您那件红毛衣找出来，她说您穿那件好看。”

其实她闺女没说过这话。她闺女上次打电话只问了吃药的情况，别的啥也没说。那件红毛衣是我在衣柜里翻出来的，孙大姐年轻时候的照片就穿着那件毛衣，抱着她闺女，站在公园里，笑得牙都露出来了。我把照片搁在她床头柜上了。

孙大姐没再说话。我关了灯，带上门，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自己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看。我端粥进去的时候，她眼睛是红的。她说：“这照片你哪找的？”

我说：“衣柜底下那个铁盒子里。”

她说：“你翻我东西了？”

我说：“找毛衣的时候看见的。”

她没再追究。把照片放回床头柜上，端起粥喝了一口。她说：“这粥稀了。”

我说：“明天多放点米。”

她说：“你放米的时候用手抓两把，别用碗量，碗量不准。”

我说：“知道了。”

那天上午推她下楼，小区里有个老太太问她：“孙大姐，这你儿子啊？”孙大姐嘴歪着，说：“护工。”老太太说：“护工啊，那挺贵的吧？”孙大姐说：“贵不贵的不关你事。”老太太讪讪走了。

我在旁边听着，没说话。推她到花坛边上，她看人家打牌。看了一会儿，她说：“赵德柱。”

我说：“嗯。”

她说：“你伺候我两年了。”

我说：“一年十个月。”

她说：“你烦我不？”

我说：“不烦。”

她说：“你骗人。”

我说：“真不烦。”

她说：“那你为啥不跟我说话？除了问我吃啥喝啥拉没拉，你一天跟我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我愣了一下。我想了想，确实，我跟她说话基本都是伺候的事。翻身了，吃饭了，吃药了，下楼了。别的话，我不说。我不敢说。干我们这行的，最忌讳的就是跟雇主走太近。走太近，人家说你没分寸。走太远，人家说你不贴心。我上一个雇主，是个老爷子，我跟他聊得挺好，他儿女回来之后说我“话太多”，把我辞了。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话少，活好，拿钱走人。

但我看着孙大姐那张歪着的脸，看着她右手攥着轮椅扶手，指甲盖都泛白了。我说：“孙大姐，您年轻时候干啥工作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歪着嘴笑，口水又流下来了。她说：“我在纺织厂，挡车工。一个人看三台机器，走起来跟飞似的。”

我说：“那挺厉害。”

她说：“那可不。那时候厂里比赛，我年年第一。”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跟平时不一样。平时的她，眼睛总是往下看，看地板，看轮椅轱辘，看自己的左手。但说到纺织厂的时候，她眼睛抬起来了，看着花坛那边，好像那边就是她当年的车间。

从那以后，我每天推她下楼，路上会多问一句。问她当年纺织厂的事，问她闺女小时候的事，问她男人还在的时候的事。她有时候说，有时候不说。不说的时候我就推着车走，不催。说的时候我就听着，时不时嗯一声。

有一回她说到她男人走的那年，闺女才六岁。她一个人带孩子，又要上班又要顾家，累得站着都能睡着。她说：“那时候我就想着，等闺女大了就好了。现在闺女大了，我瘫了。”

她停了停，又说：“你说我这辈子，图啥呢？”

我没回答。我推着轮椅，看着前面的路。小区门口卖煎饼的摊子刚支起来，鸡蛋在铁板上滋啦响。有个小孩骑着小车从我们旁边窜过去，差点撞到轮椅。我拽了一把，孙大姐吓了一跳，说：“这小兔崽子。”然后笑了。

她笑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脸。五十八岁，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嘴歪着，口水在嘴角挂着。但她笑的时候，那个亮眼睛还在。跟照片上抱着闺女站在公园里的那个年轻女人，是同一个人。

那天晚上她闺女打电话来，我照例说了“挺好的”。挂了电话之后，孙大姐说：“她又跟你说啥了？”

我说：“问您吃药了没。”

她说：“没了？”

我说：“没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赵德柱，你把你手机给我。”

我把手机递给她。她右手笨拙地划开屏幕，找到她闺女的微信，打了一行字。打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戳。打完了让我看。

上面写着：“闺女，妈想你了。你忙你的，不用回来。妈挺好的。”

我说：“发吗？”

她说：“发。”

我点了发送。过了大概五分钟，她闺女回了一条消息。我听见手机响，拿起来看。上面写着：“妈，我下个月回去看你。你要听赵师傅的话。”

我把手机递给孙大姐。她看完那条消息，没说话，把手机还给我。然后她右手拉过被子，把脸蒙上了。

我关了灯，带上门。站在门口，听见里面又传来那种压得很低的哭声。这回我没站太久。我回屋躺下，听着隔壁的动静。哭声慢慢小了，变成了呼吸声。

我闭上眼睛，想着明天要给她煮粥，米多放一把。推她下楼的时候问问她，当年纺织厂那个比赛，她拿了第一之后，奖品是啥。

这活我还能干。干到干不动为止。

至于最难的那一点，我现在想明白了。擦身喂饭端屎端尿，这些都不难。难的是你看着她哭，你不能进去。你听着她说“活着有啥意思”，你不能回答。你明知道她最想要的是她闺女坐在床边，但你只能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

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只能做那杯水。

有时候我想，我伺候她，她也在伺候我。我给她擦身，她给我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六千，让我养活老家那个上高中的儿子。我们俩，一个瘫了，一个老了，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我们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靠着，把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

我儿子上回打电话问我：“爸，你啥时候回来？”

我说：“等你孙阿姨好了。”

他说：“她啥时候能好？”

我说：“不知道。可能好不了了。”

他说：“那你就一直伺候她？”

我说：“嗯。”

他说：“为啥？”

我想了想。我说：“因为她闺女不在。她闺女要是在，就不用我了。”

我儿子没再问。他十四了，有些事他懂。就像孙大姐闺女每次说“辛苦你了”，她其实也知道她妈的病好不了。但她不说破。她花钱雇我，买的是个安心。我在那儿，她就觉得她妈有人管。她妈有人管，她就能在深圳安心上班。

这个账算起来，谁也没错。但谁也不好受。

昨天晚上孙大姐又疼了，我起来给她揉腿。她靠在床头，看着我揉。揉了一会儿她说：“赵德柱，你手法比医院那些小护士好。”

我说：“我干了八年了。”

她说：“你打算干到啥时候？”

我说：“干到干不动。”

她说：“那你干不动了咋办？”

我说：“回老家，种点菜，等我儿子养我。”

她说：“你儿子孝顺吗？”

我说：“还行。”

她说：“那就比我强。”

她说完这句话，自己愣住了。然后她笑了笑，歪着嘴。她说：“我不是那意思。”

我说：“我知道。”

我给她揉了揉脚，把被子掖好。她说：“你回去睡吧。”

我走到门口，她叫住我。她说：“赵德柱。”

我说：“嗯。”

她说：“明天推我下楼，咱去东边那个花坛。那边向阳。”

我说：“好。”

她说：“带上那副牌，找老李头他们打两把。你替我摸牌，我出。”

我说：“您会打吗？”

她说：“我当年打牌，厂里没人打得过我。”

我笑了一下。关灯，带门。隔壁安静下来了。我躺下，听见窗外有风，吹得树叶哗哗响。我闭上眼睛，想着明天要带牌，要推她去东边花坛，要替她摸牌。她出牌的时候右手不利索，我得帮她摆好。老李头肯定又要说她赖皮，她就歪着嘴笑，口水流下来，我给她擦。

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填满了日子。填满了，日子就能过下去。她也好，我也好，都是这么过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