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听过建国前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故事，却很少知道这架带着两百多个弹孔落地的飞机背后的过往。故事主角杜道时出生山东的爱国家庭，父亲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留下的家国印记，从小就刻在了他骨子里。他从国民党航校毕业当上空军上尉，早就对旧政权发动内战的做法不满，心里早就埋下了投奔大陆的种子。
杜道时的父亲杜友蕖，早年间是北京的北大理科学生，五四运动的时候上街抗议，还因为冲击官员住宅和军警起冲突被捕，学业都受了影响。这段经历没被家里当成过眼云烟，反倒反复讲给杜道时听。国家受辱不能置身事外的道理，不用天天挂嘴边，关键时刻自然会起作用。
1933年杜道时念完高中，考入国民党航空学校第九期学习飞行。那时候航空在中国是新兴的高危行业，不光要懂机械气象导航这些专业知识，打仗的时候还要随时面对各种风险。航校训练要求极严，每个动作都要反复操练，他凭着扎实功底一步步当上了国民党空军上尉。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力量薄弱，能驾驶大型军用飞机的飞行员更是少得可怜。1943年杜道时拿到赴美学习轰炸机驾驶的机会，这趟出行不光提升了技术，还让他接触到了不一样的体验和声音。在美国他还和后来率先驾机起义的刘善本有过不少交往。
几个飞行员私下聊天，难免聊到国内战局和陕北延安的情况。杜道时还读过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书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描述，和国民党之前宣传的完全不一样。大伙都暗地嘀咕，原来之前听到的说法掺了太多水分，不少人心里对原有的宣传都打了问号。
抗战胜利之后，全国上下都盼着能过安稳日子，没想到国民党很快发动了内战。本来当兵是打鬼子保家卫国，现在要同室操戈打同胞，这种身份和目标的错位，换谁心里都不好受。刘善本起义的消息在国民党空军传开后，不少人都开始悄悄反思，为啥好好的上尉飞行员要冒这么大风险投奔解放区。
杜道时没公开表态，其实早在1947年前后，他就已经表达了想要投奔共产党的意愿。这个想法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既有家庭传下来的家国观念，也有赴美期间接触新信息带来的改变，更有内战现实一天天的冲击。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损失惨重，空军也没法扭转败局，对内部人员的管控也越来越严。
他的堂弟杜鸣是地下党员，靠着这层亲属关系，他和中共胶东地委的统战部门接上了线。还有老战友郝子仪是机械人员，熟悉飞机状况，愿意和他一起行动，两个人刚好互补。那时候环境特殊，联络都得小心翼翼，杜鸣曾经给他传了四个字“祝努力”，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949年1月杜道时被调到台湾新竹，国民党当时把台湾当作后方重新布置兵力，这次调动虽然增加了行动的难度，却也让他有了接触运输机的机会。当时机场管控已经到了极致，飞行员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个人枪支都被集中保管，连私下聊天都得防着隔墙有耳。起义计划改了好几次，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满盘皆输，还会连累身边的亲人。
1949年4月17日，杜道时终于带着郝子仪，驾驶四十六型运输机从新竹机场起飞。为了避开国民党空军的拦截识别，他们没有直飞解放区，而是绕了一个大圈才调整航向往徐州飞去。这趟飞行完全是九死一生，被己方发现是死，被大陆当成敌机攻击也是死，全靠心里的信念撑着。
飞机最终飞到了已经解放的徐州机场，当时地面防空部队还没确认这架飞机的身份，直接开火拦截。等到飞机艰难降落停稳，人们围上去才发现，整架飞机的机身上留下了两百多处弹孔。能带着这么多损伤完成全程飞行，对驾驶技术和心理承受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落地之后杜道时和郝子仪第一时间表明身份，说他们从台湾来，想要参加新中国的航空建设。地面人员核实清楚身份后，这趟惊险的起义才算真正成功。一周之后俩人就前往北平，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事业几乎从零开始，缺飞机缺场地更缺懂行的专业人才。杜道时有完整的飞行和教学背景，正好发挥所长，后来当过航空局训练主任，还承担了航空教学工作。开国大典上空中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这里面也藏着他的一份付出。
他的家人因为他的选择被国民党当局逐出台湾，最终一家人在大陆顺利团聚。杜道时后半生一直投身新中国的航空建设，1978年还当选了陕西省政协委员，1992年在西安逝世，享年七十五岁。很多人只看到这架飞机几个小时的飞行，却不知道这个选择，是杜道时花了几十年时间，一步步走出来的结果。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杜道时驾机起义投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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