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使团抵达北京，乔治·马戛尔尼带来的不仅有钟表、火器和测绘仪器，还有一套关于世界秩序的判断。清廷把英国视作远道而来的“贡使”，英国则希望扩大贸易。双方礼仪争执的背后，其实是两种制度和两种权力观的碰撞。
马戛尔尼返程途中记录了沿途所见：乡村房屋简陋，民众生活拮据，地方官员在接待使团时铺张，却很少真正关心百姓。这些记载确实暴露出清代社会的弊病，但若据此把英国包装成富裕天堂，同样站不住脚。
有意思的是，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快速推进的阶段。纺织机器提高了产量，也改变了劳动市场。机器并没有立刻让普通家庭过上好日子，反而使许多手工业者失去谋生手段，工厂主则竭力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
煤矿和纺织厂里，年纪很小的孩子被大量使用。他们身材矮小，能够钻进狭窄矿道，也更容易接受低工资。有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空气污浊，事故频繁，伤病和死亡并不罕见。所谓“工业进步”，在相当长时间里，首先表现为机器和资本的扩张，而非劳动者生活的改善。
狄更斯在《雾都孤儿》等作品中写下贫民、孤儿和城市底层的处境，并非凭空渲染。1842年，英国议会公布矿山调查报告，社会才更清楚地看到妇女和儿童在井下劳动的状况。1847年通过的《十小时法》，限制妇女和少年在纺织工厂的劳动时间，这在当时竟被视为重要进步，足见此前的标准有多低。
但把英国工人和美国南方黑人奴隶简单比较，说奴隶“过得更好”，仍然是危险的误读。种植园主确实会保护一部分奴隶的劳动能力，因为奴隶是可以买卖的财产；这不是仁慈，而是成本计算。一个人被当作财产，意味着他的婚姻、迁徙、家庭乃至身体，都可能由主人决定。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更不是一场普通劳务交易。非洲人被武装掳掠，装进拥挤船舱，长途运往美洲，途中因疾病、饥饿和暴力大量死亡。活着抵达的人，也会被拍卖、分离和强迫劳动。价格越高，只能说明奴隶贸易利润丰厚，不能证明奴隶拥有更好的生活。
有人曾问：“既然奴隶很贵，主人为何还要虐待他们？”答案并不复杂：压迫并不妨碍计算收益。奴隶主可能给伤病者治疗，也可能在缺乏监督时施加惩罚；两者并不矛盾。医疗、口粮和住房，是维持生产的手段，不是对人格的承认。
这正是比较两种制度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资本主义早期把劳动力变成商品，劳动者名义上获得自由，却常常只能在饥饿和失业之间选择。奴隶制则直接剥夺人的身份。一个依靠工资压榨，一个依靠所有权控制，表现不同，底层承受的暴力却都真实存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针对的是资本原始积累，包括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圈地运动和工人贫困。它并不是说所有资本活动都以同样方式运行，也不意味着奴隶制可以被重新评价为温和制度。
资本主义后来能够调整，并非因为资本自动变得善良。工人组织、议会改革、公共舆论和持续抗争，迫使工厂接受工时限制、工伤保障和最低生活安排。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也与缓和劳资冲突、维护国家秩序有关。福利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压力留下的结果。
所以，标题中的“比奴隶制还坏”，更适合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警醒，而不能当作严格的历史结论。不同制度之间，既有共同的剥削逻辑，也有不同的法律结构和社会后果。1793年的清朝、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不能被几组数字拼成一条简单的优劣排序。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财富增长究竟由谁承担代价，又由谁决定代价可以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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