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北平以北的柳河川，明军营地里突然传出一个消息：常遇春病重了。这个曾在乱军中冲锋陷阵、令北元骑兵忌惮的猛将，年仅40岁，便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大为震动。常遇春不是普通将领，他是明军从南打到北的重要支柱，也是朱元璋最信任的武人之一。关于他死后的画像，民间一直有“身穿龙袍”的说法。问题也由此而来：朱元璋为何要这样安排？
要看懂这件事，得从常遇春最突出的特点说起。
元末战场上，常遇春的名声几乎是用刀枪打出来的。他出身怀远，早年生活贫寒，后来投奔朱元璋。至正十五年，也就是1355年，朱元璋渡江作战，常遇春在采石一带表现勇猛，由此得到重用。
采石之战中，明军面对江防阻拦，进退颇为艰难。常遇春敢于率先登岸，打破了僵局。朱元璋看中的，正是这种临阵不退的胆气。据说朱元璋问他：“你可敢担当前锋？”常遇春回答：“但求给我一支兵。”
这类故事未必每个细节都能逐字坐实，却准确反映了常遇春在军中的位置。他不是擅长坐镇后方的谋臣，而是最适合撕开缺口的人。战局一旦陷入胶着，他往往亲自冲入敌阵，以极强的个人勇力带动全军。
鄱阳湖大战，是常遇春军事生涯的关键一役。1363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双方水军规模庞大，胜负关系到长江中下游的归属。陈友谅部将张定边一度逼近朱元璋船队，明军阵形出现危险。
常遇春及时救援，稳住了朱元璋所在的中军。此战不是某一名将独自扭转乾坤，但常遇春的拼死护卫，确实为朱元璋争取了时间。鄱阳湖战后，陈友谅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朱元璋由此掌握了争夺天下的主动权。
有意思的是，常遇春的勇猛也伴随着明显缺陷。他习惯用最快的办法解决战场问题，对降兵和俘虏缺乏耐心。史书与相关记载中，常遇春曾有处置俘虏过于严酷的情况，这使他留下了“人屠”的恶名。
不过，把所有屠杀都简单归结为常遇春个人嗜杀，也并不严谨。元末战争持续多年，军粮、看守、兵力和地方控制都极其困难。部分降军随时可能反复，攻城部队也常常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夺城。常遇春选择以强硬手段压制风险，却因此越过了人道与军纪的底线。
徐达对此更为谨慎。两人同为朱元璋麾下名将，徐达善于筹划和统筹，常遇春则长于突击和决胜。朱元璋需要的，恰恰是这两种性格互相配合，而不是让其中一人包办所有军务。
北伐时，这种差异更加明显。1368年，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军北上。明军攻取山东、河南，随后进逼大都。常遇春负责的往往是最硬的战斗，既要突破敌军，也要追击北元骑兵。
元朝骑兵曾长期占据优势，但到了元末，内部离散，后勤困难，地方控制力下降。明军并非单靠勇力取胜，而是将步骑配合、粮道控制和连续追击结合起来。常遇春在这种快速推进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因此被后人称为“大明战神”。
1370年，常遇春北上出塞，在开平附近取得胜利后返军。行至柳河川，他突然病倒。关于死因，后世有中风、暴病等多种说法，也有人附会为“杀降遭报”。这类说法缺乏可靠依据，不能当作历史事实。
更可信的判断是，常遇春长期披甲作战，身上旧伤累积，加之北方气候、行军劳顿和突发疾病共同作用，最终导致猝死。战场上能挡住刀箭的身体，未必能抵挡长期消耗。40岁离世，确实太早，但没有必要用神怪解释。
朱元璋为何重画常遇春画像，关键不在于“愧疚”，也不在于真要让功臣穿上帝王礼服。开国之后，功臣画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安排。谁被列入功臣之中，如何入画，采用何种服饰，都关系到朝廷对其功劳的确认。
所谓“龙袍画像”，还应区分帝王衮服与明代礼制中的蟒袍、常服。后世传播时，常把华贵的功臣服饰概括成龙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夸张说法。即便画像确有特殊规格，也更可能象征荣宠和追封，而不是承认常遇春拥有帝王身份。
朱元璋追封常遇春为开平王，谥号忠武，并厚待其家属，这些才是有明确政治意义的安排。那时明朝建立不久，北元势力仍在，朝廷需要树立功臣典型。常遇春以武勇闻名，用他的身后荣典告诫将士：为国立功者，朝廷不会轻易忘记。
常遇春死后，常氏家族仍与明廷保持密切关系。其子常茂承袭爵位，后来参与北方军事行动，但因失误受到处置。常家后来的遭际，与功臣集团整体命运相似：开国时受尊崇，政局稳定后则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约束。
常遇春值得讨论的地方，正是他的复杂性。他能在最危险的时刻冲开敌阵，也曾因处置俘虏过于严酷而留下污点；他是朱元璋倚重的战将，却不是没有缺陷的完人。那幅被传为“穿龙袍”的画像，既是皇帝对功臣的褒奖，也折射出开国君臣之间微妙而现实的关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