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带着大约60万军人撤退到台湾。这些士兵绝大多数是二十出头的单身青年，很多人是被抓壮丁入伍的，大字不识几个。他们登上船的时候，以为过个三五年就能打回大陆，没人把成家的事放在心上。
到了台湾之后，现实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打碎了。1950年，台湾20到24岁青年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52比100。全岛适婚年龄的女性满打满算也就30万人左右，根本不够60万士兵分的。这些士兵每天训练完回到通铺，面对的是一群大老爷们，日子过得看不到头。时间一长，营区里的风气开始变坏，有人跑到街上惹事，骚扰本地女性的事情也屡屡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没有想办法让士兵成家，而是颁了一道命令。
1952年，台湾正式颁布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条例规定现役士兵在营期间不准结婚。军官和技术士官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而且结婚对象要经过政战部门的多重审查，层层审批下来，能批的不到十分之一。
普通士兵就更惨了，连身份证都领不到，在台湾活了几十年，等于没有这个人。本地人背地里叫他们“老芋仔”，这个词在闽南话里跟“老黑仔”同音，隐喻猪仔。
退伍的年龄也被无限期推迟。普通士兵要熬到40岁才能退役，士官50岁，士官长要到58岁。很多人把青壮年全耗在了军营里，到了能退伍的时候，已经是一身伤病的中年人了。
这道禁令背后的心思不难猜。蒋介石把士兵当成反攻大陆的筹码，他不想这些人跟本地人通婚，在台湾扎根，那样他就不好控制这支军队了。士兵们被他当成了工具，不是活生生的人。
特约茶室
禁婚令把几十万人的正常需求堵死了，怨气越积越深。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在军营里设立“军中乐园”。
这些场所正式的名称叫“特约茶室”，士兵们管它叫“八三一”。在金门，全盛时期有十余处特约茶室，侍应生有一百六十人左右，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等级高的只接待军官，不服务士官。在茶室存在的1951年到1990年期间，它只接待军人，不服务当地百姓。
想要见侍应生，士兵必须先买票。1951年刚成立的时候，军官票一张15元新台币，士官票10元。而当时一个二等兵的月薪只有7元，一等兵9元，上兵12元。进一次茶室，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薪水。但去的人还是很多，茶室门口常常排着长队，按照规定每张票只能在里面待半小时。
这些侍应生的来源很复杂。有自愿来赚钱的，也有犯罪人员被送来的。茶室的管理者会一个个点名，警告她们来这里是为了赚钱，万不可谈情说爱。有的侍应生年纪已经三四十岁了，但进来的人也没什么可挑的，特约茶室一直存在到1990年才全部废止。
禁婚令扛了七年之后，终于在1959年松动了。这一年，条例被修改，改名为《戡乱时期军人婚姻条例》，放宽为士官兵服役满三年、男满25岁女满20岁就可以结婚。到1974年，再次修法，仅剩“直接作战任务中、紧急防务中与军事院校生”不得结婚，实际上等于对志愿役士官兵完全开放了。
但这个松动来得太晚了，很多士兵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三四岁，到了1959年，他们已经三十出头。军营里拿的那点军饷，退伍之后又没有一技之长，哪个本地姑娘愿意嫁给他们？语言不通，风俗隔阂，本地人对这些外省人本来就充满戒备。
那些从大陆来的老兵，大部分人的婚姻就这么耽误了。1980年台湾人口普查，50岁以上未婚男性有20.7万人，而同年龄未婚女性只有3.5万人。男的成堆打光棍，女的几乎都嫁了人。有人做过统计，这批外省男人最后结婚的只有三成上下，剩下近40万人一辈子没有成家。
那些结了婚的军官和极少数带着家眷的士兵，被安置在眷村里。眷村最初是为了安置败退的军人及其家属而建造的简陋房舍，按原籍划分居住，山东人住一块，四川人住一块，慢慢形成了互助互爱的生活圈子。邓丽君的父亲就是军人，随部队辗转迁徙，最后定居在屏东眷村。宋楚瑜、吴小莉、李立群、林青霞这些人，都跟眷村有过渊源。
但眷村容纳不了几十万单身士兵。大多数人退役之后，住进了“荣民之家”之类的集体宿舍。台北就有16处这样的老兵宿舍。山东老兵刘家信1949年才21岁，稀里糊涂当了兵，1982年退役后住进台北“大我退舍”。1988年他回山东老家，母亲已经去世了。
他用全部积蓄给父母修了坟，给家乡修了桥，然后回台湾，继续打光棍。快80岁的时候，他才娶了一个小他35岁的新娘。
1987年母亲节，台北街头，一群白发老兵哭着唱《母亲你在何方》。1987年开放两岸探亲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家快四十年了。
单身老兵去世之后，积蓄没人继承，退辅会收归公库。1999年到2010年，十年间充公超过100亿新台币。
从1952年的禁婚令，到特约茶室的设立，再到几十年后老兵们的孤独终老，蒋介石用一个又一个的“办法”来应对士兵的需求，唯独没有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成家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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