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雨下得没完没了,闷得像蒸笼。

我攥着一张存单站在银行门口,指头都是麻的。

一万二,对别人家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我来说,这笔钱是女儿的学费,是我妈的手术费,是全家眼下唯一的指望。

可徐福生昨天那句话,一直在我耳朵边打转。

“那笔钱,未必姓周。”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也没工夫细想。我只知道,我要是再不想办法,这个家就要散了。

可我也知道,这笔钱拿在手里,烫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雨越下越大。

我把存单折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拍了拍,转身走回了家那条巷子。

身后有人喊我名字,一回头,看见徐福生撑着把破伞,站在雨里,眼神说不出的古怪。

“你妈拿存单那天,”他说,“手抖了没有?”

我愣住了,没答上来。

他叹了口气,什么也没再说,转身走了。那把破伞在雨里一晃一晃的,像有什么话堵在我心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家那扇褪了漆的木门开着,门口蹲着个人,看不清脸,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蹲着。我一走近,梦就醒了。

窗外还在下雨。

我终于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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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女儿周晓雅的高考分数下来那天,我正站在车间里看着冲床转。

车间主任王浩初拿着手机冲过来,脑门上的汗直淌:“老周!你家闺女考了多少分你知道吗?”

我看了一眼,愣了半天才回过味来。六百多分,一本线高出不少。

王浩初使劲拍我肩膀:“老周,你闺女出息了!这得摆一桌好好庆贺庆贺!”我嘴上应着,心里却像揣了块石头。

高兴是真高兴,可高兴完了,愁也上来了。

学费加住宿费,再加画具的钱,怎么也得小一万。

我一个月工资四千二,还要给我妈买药。

回到家,妻子刘美兰已经知道了消息,眉开眼笑地张罗了一桌子菜。

她边切黄瓜边说:“晓雅这丫头争气,从小学画画费了不少心,可算是见着回报了。我跟你说,爸那边厂里要是发不出奖金,咱就想想别的辙。”

我没吭声。我老婆这人,刀子嘴豆腐心,可一提到钱,她比谁都急。

晚上,女儿在屋里收拾画板。我妈颤颤巍巍地走到我旁边,拉住我的袖子,声音压得低低的:“学军,你过来,妈跟你说个事。”

她翻开枕头,底下一张存单。灰扑扑的,边角都磨毛了。

“这是年前拆迁办补的‘人头费’,一万二。”我妈把存单递到我手里,“给晓雅念书用。你就不用发愁了。”

我拿着那张存单,心里咯噔一下。

老宅那片地五年前就拆完了,村头村尾的人都搬得精光,拆迁补偿款当年就结清了。哪来的“人头费”?

“妈,”我尽量把声音放平,“您这钱,真是拆迁办发的?”

我妈背过身去,声音有点闷:“你管那么多干啥?给你你就拿着。妈还能坑你?”她顿了顿,“这些年家里难,我一直没动这钱。就是想着,要是有一天你能用上,那正好。”

我看着她的背影,总觉得她今天说话不太对劲。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晚上我跟刘美兰说了这钱的事,她眼睛顿时亮了:“你妈有钱你不早说!这下好了,晓雅学费不愁了。”我皱着眉:“我总觉得这钱来路不太对。那片地都拆完多少年了,哪来的人头费?”

刘美兰白了我一眼:“你就是想太多。妈那个岁数的人了,还能瞎说?她说有就是有。”她说着,一把从我手里拿过存单,“明天我去银行问问,看到期了没有。”

我想拦,手伸到一半又放下了。

是啊,这些年我妈没糊弄过我什么事。

她要说这钱是地里冒出来的,那也能说是她埋的种子发了芽。

可我就是觉得哪不对劲,像吃完饭嘴里嚼出粒沙子那样,硌牙。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没去银行,先去了徐福生的杂货铺。

徐福生六十多了,年轻时当过会计,后来开了个杂货铺,整天坐在门口看报纸喝茶,十里八村有事都爱找他打听。

他这人话不多,可每句话都有分量。

我站到他柜台前,把那存单的事说了。

他听了,没接话,慢慢悠悠地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隔着柜台打量了我半天。

“一万二?”他问,“啥名目?”

“说是老宅那边的人头费。”

徐福生又把眼镜戴上了,翻了一页报纸:“你那个片区,哪来的人头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

我心里一沉,刚要再问,他又开口了:“你妈拿这张存单出来的时候,手抖了没有?”我愣住了。

这什么话?

徐福生把报纸叠好,站起身,走到门口,往外头看了一会儿雨。

“学军,”他说,“我跟你爸是老朋友了,我不坑你。那笔钱,未必姓周。你先别动它。”

我还想问,他已经把门帘子放下了。

我杵在他门口,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打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那句“未必姓周”像一块鱼骨头卡在我嗓子眼里,咽不下去,又拔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老家那扇门。

门口那个人影还在,蹲着,手里好像抱着一颗什么东西。

我走近几步,他就往后挪一点。

我停下来,他又不动了。

我醒过来,发现后背的汗把背心都浸透了。

窗外雨还在下。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那笔钱,我还没动。可我知道,我已经捡起来了。

02

隔了两天,刘美兰从银行回来了,进门就扬着手里的存单:“到期了,随时能取!”她眉毛都是笑开的,“明天我就取了去,给晓雅学费交了,剩下的存定期。”

我坐在沙发上,没接话。想了想,还是开口了:“先别急着取。”

“为啥?”她眼睛一瞪。

“我还没弄清楚这钱到底啥来头。”我说,“我去徐福生那儿问了问,他说……这钱不太对。”

刘美兰把存单往茶几上一放:“徐福生一个开杂货铺的,他能知道人家拆迁办发不发钱?他要是那么明白,早当干部了!”她说着,声音高了半截,“周学军,咱家现在啥情况你不知道?晓雅那边九月份就要开学了,学费等着交,你妈那药也快没了,你指望着天上掉钱呢?”

我没法反驳她。她说的都是实话。可我心里头那个疙瘩,就是解不开。

当晚,我骑着电动车去了趟老家的街道办。

乡政府新搬了办公地方,二层小楼,亮堂堂的。

我在楼下转了半天,才找到一个看门的老师傅,打听人头费的事。

老师傅抽了口烟:“哪个片区?”

“旧街口那一片。”

他想了半天,摇着头说:“那一片早就拆完了,哪来的人头费?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又追问了几句。

老师傅想了想,说:“你要是觉得不对,去区土地所问问。有些老底的账,都在那儿存着。”

从街道办出来,天已经擦黑了。

我骑着车往回走,路过旧街口那个老宅地基,只剩一片长满草的瓦砾。

路边水管子还在,锈得不成样子。

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小时候跟我弟蹲在门口拍画片,我妈在院子里喊我吃饭,那嗓子能穿过半条街。

如今那嗓子还在,住的却是别人的房子了。

我蹲在路边抽了两根烟,也没抽明白。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总觉得再往前走一步,就要碰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了。

到家的时候,刘美兰还在生气,也没给我留饭。我洗了把脸,看了一眼存单,还放在桌上。我把它拿起来,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几遍。

存单是信用社的,存单账户的名字,是两个字:周学军。

我自己的名字。

什么时候开的这个户?我又什么时候存过这笔钱?我妈怎么会有写着我名字的存单?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上班,去了区土地所。

办公室一个小年轻接待的,听我说了半天,噼里啪啦地翻电脑,翻了半天,抬起头,犹豫了一下:“周德顺这个人,您认识吗?”

我心里一跳。“不认识。他是谁?”

小年轻看了看屏幕,说:“那你先回去问问你家里人再说吧。这个账户跟你那个老宅片区的‘定向补偿款’有关系。”他没再多说,把材料收了。

我站在土地所门口,太阳晒得我睁不开眼。

周德顺。周德顺。这名字我没听过。但姓周,又跟老宅有关。我妈知道这个人吗?那天晚上,我问她:“妈,周德顺是谁?”

我妈正在厨房洗碗,手一抖,一只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弯下腰去捡,声音有点发颤:“你听谁说的?”

“土地所的人说的。说老宅那边有笔定向补偿款,跟这个人有关系。”

我妈半天没站起来。

她蹲在厨房地上,捡着碎瓷片,嘴里嘟囔了一句:“他……是你堂叔家的孩子。”然后她站起来,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了擦,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学军,”她说,“那钱,你要真用得上,就先用吧。别管那么多。”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他要是懂,也不至于……”

她没说完,转身进了屋。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屋里翻来覆去没睡着,隔着一堵墙,她幽幽地叹了口长气。

那口气叹得我心里发慌。周德顺到底是谁?这笔钱,真的叫“人头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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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搞不清那个周德顺是什么来头,直到周末去了趟区福利院。

不是查出来的,是我在街道办门口碰到一个老同学,他说了一句“你们家那个傻堂弟不是在福利院待着呢吗”。

我才知道,周德顺是智力障碍的人,从小就让家里送去了福利院。

我骑着车到了福利院门口。

隔着铁门,我看见了那个男人。

四十来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蹲在院子里,手里捧着一颗橘子,很小心地剥。

他的手指头有点笨,剥得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活儿。

旁边护工说:“德顺,你家里人来看你了。”

那人抬起头,冲我咧嘴一笑。

那笑容干干净净的,像个三四岁的孩子。

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冲我招招手,把手里的橘子递过来,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吃……吃点。”

我蹲下去,接过那瓣橘子,放进嘴里。很酸,酸得我眼眶发热。

“他是你堂叔家的孩子。”护工说,“他爹当年把老宅基地契押给人借钱给她妈看病,后来人没了,钱没还上,地也折了。前些年政府重新核算,补了笔款在他名下,说是定向补偿。你家里人代签过字。”

我听了,一句话没说,蹲在福利院外头抽了半包烟。

原来那笔钱不是“人头费”。

那是周德顺的钱。

我妈替他代签了字,把钱放到了我的名下。

她把这笔钱捂了这些年,一直没花。

直到今年,她看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才拿出来给我。

她动了这钱,却哪里动得起。

我心里头又堵又酸,骑上车回家,一路没歇。

到家,刘美兰正蹲在地上清点女儿的录取通知书,满脸是笑:“你看,正式录取了!还是师大!学费不贵,一年四千二!”她搂着那张通知书,像搂着个大宝贝。

我看着她的笑脸,心里头那些话就说不出口了。

晚上,我妈把我叫进屋。

“你去看过德顺了?”她坐在床边,干瘦的手搭在膝盖上,声音平静得很。

“嗯。”

“他……瘦了没?”

“看着还行。”

她点点头,沉默了好一阵,才说:“那钱,是我替他收着的。当年他爹走得早,他娘也跟着去了,他一个人啥也不懂,我是怕他吃亏,才替他管着。后来他去了福利院,我看那地方管吃管住也用不上什么钱,就一直放着。这些年,你爸生病,你下岗,咱家好几回差一点就过不去了,我都没舍得动它。”她抬眼看了我一会,“学军,娘知道你本事没人家大,可娘一分钱没乱花过你的。”

我喉咙发紧,半天才挤出一句:“那这钱,不能还给他吗?”

“他一个人,要钱干啥?”我妈叹了口气,“放在他名下,他也取不出来,白瞎了。倒不如先给晓雅念书。等以后富余了,再给他补上。”

她这话说得轻巧。可我听了,心里头那根弦却越绷越紧了。

万一这钱取不出来了呢?万一以后补不上了呢?可看着那张录取通知书,我那点念头又像是自己缩回去了。

晚上,刘美兰把存单往我面前一推:“明天去把钱取出来,把学费交了。”我盯着那张存单,没伸手。

她等了半天,不耐烦了:“你倒是说话呀!家里的困难你也知道,总不能让闺女没学上吧?”

我咬咬牙,把存单揣进兜里:“明天我去取。”

那天夜里,我又做了那个梦。这回看清楚了一点,蹲在老宅门口的那个人,怀里抱着的,是一张存单。他冲我傻笑着,伸出手,好像想递给我。

我伸手去接,梦就醒了。

04

第二天早上,我刚穿好衣服准备去银行,门口传来自行车铃响。

小舅子刘政来了。

他穿着件花衬衫,头发油亮,嘴里叼根烟,一进门就大嗓门地喊:“姐夫!听说晓雅考上大学了?恭喜恭喜啊!”

他趿拉着拖鞋在客厅转了一圈,看到桌角那张存单,眼神就定住了。

“这玩意儿,”他搓着手坐到我旁边,“有一万二吧?”

我没接话。

“姐夫,我跟你说个事。”他压低声音,“我前阵子听老家的人讲,你们那边那个片区,上头补了好几笔款呢。有‘人头费’,还有什么‘定向补偿款’,加一起怎么也得六七万。”

“你哪听来的?”

“你别管哪听来的,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吧。”他跷着二郎腿,“咱丑话说在前头,这钱要是上头补的,那你们家该拿多少拿多少,可要是别人家的钱拐个弯到了你们家账上,那早晚得出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刘政这话,是话里有话。他是不是知道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他站起来,掸了掸烟灰,“我就是提醒你一声。你那个小舅子我人穷志不短,不会惦记你那仨瓜俩枣。可你也别让人当傻子糊弄了。该是谁的钱就是谁的钱,拿了人家的,心里能安生?”

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存单,笑了一声:“姐夫,你要是下不定主意,要不让我姐我外甥女先用着?反正放那儿也是放着。”

我没理他,他一直走到门外,又回头说了句:“后年8月,你可想清楚了。”

后年8月?我心里一沉,想要问个明白,他已经跨上车走了。

刘政这话让我心里犯嘀咕。

他平时不怎么跟老家走动,哪知道这些事?

我坐在屋里,盯着那张存单看了半天。

徐福生说“这钱未必姓周”,刘政说“后年8月”,我妈又说“先给晓雅用着”。

这几个人,谁说的是真的?

晚上刘美兰回家,看我还没去取钱,当场就火了:“周学军,你是取个钱还要请示党中央呢?学费不等人!”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翻出存单,“明天我自个儿去取,你别管了。”

我抓住她的手:“再等等。”

“等什么等?”她甩开我,“我看你就是让那个啥周德顺给吓住了。他一个啥也不懂的人,要那么多钱干啥?这钱咱家用得着,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怕啥?”

她说完,把存单往包里一塞,进里屋去了。

我坐在客厅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我知道她说的有道理。可刘政那句“后年8月”,像根钉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第二天我还是没让她去取钱。我去找了一趟徐福生。

“后年8月,那钱会怎么样?”

徐福生看了我半晌,把报纸放下,慢吞吞地说:“政策有规定。定向补偿款,本人领的时效是八年,到期不领,就归公了。你这个周德顺堂弟,他没有行为能力,所以这钱一直挂在他名下。但要是到了期限还没人替他领,那这笔钱就打水漂了。”

“过了那个期限,谁也没辙。”

我听完,脑子嗡的一声。

原来刘政那句“后年8月”,是这么个意思。

我妈不知道这规定,她把钱放到我名下,想着早晚是周家的钱。

可现在,那笔钱要是再过两年不还到周德顺名下,就一分都没了。

我蹲在徐福生家门口,半天没站起来。

那天晚上,我妈又心口疼了。

她扶着桌子,脸都白了:“没事……老毛病了……”刘美兰从里屋冲出来,看了一眼,赶紧拨了120。

救护车呜啦呜啦地响了一路,我坐在车里,攥着我妈干瘦的手,她掌心冰凉。

“妈,您别怕。”

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

到了医院,急诊大夫检查了一通,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得放支架。手术加住院,前后得准备三到四万块钱。”刘美兰站在我旁边,脸一下白了。

三到四万。我们哪来那么多钱?

我低头看着怀里那张存单。一万二。

那是我妈这辈子攒下的最大一笔数目,是拿周德顺的钱替他保管的。可眼下,我如果不花这笔钱,我妈的命就悬着。

我在医院走廊里蹲了一整夜。

烟灰掉了一地。

天亮的时候,我走进银行,把那笔钱取了出来,交了手术押金。

取款单上,我签下“周学军”三个字,笔画都在抖。

我妈第二天醒来,看见我坐在床边,第一句话就是:“钱用了?”

我点头。

她闭上眼,没再说话。眼角有一滴泪,顺着皱纹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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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妈的手术很成功。

支架放了进去,医生说恢复得好的话,还能跟正常人一样过个十来年。

刘美兰在医院照顾了她一周,眼里的怒气消下去不少,可嘴上还是不饶人:“你妈那也是,有钱非得藏那么深,早拿出来看看不就好了?非得病到这份上才动手。”

我没吭声。我知道她是在心疼钱,但我也知道,她是真没想到那笔钱另有来头。

女儿那边,等了大半个月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

师范类,补助力度不小。

她抱着那张薄薄的纸从楼下跑上来,脸红扑扑的:“爸,我考上了!”她笑着笑着,看见我眼角那点红,又一下子小声了:“爸,你怎么了?”

“没事。”我揉了揉她脑袋,“高兴的。”

那天晚上,家里总算有点团圆的气氛。

我妈坐在沙发上,刘美兰做了四五个菜,女儿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去学校要买什么材料。

我坐在桌子边,看着一家人,心里那口气却怎么也松不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一趟福利院。

周德顺还是蹲在那个角落,这次院子里放了一盆水,他在拿手划拉水玩。

看见我来了,眼睛先是一亮,又想把手里的东西往我手里塞。

这回是一块没剥皮的糖,黏糊糊的,看着都腻。

我接过来,剥了,放进嘴里。

甜的。

我蹲在他旁边,陪着坐了半个钟头,一句话没说。护工跟我讲:“他挺好的,不吵不闹,就是有时候会往门口看,好像等着谁来。”

“谁?”

“不知道。他也不会说。”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出福利院大门。站定,回头看了那道铁门一眼。阳光底下,那个穿蓝布褂子的身影还在那儿蹲着,安安静静的。

我掏出一根烟,没点。

我心里已经做了个决定,但回到家,对着刘美兰,那张嘴却是怎么也张不开。

大概过了十天吧,我妈出院了。

她精神头好了很多,能自己下床走两步了。

我扶着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忽然握住我的手,没头没脑地来一句:“学军,德顺那钱……你没全花吧?”

我顿了顿:“手术用了大半,剩了三千多。”

她点点头:“那好。那好。你回头补给他,凑个整数,哪天他有急用了,自己也能应个急。”

我心里一酸,嘴上“嗯”了一声。

正想着找个什么由头把话接下去,女儿忽然跑过来,抱着手机,脸色不太好:“爸……那个……师范那边给我调系了。”

我愣了一下:“啥意思?”

“我……我本来填的是美术设计,但他那边说,我服从调剂,就给我调到汉语言文学了。”她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我画画……可能没戏了。”

我脑子“嗡”地一声。她填的志愿,是美术设计。她从小就想画画,家里墙壁上贴满了她的画。学费贵,她问都没问过我一句。

她改了志愿。

她知道家里难。

刘美兰从厨房探出头来,脸色更难看:“调哪个系了?”女儿说了是什么专业,她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摔:“你这孩子!你画画那点出息,就这样不要了?”

女儿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屋檐下的光,说不上来时什么滋味。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抽烟,越想心里头越乱。

第二天中午,刘美兰上班去了,女儿去学校取档案。我在屋里收拾东西,就想到了那份存单的回执单。

我打开抽屉,看着那张纸,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翻来覆去地看,发现单子背面有一段小字,印刷的,模糊得很。

我拿着老花镜看了又看:“本账户为定向补偿专户,支取时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及村委会证明。若账户持有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可由家人代办,但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

我看着那段字,手心里的汗一下子冒了出来。

我们当时去取钱的时候,没提供身份证明,也没提供村委会证明。我妈拿的是我的身份证。柜台就给办了。这说明什么?

唯一的解释是:账户上的名字是“周学军”,不是“周德顺”。这中间转了一道手,被我妈用我的名字开了户。

她当年替我签了字,把钱从我名下取出来,又存到了我的名下。绕了一大圈。就为了不让这笔钱上头查到,再被收回去。

我妈替周德顺保管这笔钱,管了八年。管到最后,她把它变成了我的名字。

我蹲在阳台地上,不知道坐了多久。等我站起来的时候,膝盖都麻了。窗外那棵老树的叶子黄了大半。

后来又过了一周,刘美兰单位那边出了件事。

超市里有人丢了一条烟,视频查来查去,说是我老婆偷的。

她当然没有。

可对方咬得死,说是监控拍的,在理货区一晃而过。

她就因为那“一晃而过”,被停职了。

我去接她那天,她坐在超市后门台阶上,眼眶红红的,看见我,气呼呼地说:“我没拿,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知道你没拿。”

她忽然哭了:“谁这么缺德,造这么大的谣?”

我蹲下来,握着她发凉的手:“你明天去找你们店长,把监控调出来,放大看。看看那个影子的轮廓,是不是个男的。”

她愣了一下:“你这么一说……好像是个男的。”

我站起来,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事到临头我才发现,一桩接一桩的不顺,不是巧合。是有人在暗中使劲。

06

事情还没弄明白,车间那边又出了岔子。

那天下午,冲床正常转着,我正低头调模具位置。

忽然一根料头从冲床底下弹出来,“啪”的一下砸在我右臂上。

我还没反应过来,整条手臂就火烧火燎地疼开了。

低头一看,工作服被划开一道大口子,血顺着胳膊往下淌。

工友们都围上来,王浩初脸都白了:“赶紧送医院!”

我躺在地上,看着车间顶棚那盏日光灯,白晃晃的,晃得人晕。

我心里想的是: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

缝了十一针。

医生说,神经有点受损,可能得养三个月才能动。

三个月。三个月工资都减半。我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越想越觉得不对。这事太巧了。巧得就像有人算好了一样。

第二天上午,刘美兰来医院看我,脸拉得老长,嘴角都是泡:“我那个事也查清楚了,不是我是那个新来的临时工干的,他冤枉我。”她顿了一下,又说,“你说这事稀奇不稀奇?咱家从这个月开始,一件接一件地倒霉。先是你妈住院,再是晓雅专业被调,又是我被冤枉,现在连你也躺这了。”

我没接话。心里头那把锁,拧得越来越紧。

她坐了没一会儿就走了。临走前说:“你妈在家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两天老念叨后年8月的事。你说她念叨这些干啥?”

我忽然一个激灵,坐直了身体,扯到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她念叨后年8月了?”

“是啊,就昨天,她坐在阳台上,忽然说起‘后年8月’这几个字。”刘美兰皱起眉,“我就听见她说了半句,‘钱要是到不了德顺手里,后年8月就没了。’我问他啥意思,她又摇头装糊涂。”

我靠回枕头,脑袋里快速地转。我妈知道这个期限。她一直都知道。可她为什么非要拖到今年才拿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在老家街上碰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已故堂叔的老朋友,姓曹,早年跟我堂叔一起南下打过工,知道那笔定向补偿款的来龙去脉。

他拉着我妈唠了半天,说:“嫂子,那笔钱要是再不去办,后年8月就过期了。德顺是个傻的,你替他拿回来,至少以后老了有个保障。”

我妈听了,心里像揣了块石头,一个冬天都没睡好。

她怕。

她怕那钱真过期了,就对不起堂叔了。

她又不敢做那个“替德顺拿钱”的决定,因为手续太麻烦,还要什么村委会证明。

更重要的是,她怕让人知道了,村里人会戳她脊梁骨,说她惦记傻子堂弟的钱。

她在两难里转了几个月,最后想了个笨办法:“先把钱转到学军名下,让学军以后替德顺管着。反正都是周家人,这钱跑不了。”她没跟我说清楚,是不想让我知道这钱是从德顺那转过来的。

她觉得,只要不说,这账就还是清的。

她把账算得太“清”了。清到把自己也骗了进去。

我躺在病床上,想了整整一下午,越想越明白。

那些奇怪的事,那些所谓的不顺,都不是故意的。

我妈不懂政策,她只是太想周全了,想周全了堂弟那点钱,又想周全了我这个儿子。

结果到头来,谁也没周全得了。

就在这时,我妈带着汤来看我。

她走路还有些不利索,汤碗端得稳当。

她坐在床边,看着我缠满纱布的胳膊,眼圈红了一把,但没哭。

她就那么看着,好半天才说:“儿啊,你有没有觉得,咱家今年,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没说出来。

她低头撒了撒汤上的油,又说:“德顺那个事……娘知道你想说啥。娘也想通了,那钱,咱不该动。娘回头想办法,给他补回去。”

她一边说,一边把汤碗递到我手里:“你先养伤。钱的事,娘来想办法。”

我手里握着那碗热汤,鼻子一阵发酸,但没哭。

当年我下岗没哭,这回伤胳膊也没哭。

可我看着她转身去拿抹布的背影,两只肩膀微微往下垮了一下,才忍住没让手里的汤碗跟着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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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住了十天院,我终于回了家。

右臂还是用不上力,连洗脸都得侧着身子。刘美兰嘴上骂骂咧咧的,可每天下班回来还是给我换药、做饭,没一句怨言。

事情本来朝好处走了。

直到第八天下午,一个不认识的老人找上门来。

六十来岁,穿着件半旧的中山装,戴着金丝边老花镜,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站在门口,彬彬有礼地问我:“您就是周学军师傅吧?”

“您是?”

“我姓曾,以前在区拆迁办工作过,管老宅片区那些尾账的。”他递过来一张名片,“您堂叔周德顺名下那笔定向补偿款,当年经我手办的。”

我把他请进屋,给他倒了杯茶。

他看了看屋里,低声说:“周师傅,我退休五六年了。本来不该再多这个嘴,可我听说,那笔钱现在在您名下?这个事,政策上有规定,是绝对不能转的。当年你母亲替你堂弟签字,我一看就是把名字签岔了,可那时候我也不好说破。上头核账的时候,差点把她给牵进来。”

我端着茶杯,手有点抖。

“现在那笔钱马上要到八年期限了,”他把牛皮纸袋放到桌上,“如果后年8月之前,你把这笔钱转回周德顺本人名下,还来得及。要是晚了,钱就没了。你母亲自己也知道这个期限,她一直拖着,是不想让你知道真相。可现在,我不说,怕是就来不及了。”

“那钱……还能转回去吗?”

“能。”他点点头,“但得在明年年底前办完所有手续。要村委会开证明,要福利院出接收函,要你母亲跟你本人一起去所里签一份更正声明。不走这条路,那笔钱就没有了。”

他走的时候,回头拍了拍我肩膀:“你娘是个好人,就是路子走岔了。你别怪她,也别怪自己。赶紧想办法把窟窿补上。”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走远,心里那口气忽然松下来了。原来事情有解。原来那笔钱还能还回去。只是过程麻烦点罢了。

当天晚上,我把事情跟刘美兰说了个大概。她听了,很久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打算,把那一万二还回去?”

“不单是那一万二。我打算把堂弟的钱,原数补上,再走正规程序,让那笔钱回到他名下。”

“那咱们家,还是不够钱给晓雅上学。”

“我明天去厂里谈工伤的事。”我说,“能赔一笔是一笔,晓雅的学费我去想办法。”

她没说话,把碗洗了又洗,洗了三遍,才轻声说了句:“周学军,你这辈子就是个死脑子。”我没接嘴。她到底没再说反对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夜里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了小半包我的烟,呛得直咳。

第二天天没亮,她去了趟娘家,回来说:“我弟那事儿我听说了,欠了赌债,给人家使坏。我跟他断了。他要是再来占我们家便宜,你别客气。”

我心里又酸又热,嘴上只说了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