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张闾蘅见到了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多年隔绝之后，两个家庭因为西安事变重新发生联系。杨拯民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台湾的亲属，也把许多旧友的问候转交给她。
这些问候，张闾蘅回到台湾后，一一告诉了伯父张学良。听到故人仍记挂自己，张学良显得格外高兴。沉默片刻后，他拉着侄女的手说：“下次回去，替我看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他们都曾是东北军将领，也都与张学良有过直接交集。对张学良而言，这不只是问候两位旧部，更像是向一段被迫中断的人生重新伸出手去。
张学良与张闾蘅的关系，早在她童年时便已存在。只是那时的伯父十分神秘，不能像普通亲戚一样来往。1954年，张闾蘅读小学五年级时，曾在台北一所医院隔着门缝看见张学良的背影，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伯父。
她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亲人见面要如此谨慎。课本里的“张学良”，与眼前那个不能自由行动的老人，几乎无法联系在一起。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长期受到限制。1946年11月，他被转移到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1949年2月又被秘密送往高雄，1950年1月才回到新竹。1960年，他与赵一荻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生活仍受到严密看管。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偶尔可以到侄女家坐坐，但每次出门，身边总有人员提前查看环境。张闾蘅回忆，家人说话都要格外小心，生怕无意间给伯父添麻烦。
表面的轻松，掩不住内心的压抑。逢年过节，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张学良会带头玩牌，甚至把晚辈的红包很快赢走。他说：“耍钱，你们差远了，我可是拜过师的。”这点玩笑，是被严格约束的生活里少有的松弛。
张闾蘅后来赴美求学，又多次往返海峡两岸。1979年，她从香港乘火车进入广州，只停留了两天。回到台北后，张学良很快得知此事，开口便问：“你回大陆了？”
这次经历改变了张闾蘅与伯父之间的相处方式。她开始替张学良了解故乡，也替他听取大陆亲友的消息。东北军旧部的名字，在一次次交谈中重新出现。
吕正操早年是张学良卫队旅成员，担任过秘书和副官。抗日战争时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开展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
万毅同样出身东北军。1938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率部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两人走过的道路不同，却都没有忘记当年东北军的岁月。
1984年6月，张闾蘅在北京拜访吕正操。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她称对方为“大爷”。吕正操见到她后十分亲切，还准备了健身球和茶叶，请她转交张学良。
随后，张闾蘅又见到了万毅。那时万毅年事已高，眼疾严重，几乎看不清来人。听说张学良的侄女到访，他仍紧紧握住张闾蘅的手，许久没有松开。
张闾蘅回到台湾，把两位将军的近况和问候带给伯父。张学良听完后沉默良久，情绪明显低落，却没有多说什么。几十年的隔离，使一次普通的见面变得异常沉重。
1987年，张闾蘅再次赴北京，带去张学良写给吕正操的诗句。吕正操随后回诗相赠。两人借诗传意，字面平静，背后却是旧日战友情谊和漫长岁月留下的感慨。
真正的会面，直到1991年才实现。张学良夫妇赴美国探亲后，吕正操得到同意，于5月23日率人前往看望。张闾蘅没有想到，平日少穿正式服装的伯父，竟早早换上西装，在公寓门口等待故人。
那一次，吕正操与张学良终于重逢。没有公开仪式，也没有过多言语，只有两位老人面对面坐着，谈起共同经历过的东北军岁月。几十年间的阻隔，浓缩在一次握手和一席交谈里。
张闾蘅曾努力促成伯父回东北。1991年，张学森应邀回到沈阳旧居，面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久久不能平静。1995年8月，他又回国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却在宴会当晚突发心脏病去世。
张学良得知弟弟离世后深受打击。此后，随着赵一荻去世，他的身体状况更加衰弱。那个曾经嘱托侄女代为探望故人的老人，始终没有等到重新踏上东北土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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