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杨靖宇把母亲、妻子郭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老家河南确山，此后再没有回来过。
他离开老家那天，儿子马从云才两岁，女儿出生刚五天。郭莲带着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婆婆，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敌人悬赏五百大洋通缉杨靖宇全家，草房被烧成灰烬，一家人只能在附近村庄四处躲藏，靠乞讨和拾荒勉强糊口。
郭莲把丈夫仅有的一张照片仔细缝进了女儿的棉袄夹层里，平时不敢拿出来。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翻出那张照片看一看。
她并不清楚丈夫已经在东北改名叫杨靖宇，更不知道他在那片黑土地上正率领抗日联军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搏斗。
婆母张君在长期惊吓中哭瞎了眼睛，不久去世。郭莲独自挑起了全部担子，拾破烂、讨饭、干各种零活，把两个孩子一天天拉扯大。
她一直在等丈夫回来，但等来的是1944年日伪军和汉奸的抓捕。
敌人知道她丈夫早年参加了革命，想从她嘴里撬出消息，但郭莲始终没有开口。
气急败坏的日军用棍棒击打她的头部，颅骨被打出一个大洞，随后又被扔进了粪坑里浸泡。
由于天气炎热，伤口严重感染生蛆，加之无钱医治，1944年10月，郭莲在弥留之际把马从云和女儿叫到床边，拿出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说你们爹叫马尚德，等革命成功了，拿着照片去找他。
然而，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早在1940年2月就已经牺牲在吉林濛江，胃里只剩下草根、树皮和棉絮。
母亲去世后，妹妹马锦云被送到别人家当了童养媳，马从云也被邻村一户农民收养。兄妹俩各在一处，靠着父亲留下的那张照片在苦日子里熬着。
1951年夏天，黑龙江省委派出的调查组经过多次核查，终于在确山县李湾村找到了马从云和马锦云。
调查组的人告诉他们，父亲改名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已经牺牲十一年了。
组织上安排马从云到省委工作，他婉拒了，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去铁路系统当个工人就行。他先到信阳铁路学校读了书，毕业后分配到郑州铁路局材料厂，成了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
1953年冬天，马从云和妻子方秀云去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祭拜父亲。玻璃瓶里装着杨靖宇的头颅标本。
马从云跪在地上哭了很久，临走时他对着父亲的头颅磕了三个头。从纪念馆出来，他还带回来一块桦树皮，那是父亲牺牲前充饥的东西。
这块桦树皮后来被方秀云用布包好，放在家里，成了这个家庭最贵重的一件物品。
马从云在铁路局工作期间一直埋头干活，从不以烈士后代自居。他患有肝炎，身体不太好，但很少请假休息。
1964年8月，他出差到江苏镇江施工，肝炎转为肝癌，病故在途中，年仅37岁。
去世前他对妻子方秀云说，我是烈士后代，孩子们不能给英雄丢脸。那时候方秀云还怀着第五个孩子，家里最大的孩子马继光才14岁。
五个孩子由方秀云一个人带大，她没有正式工作，靠纳鞋底、剪猪鬃、轧手套、给别人当保姆维持生计。
一家人挤在郑州铁路局家属院里两间三十六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住了几十年。有人劝她去找组织反映困难，她摇头说，正因为这个身份，更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孩子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继”字，继光、继先、继传、继志、继民，方秀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他们记住爷爷。
五个孩子后来都在铁路系统工作，长子马继光小时候生病成了聋哑人，在铁路工厂当了一辈子工人。
次子马继志参过军，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三等功，退伍后回到铁路系统开货运列车，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两个女儿马继先和马继传也在铁路系统从事技术和财会工作。最小的儿子马继民当过兵，退伍后在郑州铁路局物资供应部门工作，2005年受靖宇县邀请，利用业余时间去那边参与红色旅游方面的工作，一直两地奔波。
方秀云一直活到很大年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有二十多口人。杨靖宇的曾孙马铖明从天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吉林靖宇县保安村当了一名村书记助理。
保安村离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只有四公里。这个年轻人住进了村民家的土炕上，每天帮着扫院子劈柴火，没人知道他是杨靖宇的曾孙，他在那里做脱贫攻坚的工作，一住就是两年。
这个家族从郭莲在粪坑中咽气，到马从云三十七岁倒在出差路上，再到方秀云靠纳鞋底把五个孩子养大，没有出过一个当大官的人。
杨靖宇的孙辈全是铁路系统的普通职工，曾孙辈有人选择回到那片白山松水之间，沿着曾祖父走过的路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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