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六年（225年）十月，魏文帝曹丕行至广陵，淮水突然结冰，船只无法驶入长江。淮河封冻并非寻常小事，它被后世气候史研究者视作这一时期寒冷加剧的重要记录。战争尚未停歇，气候又开始给百姓添难。
魏晋南北朝前后369年，除西晋灭吴到晋武帝去世前后那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外，长期处在政权更替和兵戈冲突之中。根据相关灾害资料统计，这一时期有记载的自然灾害达619次，魏晋约304次，南北朝约315次。数字未必能够涵盖全部灾情，却足以说明灾害密度之高。
那时的灾害，往往不是单独出现。旱灾之后可能跟着蝗灾，暴雨会引发洪水，地震又常伴随山崩、地陷。对普通百姓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某一次灾难，而是灾难接连到来，刚缓过一口气，下一场灾祸已经逼近。
兴平元年（194年），三辅地区从四月至七月持续大旱，正值庄稼生长的关键阶段，田地几乎颗粒无收。粮价随之暴涨，史书记载，当地谷价一斛达到五十万钱。到了第二年，旱情又与蝗灾相连，草木被啃食殆尽，民间出现“民相食”的惨状。
这类饥荒并不只压在农民身上。粮食紧缺时，官府储备也很快见底，京城中的官员甚至需要外出采集柴薪和野菜。史书中留下“从官食枣菜”的记载，意思是连随从官员也只能依靠枣和野菜充饥。身份高低，在饥荒面前很难换来一碗粮食。
水灾同样凶猛。太和四年（230年），魏地大雨连续下了三十多天，伊水、洛水、黄河、汉水相继泛滥，田地被淹，年成大坏。景初元年（237年），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又遭淫雨，房屋、牲畜和财产被洪水卷走。
有意思的是，风灾在史书中记载不如旱涝密集，却并不意味着破坏较轻。大风可以拔屋折树，卷起尘土，甚至使江海水势暴涨。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华北一带曾出现“土雾竟天，六日不开”的景象，风沙持续多日，也反映出当地生态环境已经相当脆弱。
寒冷则从另一个方向影响农业。霜冻、冰雪和雹灾会直接损害麦苗与果木，河流结冰还会阻碍舟运。粮食运输一旦受阻，局部歉收很容易扩大成区域性粮荒。对于依赖土地和水运的社会来说，气候变化绝不是抽象的天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生计问题。
地震带来的打击更加突然。三国时期，曹魏京城洛阳、南安郡以及江东一带均有震灾记录。到了西晋，地震记载已经遍及黄河中下游、江南、巴蜀乃至西北和东南地区。房屋倒塌只是第一层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堰塞水患往往紧随其后。
延昌元年（512年），北魏境内发生强烈地震，今河南、河北、山西部分地区震感严重，史书记载“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死亡5310人，受伤2722人。部分地区余震持续到延昌三年（514年）。在没有有效建筑防护的时代，灾民即使逃过最初震动，也可能无家可归，面临饥寒与疫病。
蝗灾是另一种令人恐惧的威胁。永嘉四年（310年）五月，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广大地区出现蝗灾，草木被吞噬，甚至牛马身上的毛也遭啃食。蝗群所过之处，农田转眼变成荒地，灾民只能四处逃亡。
真正让人难以防备的，还是疫病。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中原地区发生大规模疫病，曹丕在文字中写道，许多家庭都承受亲人死亡之痛，有的甚至全家覆亡。那时没有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病原学，也缺乏隔离和有效治疗，疫病一旦进入人口密集的城邑，后果极为严重。
这场疫病还重创了建安文坛。“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先后在这一时期去世，传统史家多认为他们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五位文士的离世，并不只是文学史上的损失，更说明疫病并不区分身份。名士、官员与平民，都可能在同一场灾难中失去生命。
战乱破坏田地与水利，灾害又造成粮荒和人口流动，人口流动进一步扩大疫病影响。几种力量彼此叠加，才使这一时期的灾情显得格外沉重。曹操《蒿里行》中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虽有文学上的凝练，却对应着东汉末年人口锐减、村落荒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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