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中国新闻网、光明网、人民网相关采访报道。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引子】
广西桂林荔浦县，喀斯特峰林一座接一座，漓江水在山窝里拐了又拐，是标准的“山水甲天下”。 这片地方安静得很，安静得好像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过。
可1944年的冬天，这份平静被彻底撕碎了。
日军踏进荔浦，一个24岁的瑶族农妇被掳走，关进马岭镇的慰安所，熬过三个月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她拼死逃回家里，却发现腹中已经怀了日本兵的孩子。 她最终留下这个孩子，取名罗善学。
从这孩子记事起，村里人就管他叫“日本仔”。
他流淌着一半侵略者的血脉，却生在中国山村的土屋里，吃中国的杂粮，说中国的土话，将来还要为养父披麻戴孝。
他一辈子都在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几十年里，他始终没能给自己一个干脆的答案，但终其一生，他牢牢守住自己的归属。
下面这些时间、地点、人名、数字，都出自公开的采访报道、纪录片和志书记录，没有一星半点的想象加工。
一、1944年冬天：背上的孩子，和突然伸出的刺刀
先把大背景交代清楚。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也就是侵华日军口中的“一号作战”——他们企图打通一条从日本本土经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直到新加坡、总长约九千公里的运输线。
这一仗，日军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广西也在其中。
据《荔浦县志》记载，荔浦县从1944年11月3日被日军占领，到1945年7月17日日军撤离，全县约37万人口里，被杀害6600人，重伤6804人，轻伤27216人，失踪5500人，另有44762人因传染病或疾病死亡。
这一串数字今天读起来，仍然沉得压手。 占领期间，日军在荔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县志记载的这组数字，就是这场劫难留下的痕迹。
说句题外话。 今天很多人提到“慰安妇”，只知道这三个字，却未必清楚它的分量。
慰安妇，是指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强征、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受害者分布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等广大地区。
据史料统计，亚洲的慰安妇约有40万人，其中中国约占20万人。 还有研究机构估算，在日军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约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非命，人数约有30万。
而据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统计，目前已经考证公布的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慰安所，就有2050个，这个数字至今仍在补充更新。
当年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叫“大一沙龙”。 慰安所的形式五花八门：条件稍好的是改造楼房，分隔出许多小隔间；差一些的，直接把女性关押在碉堡、地下室之中——山西多利用窑洞，海南多搭建简易棚户。
韦绍兰被关押的这一处，便是碉堡炮楼式的慰安所。
韦绍兰，就是这场浩大苦难里侥幸活下来的一位幸存者。 她1920年农历七月二十七出生在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瑶族人。
被抓那年，她二十四岁，是在家种地抚育幼儿的普通农妇。 丈夫叫罗讵贤，女儿刚满一岁多。 桂东村山多田少，村民靠种地、打柴维持生计。
韦绍兰出嫁到小古告屯后，日子虽清苦，却安稳平淡——丈夫在家务农，孩子刚刚学会走路。 谁也没想到，这份安稳会被一场战争砸得稀碎。
那是一个冬日，日军下乡“扫荡”，新坪镇桂东村大乱，村民纷纷往村北牛尾冲山上逃难。 韦绍兰背着女儿，跟着人群躲进山洞。 一连数日没有日军踪迹，众人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韦绍兰便背着女儿走出山东透气。
可就在一片开阔地上，她迎面撞上了日军，看见了明晃晃的刺刀。
韦绍兰后来回忆，那一刻她“浑身颤抖，连泪都不敢流”。 她抱着孩子，和另外几名妇女一同被押上汽车，送到日军驻地，关进狭小的泥土砖房。
第二天，一名日本军医前来，勒令韦绍兰脱光衣物接受身体检查。 根据她后续采访的叙述，第一个强暴她的士兵端着刺刀闯入屋内。
见她不肯脱衣，士兵直接将刺刀抵在她背上幼女的身前。 刀尖对着孩子，韦绍兰只能一件件褪去衣服。 士兵离开后，她才敢放声痛哭。 有的士兵进屋时会带几块糖哄孩子，避免孩童哭闹，可一旦孩子哭出声，遭受打骂的永远是母亲。 那时韦绍兰尚在哺乳期，但在这座魔窟之中，没有人顾及她母亲的身份。
关押她们的地点，是马岭镇德安村沙子岭屯的慰安所。
据当地文物部门考证，这处遗址由四合院式泥坯屋外加两座炮楼构成，是广西目前唯一确认的慰安所旧址，两座炮楼主体基本保存完好，墙体布满弹孔，大院基础格局依旧清晰。 泥坯房一共四间，每间关押两名妇女，韦绍兰和女儿就被安置在其中一间。 当地曾计划修复保护旧址，建设历史教育基地。 日军占领荔浦期间，在此强征本地妇女遭受蹂躏，不少被掳走的妇女下落不明，韦绍兰是少数成功逃回的幸存者。
把妇女关押在炮楼充当慰安妇，并非这一处的特例。 有日本老兵战后供述，在华北前线，日军曾将被俘的八路军女战士分配至各个炮楼，一名女性要被迫服务整小队日军。 在侵略者的体系里，这些女性甚至被登记成军需物资。
联合国人权组织将“慰安妇”制度定性为日本战时军事性奴隶制度，无数妇女遭到日军长期蹂躏、残害。 当年荔浦的受害者不止韦绍兰一人，和她一同从马岭慰安所逃出来的，还有同乡何玉珍。 二人有着相同的苦难，彼此心照，却极少提起那段地狱般的经历。
在泥砖屋内，韦绍兰每天要遭受数次侵害。 她回忆那段日子：“晚上五点钟，吃完饭，有两三个人来。第二天白天，又有三四个人来，我不敢正面看他们。”
来人年龄不一，有五十多岁的老兵，也有二十出头的年轻士兵，部分人使用防护用具，更多人毫无保护，韦绍兰也无从分辨，究竟是哪一人让她怀上身孕。
日军还会用汽车，将她们转运到其他驻地。 慰安所里，她们被迫穿上和服或是日军军装；平日严禁外出，三餐由后勤兵送入房间，上厕所都有人监视。
只要日本士兵进入房间，无论是否相识，她们都必须起身鞠躬，自行解开衣物，动作稍慢，便是一顿打骂。 日军发放过避孕药，韦绍兰没有服用，趁人离开将药丢在墙角。
地狱一般的囚禁，整整持续了三个月。 后期日军看管渐渐松懈，韦绍兰抓住机会准备逃亡。
一个清晨五点左右，韦绍兰下定了决心：“发现了就死个痛快。” 她谎称腹痛要上厕所，趁着看守防备松懈，带着女儿悄悄逃出慰安所。
先躲在荒草丛中确认没有追兵，才朝着日出的方向赶路。 二十公里不到的回家路，因为不识方向，她抱着女儿一路打听，整整走了两天。
推开家门时，丈夫罗讵贤正在吃饭。 看见满身狼狈的妻子，他愣了片刻，只说了一句：“快吃饭吧。”
双脚血肉模糊的韦绍兰，到这一刻才放声大哭。
罗讵贤放下饭碗，也跟着落泪，一边哭一边说：“不怪你，因为你是被抓走的，现在回来了就好。”
话语朴素平淡，却是那个战乱年代，一个丈夫能对受害妻子说出最厚重的体谅。 韦绍兰死里逃生归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周边村落。
有人为她劫后余生感到庆幸，也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在那个年代，“慰安妇”三个字，是压在受害女性身上一辈子的污名。
韦绍兰有万般委屈，只能默默咽在心底。
二、一个怀孕的决定：孩子没有罪
逃回家，噩梦却并未终结。
没过多久，当初和她一同被关押、一同逃回来的女儿夭折了。 有报道称孩子因过度惊吓离世，也有记载说逃亡途中染病，无力医治。 无论缘由如何，这个陪着母亲熬过慰安所三个月苦难的幼小生命，终究没能活下来。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韦绍兰发现自己停经，早在被关押两个多月的时候，她便隐隐有所担忧，如今确认，她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这个消息几乎将她击溃。 在当年的乡村，一名从慰安所回来的女子想要立足本就艰难，腹中怀着侵略者的孩子，更是天塌一般的大事。
罗讵贤内心百感交集。 他心疼妻子的遭遇，可面对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再加上村里不断传来的流言，羞耻与烦闷堵在心头。
他没法完全释怀，一开始还尽力维护妻子，对旁人说：“不要骂她，她没有学坏。” 可非议始终没有停止。
韦绍兰也陷入巨大的自我煎熬，觉得自己成了家族的罪人，一边承受丈夫压抑的情绪，一边忍受村里人投向自己的白眼。
但韦绍兰舍不得放弃这个生命。 多年后接受采访，她反复提起一句话：“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
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孩子的去留。 据韦绍兰的女婿武文斌回忆，罗讵贤原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但他的母亲，一位懂草药的老人坚持要留下。
老人顾虑两件事：一是韦绍兰遭受过残酷摧残，若是打掉胎儿，很可能彻底丧失生育能力；二是无论孩子生父是谁，生命本身不该被随意剥夺。
罗讵贤心中的芥蒂，最终没能盖过母亲的坚持。 婆婆的预判后来成真：韦绍兰生下罗善学之后，整整十年无法再怀孕，依靠婆婆采药慢慢调理，才后续生下一双儿女，最小的儿子出生于1957年。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这一年，孩子降生。 丈夫罗讵贤没有将他拒之门外，让孩子随自家姓氏，取名罗善学。 孩子属于早产，出生时仅有四五斤重。
只是新生命的到来，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欢喜。 韦绍兰没有得到普通产妇坐月子的照料，罗讵贤没有准备鸡鸭给她补养身体，她只能依靠青菜、苦毛菜度日。
村里的闲话再度四起，有人恶意非议她。 罗讵贤心底那根刺始终没能拔除，情绪上来时，也会对韦绍兰口出恶言。
留下这个孩子，是全家人基于人道主义做出的抉择。 可村里大人孩子的看法，是另外一回事。
罗善学慢慢长大，韦绍兰心中的愧疚也日渐深重。 她后来常常感慨，是自己连累了儿子。
三、“日本仔”：从三岁起甩不掉的名字
罗善学到三四岁，村里人看见他，就喊他“日本仔”“鬼子仔”。
孩童的恶意直白又伤人。 同龄孩子不愿意和他玩耍；玩打仗游戏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把他划分到日军一方，拿石头砸他。 一个孩子，自记事起就被全村视作敌人的同类，这份苦楚难以言说。
有一回，罗善学在池塘边钓青蛙，一名同学上前抢夺钓竿。 罗善学不肯松手，对方脱口而出：“日本仔！” 罗善学满心疑惑，跑回家问母亲为什么被这样称呼。 韦绍兰没有回答，只是默默落泪，许久之后才告诉他：“总有一天你晓得的。”
这是罗善学第一次直面“日本”这两个字。
从这件事之后，只要和人发生争执，“日本仔”的辱骂就会接踵而至，就连家里的弟弟吵架，也会这样喊他。 妹夫武文斌回忆，罗善学性格孤僻不合群，一旦吵架被人这样辱骂，便再也不愿和对方来往。
家里的日子同样充满隔阂。 罗讵贤对待这个孩子，和亲生子女截然不同。 分糖果时，罗善学拿到的最少；吃饭的时候，弟妹吃白米饭，他碗里只有混着红薯、芋头的杂粮饭；赶集买回来的吃食，从来只留给弟弟妹妹。
弟妹都读到初中毕业，罗善学小学三年级就被叫回家砍柴、放牛。 小时候他渴望养父能像拥抱弟妹一样抱抱自己，等来的常常是一巴掌。
还有一件事，在罗善学心底埋藏几十年。 年少时一场高烧，损伤了右眼，落下斗鸡眼的残疾，右腿也留下伤病。 这病症本有医治的机会，可养父始终不肯带他求医。 长大之后罗善学慢慢明白，不是家里拿不出医药费，而是养父不愿在他身上耗费心力。
1966年10月，露天电影《地道战》在桂东村放映。 罗善学反复观看，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日本侵略者的模样。 他终于懂得，鬼子不是神话故事里的妖魔，而是真实入侵祖国的敌人，而自己身上，流淌着侵略者的血脉。
看完电影，他只觉得头脑发疼，心中五味杂陈。 他曾经仰头流泪，低声叹道：“看上面的天，高啊，苦啊。” 老师还带着他们观看其他抗日影片，罗善学由此知晓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村里老人也会给他讲述日军当年施暴的往事，一点点拼凑起他对战争的认知。
有村民被日军哄骗，缒入山洞捡拾武器，之后日军不肯将人拉上来，活活困死村民；还有妇女拒绝被掳走，当场遭到枪杀。 全村人对侵略者刻骨的仇恨，会不自觉转嫁到罗善学身上。
纪录片导演评价，他背负着生父犯下的罪孽，旁人憎恨日军的情绪，落在了他的身上。
罗善学十二岁那年，知晓了完整身世。
那年他和村里老伯一起放牛，老伯闲谈之间，道出了他的来历：你母亲当年被日军抓走三个月，之后生下了你。
罗善学哭着跑回家询问母亲，韦绍兰一言不发，唯有不停落泪。 后来一次，他在门外听见养父和母亲激烈争吵，罗讵贤亲口说出，他并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这一刻，他所有模糊的猜测，全部被证实。
从那天起，罗善学变得更加沉默内向，敏感易怒，害怕去往人多的地方，见到陌生人便心慌紧张。
亲戚家也不愿踏足，整日守着牛和山林，尽量避开人群。 罗善学曾形容命运带给自己的创伤，只用六个字：“心里像丝瓜一样扭曲。” 他也无奈感慨：“养父是天，奈何不了，没有办法。给你吃饭都是好的了。我哭过，是空的。” 在年少的他看来，能有一口饭活下去，已经是养父给予的恩惠。
十二岁的少年，背上了一副本不该由他承担的沉重包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四、一辈子没娶上媳妇的“日本崽”
长大成人，这个包袱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发沉重。
罗善学一辈子没有离开这座山村，小学三年级辍学之后，以务农为生，打柴、割草、放牛。 他常说：“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放牛。”
这句话听似玩笑，却是他真实的一生。 早年田地租出去，每年收取一百斤稻谷作为租金；后来村民大量外出务工，土地无人承租，长满荒草，正好用来放牛。
家中一台十四英寸彩电，是他了解外界唯一的窗口，他不会使用手机、网络，闲暇就看电视，尤其爱看抗日题材的影视剧。 步入老年之后，他大半时间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山发呆。
二十岁开始抽烟，一抽便是数十年。 面对采访者，他说话缓慢，需要长久回忆，眉头紧锁，谈及伤心往事，眼眶便会泛红。
到了适婚年纪，母亲托人为他说亲，前后一共介绍六门亲事。 姑娘本人大多愿意，可女方家人一旦打听清楚他的身世，全部拒绝。 六段相亲，无一成功。 其中一位相亲的姑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只用两个字评价：“很美的。”
1981年，三十六岁的罗善学决定不再找人说亲。 “有碗稀饭就得了。”他对来访者这样说，选择将放牛当成自己一辈子的生计。 2014年，六十九岁的他依旧孤身一人，陪伴着体弱多病的母亲。
曾经他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一时万念俱灰，上山采摘断肠草想要了结生命。 最后没有离世，病情却意外好转。 经历这一场生死，他再也没有动过轻生的念头。
韦绍兰心里清楚，是自己的苦难连累了儿子，终生为此愧疚。 罗善学内心矛盾万分，他曾经怨恨命运，怨恨自己为何会降生在世间承受这样的苦难。 但怨恨之外，他深深明白母亲本身也是战争受害者，并非她主动选择这一切。
他曾对着采访者吐露心声：“我心里恨妈妈，又可怜她。” 也曾崩溃大哭：“我这辈子就全完蛋啦！就因为是日本崽，连老婆都讨不到！”
他反复向记者诉说心中的痛苦：“我难过啊，我妈妈受了这个罪、这个苦，日本人还拒绝承认有这回事！”
“日本强盗害得我家破人亡！” 苏智良教授曾经问他，你是受害者吗？ 苏智良告诉他，当然是，日本侵华战争造就了你，没有这场残酷的战争，就不会有你这样的悲剧。
对于素未谋面的日本生父，罗善学恨意深重。 有人问起，如果有机会见到对方会如何，罗善学直言：“恨到死为止。” 他还说：“如果他来了，我就一刀砍死他，怎么能原谅他呢？”“他没养我，我把他当畜牲，我这一辈子都是因为畜牲造成的！”
但这份恨意，没有转化成对所有日本人无差别的仇视，反而不断促使他确认自身的归属。 每当有人拿他一半的血缘说事，叫他回到日本，罗善学都会十分愤怒。 他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吃中国土地产出的粮食，说本土乡音，养父离世之时，他披麻戴孝尽孝。
面对镜头，他一字一句，郑重地说出那句坚守一生的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
彼时，外界很少有人知晓深山里这位老人，知晓这句沉甸甸的宣言。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悄无声息在山村走完一生的时候，远方的目光循着历史线索找到了这片群山笼罩的小村落。
被掩埋多年的往事，即将被公之于众，这位一辈子很少远行的老人，也将被推到聚光灯之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