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9年，我提前回乡，在山路边救下一个逃荒的异国姑娘。
她不会说几句汉话，却抱着一封皱巴巴的信，死活要嫁给我。
新婚夜，我刚吹灭煤油灯，她忽然把那封信塞进我手里，问我：“跟我走吗？我父亲是个大人物。”
1979年春天，我从县农机培训班回来，被公社点名提了干。
那年我二十六岁，叫陈长河，家在南边山脚下的青石沟大队。
说是提干，其实也没多神气。
我只是从生产队的拖拉机手，变成了公社农机站的副站长，管几台老拖拉机，管柴油票，也管春耕时谁家先犁地、谁家后犁地。
可在青石沟那样的小地方，这已经是能让人高看一眼的事。
我回村那天，刚进院门，我妈就把一盆热水端出来。
“长河，先洗脸。你大伯和吴家的人等你半天了。”
我手里的帆布包还没放下，院里就传来大伯的声音。
“回来了？干部架子不小啊，让一屋人等你。”
大伯坐在堂屋正中，旁边是吴会计和他侄女吴桂芬。
吴桂芬比我小三岁，在供销社卖布，衣裳干净，头发梳得亮。
村里人都说，我要是娶了她，以后日子差不了。
我妈早就被说动了。
她给我端碗水，小声说：“你爸走得早，妈不懂这些。你现在提干了，婚事也该定了。吴家条件好，桂芬也能干。”
我刚喝了一口水，吴会计就开了口。
“长河，你现在是公社干部了，不能再跟以前一样一根筋。以后柴油票、机耕安排，都是你手里过。两家成了亲，互相照应，路就顺了。”
我听出这话不对。
他不是来谈亲事，是来谈生意。
我放下碗。
“吴叔，机耕安排按队里地块来，谁家该排第几就是第几。”
吴会计脸上的笑淡了。
“年轻人，说话别这么死。你提干才几天，就学会拿规矩压人了？”
大伯立刻接话。
“长河，你吴叔是好意。你别刚穿上干部衣服，就不认乡亲。”
吴桂芬坐在旁边，手指绕着手绢，轻轻说了一句：
“我听供销社的人说，干部都要会处关系。你要是连这点人情都不懂，以后也走不远。”
这句话不重，却把屋里的人都说静了。
我妈站在灶边，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我知道她怕我得罪人。
青石沟穷，穷人最怕两样东西。
一样是病，一样是没人帮。
我爸死得早，我妈把我拉扯大，吃过求人脸色的苦。她盼着我成家，盼着我在村里有个依靠。
可我也知道，今天这口要是松了，以后谁家都能来找我。
春耕的柴油票，修渠的铁锹，仓里的零件，都会变成人情。
我站起来，对吴会计说：
“亲事以后再说。工作上的事，我不能拿来换亲戚。”
堂屋里一下没人说话。
吴会计把茶碗往桌上一放。
“行。陈长河，你有骨气。”
大伯脸色难看。
吴桂芬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回头看我。
“你别后悔。”
他们走后，我妈坐在灶门前，半天没添柴。
火苗一点点低下去，锅里的粥也不响了。
我蹲下去添了一把柴。
“妈，我不是不想成家。”
我妈低声说：
“我知道你心正。可心正的人，日子未必好过。”
那句话，我后来想了很多年。
因为从那天开始，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
有人说我刚提干就摆谱。
有人说我瞧不上吴家。
还有人说，我这个副站长当不了多久。
我没解释。
春耕忙起来后，我每天从天不亮跑到天黑。拖拉机一发动，轰隆隆响半个山沟。我裤腿上全是泥，手上全是油，回家连碗饭都端不稳。
可人就是这样。
你不欠他们，他们也会觉得你该给。
四月初三那天，队里分柴油票。
吴会计家的地排在第三批，吴会计却让他外甥马建国来找我。
马建国比我小两岁，平时吊儿郎当，见我就叫“陈副站长”，话里总带刺。
他把一包烟放到桌上。
“长河哥，我舅说了，先给我们犁。桂芬姐那边还等你回话呢。”
我把烟推回去。
“单子贴在墙上，谁家第几写得清楚。”
马建国把烟往桌上一按，声音大了。
“你还真把自己当官了？你提干，不就是会开拖拉机、会写几个字？”
屋外有人停下脚步。
我听见他们在门口小声笑。
我手里拿着登记本，指节发紧。
那一刻，我心里憋得厉害。
我不是没脾气。
只是我知道，自己一拍桌子，明天就会变成另一种说法。
说我提干后欺负乡亲。
说我因为吴家退亲，故意卡他们的地。
我把登记本合上。
“马建国，烟拿走。明天该谁家就是谁家。你要是不服，去公社问。”
马建国盯着我，过了几秒，拿起烟笑了一声。
“行。陈长河，你等着。”
他走的时候，把门帘甩得很响。
那天傍晚，我收拾完农机站，沿着山路往家走。
山里起了雾，路边的草带着水汽，鞋底踩上去发滑。
我心里还堵着白天那口气。
就在快到老鹰嘴那段路时，我听见沟底传来一声很轻的喊。
不是本地话。
也不像普通话。
我停住脚步，又听见一声。
这次我分辨出来，是个女人的声音。
她在喊救命。
老鹰嘴下面是一条干沟，平时没水，下雨时会冲下来乱石。
我顺着坡往下走，刚走几步，脚底的碎石就往下滚。
“谁在下面？”
沟里安静了一下。
过了会儿，一个很弱的声音传上来。
“救……救我。”
我扒开半人高的草，才看见一个姑娘缩在石头后面。
她头发又黑又长，脸上沾着泥，衣服破了好几处，脚踝肿得厉害。
最显眼的是她的眼睛。
不是我们这边常见的样子，眉骨深，鼻梁高，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红。
她看见我，先往后缩。
我赶紧停住。
“你别怕，我不是坏人。”
她听不太懂，只死死抱着怀里的油布包。
我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山上。
“我，陈长河。带你上去，找大夫。”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嘴唇干得起皮。
“不要……送回去。”
这句话说得慢，却很清楚。
我愣了一下。
“送回哪儿？”
她摇头，眼泪一下掉出来。
我没再问。
我把外衣脱下来递给她，又把水壶拧开，放在石头上，自己退开两步。
她先看水壶，再看我，像是确认我不会抢她怀里的东西，才伸手拿过去。
喝水时，她呛了好几下。
我蹲在两步外，说：
“你脚伤了，我背你上去。要是不愿意，我去村里叫女同志来。”
她没完全听懂，但听见“背”这个字，忽然急了。
“不回人多。不要喊。”
她说完，又把油布包抱紧。
那时候天快黑了，山里风冷。
我看她嘴唇发白，只好说：
“不喊。先救命。”
我转过身，拍了拍自己肩膀。
她犹豫了很久，才扶着石头站起来。
她刚走一步，就疼得闷哼一声。
我听见那声，心里一软，干脆回头扶住她胳膊。
她手腕细得吓人，像是好多天没吃饱饭。
我背她上山时，她一直不说话。
只有油布包压在我肩头，硬邦邦的，里面像有一封信，或者一块牌子。
回到村口，天已经黑透了。
村里几条狗先叫起来。
我妈听见动静，提着煤油灯从院里跑出来。
“长河，你背的是谁？”
我说：“路边救的，脚伤了。妈，先烧水。”
我妈愣了一下，灯光照到姑娘脸上，她也吓了一跳。
“这是哪的人？”
姑娘听见这句，身体绷住，手指抓紧了我肩膀。
我说：“先别问。”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进屋。
那晚，我去请赤脚大夫老宋。
老宋给姑娘看脚时，她疼得额头冒汗，却咬着牙不叫。
老宋一边缠布一边说：
“不是本地人吧？这模样，山外来的？”
我给他倒水。
“路上捡的。”
老宋压低声音：
“长河，救人是好事，可这种来路不明的人，别往家里放太久。现在村里嘴碎，你刚提干，别给自己惹麻烦。”
我还没说话，躺在炕边的姑娘忽然开口：
“我不是坏。”
她说得不顺，但屋里人都听懂了。
我妈端着米汤站在门口，叹了口气。
“没人说你坏。先喝点东西。”
姑娘接过碗，两只手捧得很稳。
她喝了两口，眼泪又掉下来。
我妈最见不得这个，声音也软了。
“慢点喝，锅里还有。”
那天半夜，雨下起来。
瓦上噼里啪啦响。
我在堂屋铺了草席，隔着门帘听见姑娘在里屋低声说话。
不是汉话。
我一句听不懂。
她像是在念一个人的名字，又像是在求谁保佑。
第二天一早，村里就传开了。
陈长河从山沟里背回来一个异国姑娘。
上午，马建国带着几个人堵到我家门口。
他一进院就喊：
“陈副站长，听说你家藏了个外面来的女人？”
我妈正在剁猪草，刀一下停住。
我从屋里出来。
“马建国，你说话干净点。”
马建国笑了。
“我哪句不干净？全村都知道了。你一个没成家的男人，把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放家里，不合适吧？”
后面有人跟着起哄。
“该送公社去。”
“万一是偷跑出来的呢？”
“说不定身上有事。”
姑娘扶着门框站在屋里，脸色白得厉害。
她听不懂每句话，却听得懂那些声音里的恶意。
我挡在门口。
“她受伤了，等脚好了，我会带她去公社登记。”
马建国往屋里探头。
“那油布包里是什么？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姑娘猛地把包往怀里一抱。
我转身对她说：
“别怕。”
马建国立刻抓住这句话。
“你看，她怕人看。陈长河，你救人是假，藏东西是真吧？”
我心里那团火一下蹿上来。
“马建国，你再胡说一句试试。”
院子里安静了一下。
马建国没想到我会当众顶他，脸上的笑挂不住。
这时，屋里的姑娘忽然一步一步挪出来。
她脚还肿着，走得很慢。
她站到我身边，抬头看着院里那些人，声音有点抖，却一个字一个字说：
“他救我。他好人。你们，不许骂。”
没人想到她会开口。
马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笑得更大声。
“哟，还护上了。陈长河，人家不会真要嫁你吧？”
姑娘听见“嫁”字，转头看我。
她大概只懂这一个字。
下一刻，她点了点头。
“嫁。我嫁他。”
院里所有人都静了。
我也愣住了。
她抓紧油布包，脸上没有半分玩笑。
“他救我，我嫁他。”
那句话以后，村里更热闹了。
有人说我命好，山沟里都能捡回媳妇。
也有人说我糊涂，刚提干就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拖住。
吴家那边更不用说。
吴桂芬连着三天没去供销社，吴会计见了我，连招呼都不打。
我妈急得晚上睡不着。
她坐在炕沿上，一边纳鞋底一边叹气。
“长河，你说这事咋办？她说要嫁，你还能真娶？你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了眼里屋。
姑娘睡在我妈那张旧木床上，脚踝还没消肿。
“先把伤养好。”
“伤好了呢？”
我没答上来。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她不是本地人，没有户口，没有亲戚，汉话也说不利索。她怀里那封信，她从不离身。
有一次我端药进去，刚好看见她把油布包打开。
里面是一封发黄的信，信封上写着我不认识的字，还有一块小小的铜牌。
她听见脚步声，立刻把东西包回去。
我没有问。
她却低声说：
“不是偷的。”
我把药放到桌上。
“我没说你偷。”
她看着我，慢慢说：
“信，给阿爸。找不到路。”
“阿爸是你爹？”
她点头。
“很远。”
我问：“你从哪里来？”
她垂下眼，没有回答。
只说：
“很多人饿。很多人走。我跟人走散。”
她的汉话断断续续，我只能听懂大概。
山外有灾，她跟着一队人过来找亲戚，中途遇上坏人，东西被抢，人也走散了。她一路躲到老鹰嘴，饿了两天，摔伤了脚。
我问她名字。
她想了想，说：
“娜依。”
我重复一遍：“娜依？”
她点头，像是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妈也喊她娜依。
娜依养伤那段日子，没白吃家里饭。
脚能落地后，她抢着干活。
我妈拦她，她听不懂，就笑着摇头。
她会洗衣，会捡柴，会把院里的小葱重新栽好。她不懂我们这边的灶，一开始把火烧得满屋烟，被我妈呛得直咳。
我妈急了，拿火钳敲灶沿。
“不是这么添柴，要留风口。”
娜依蹲在灶前，认真看着。
第二天，她就会了。
我妈嘴上不说，心里开始疼她。
有一回我下工回来，听见厨房里传出两个人的声音。
我妈说：“这个叫盐，少放。你上回放多了，长河喝了两瓢水。”
娜依跟着念：“盐，少放。”
我妈又说：“这个叫醋。”
娜依念：“醋。”
我站在门口，忽然笑了。
娜依回头看见我，脸一下红了，把手里的勺子藏到身后。
“我学做饭。”
我说：“学会了，先让我妈尝。”
我妈瞪我。
“你还挑上了。”
那段日子，我心里慢慢有了变化。
不是因为她说要嫁我。
而是她明明怕，明明无处可去，却尽量不拖累任何人。
村里孩子围着她看热闹，她会从口袋里掏出几粒野果分给他们。
有人故意学她说话，她也不恼，只认真纠正：
“我叫娜依，不叫喂。”
可流言没有停。
五月初，公社来人查春耕情况。
马建国当着公社何干事的面说：
“何干事，陈长河家里那外面来的女人，还没登记呢。她天天住他家，算怎么回事？”
何干事四十来岁，戴着旧眼镜，看上去不爱多管闲事。
可马建国把话挑明了，他也不能装没听见。
他看向我。
“陈长河，情况属实？”
我说：“属实。她脚伤没好，我准备过两天带她去公社说明。”
马建国立刻说：
“过两天？这都住半个多月了。陈长河是干部，更该带头守规矩。”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吴桂芬也来了，站在人群后面，脸上没什么表情。
何干事推了推眼镜。
“人在哪儿？”
娜依从我家院门出来。
她换了一件我妈的旧蓝布衫，头发用布条扎着。她走路还不太稳，却站得直。
何干事问她：
“你叫什么？从哪里来？有没有证明？”
娜依听不太懂，看向我。
我刚要帮她解释，马建国就笑。
“何干事你看，问什么都不说。这还不有问题？”
娜依听懂“有问题”，脸一下白了。
她从怀里拿出油布包，又很快捂住。
她想证明自己，却又不敢把那封信拿出来。
我看见她手指发抖，心里发紧。
我对何干事说：
“她叫娜依，从山外逃荒过来的，路上走散了。她身上有信，但那是找她父亲的私信。她不愿意给人看，我也不能逼她。”
马建国抓住话头。
“不能看？那谁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
吴桂芬忽然开口：
“长河，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为了一个认识半个月的女人，连组织上的人都防着？”
这句话比马建国的嘲笑更刺人。
我看着她，喉咙发紧。
我想说我不是防谁，我只是不能当着一群看热闹的人，去抢一个无依无靠姑娘怀里的信。
可话还没说出口，娜依突然走到我前面。
她看着何干事，中文说得很慢：
“我不害人。我走，可以。不要害他。”
何干事愣了。
娜依又指了指我。
“他救我。你们骂他，我走。”
她说完，转身就要回屋拿东西。
我一把拉住她。
“你脚还没好，往哪走？”
娜依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不连累你。”
那一刻，人群里没人说话。
何干事沉默了几秒，对我说：
“陈长河，你明天带她来公社，做个临时登记。先把人安置下来。至于别的，等核清再说。”
马建国还想开口。
何干事转头看他。
“你要是真为规矩好，就别在别人院门口起哄。”
马建国的嘴闭上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村里因为娜依出了口气。
可我也知道，这只是开始。
第二天，我带娜依去了公社。
她一路抱着油布包，坐在自行车后座，手轻轻扶着车架，不敢碰我的腰。
山路颠得厉害，她几次差点掉下去。
我停下来，把一根麻绳系在后座两边。
“抓这个。”
她抓住绳子，小声说：
“谢谢长河。”
她叫我名字时，音调总有点奇怪，可我听着并不别扭。
到了公社，何干事给她做了登记。
姓名那栏写“娜依”。
籍贯那栏空着。
何干事问：
“有没有别的亲属线索？”
娜依摇头。
我看见她摸了一下怀里的油布包，但没有拿出来。
何干事也看见了，却没逼她。
登记完，他把我叫到门外。
“陈长河，你是干部，我给你说句实在话。这个姑娘不是本地人，身份暂时说不清。你救她，没人说你错。可你要是跟她牵扯太深，以后提拔、婚事、名声，都会受影响。”
我看着院里那棵老槐树。
树下，娜依坐在石凳上，两手放在膝上，安安静静等我。
她听不懂我们说什么，却一直望着我这边。
我低声问：
“何干事，如果没人担保，她会去哪？”
何干事叹了口气。
“先送收容点，再找线索。可山里来的、外面来的，这种事不好说。送走了，可能就再也没消息。”
我没立刻说话。
何干事看着我。
“你想清楚。”
那天回村路上，娜依比来时更沉默。
快到老鹰嘴时，她忽然拍了拍车架。
“停。”
我停下。
她从后座下来，走到那条干沟边。
春草已经长起来，遮住了我当初发现她的石头。
娜依站了很久，忽然用不太顺的汉话说：
“我那天，以为死了。”
我推着车站在她身后。
她回头看我。
“你背我。你不问信，不抢包。”
我说：“那是你的东西。”
她摇头。
“很多人说，是我的，就要抢。”
她这句话说得很轻。
我却听得胸口发闷。
我问她：“娜依，你到底想去哪？”
她把手放在油布包上。
“找阿爸。”
“你知道他在哪吗？”
她沉默了。
风从沟底吹上来，吹得她头发乱了。
过了好久，她说：
“以前知道。现在不知道。”
我没有追问。
回到村里，马建国已经等在农机站门口。
他身边还有吴会计。
两个人一看见我，脸上就带着那种早等着看笑话的表情。
吴会计说：
“长河，公社怎么说？”
我把自行车停好。
“临时登记。”
马建国立刻笑了。
“临时就是没准。陈长河，你为了她，连桂芬姐那门亲都不要了。以后要是她哪天走了，你可别怪村里人没提醒。”
娜依站在我身后，听懂了“走”字。
她抓着油布包的手紧了一下。
吴会计看见了，又说：
“姑娘，你要真为长河好，就别赖在他家。他一个刚提干的小干部，经不起你这么拖。”
这话说得客气，意思却狠。
我刚要开口，娜依先走出来。
她对吴会计弯了一下腰。
“我会走。等脚好。”
然后她看向我，用我们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
“长河不欠我。”
说完，她转身往家走。
我心里一慌，追了上去。
那天晚上，娜依真的收拾东西。
其实她没什么东西。
一件我妈改短的蓝布衫，一双草鞋，一个搪瓷缸，还有那个油布包。
我妈堵在门口，急得声音都变了。
“姑娘，你这脚还没好，天也黑了，你能去哪？”
娜依把搪瓷缸放进布包里。
“我走，长河好。”
我站在门口，火气和难受一块顶上来。
“谁说我好了？”
她手停住。
我走进屋。
“娜依，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报恩，也不是为了让你嫁我。你愿意留下，就留下。你想找你父亲，我陪你慢慢找。你不想给人看那封信，我就不让人看。”
娜依抬头看我。
“你会没干部。”
我说：“没了就没了。我会开拖拉机，会修车，会种地，饿不死。”
我妈在门口听着，眼眶红了。
“长河……”
我回头对我妈说：
“妈，我知道你怕我难。可我要是今天把她推出去，我以后也没脸当这个干部。”
屋里安静下来。
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
娜依忽然把布包放下，走到我面前。
她问：
“你不怕我？”
我说：
“怕。”
她怔住。
我接着说：
“怕你哪天找着亲人就走，怕村里人说我傻，怕我妈跟着受委屈。可这些怕，比不上把你赶出去。”
娜依眼泪一下掉下来。
她伸手抓住我的袖口。
“长河，我嫁你。”
我说：“你不用为了报恩嫁我。”
她摇头，急得汉话都乱了。
“不只是恩。你是好人。你看我，不像看东西。”
我听见这句，心口像被什么撞了一下。
她说得笨，却把我说得半天没接上话。
我妈站在门口，低低叹了口气。
“要真想在一起，就正正经经办。别让人再拿话糟践你们。”
我和娜依的婚事，办得很简单。
没有大席，也没有吹打。
我妈把家里攒的一块红布拿出来，给娜依改了一件上衣。赤脚大夫老宋送了两包红糖。何干事从公社过来，帮她补了一张临时证明。
村里人嘴上说不来，到了那天，还是挤满了院门口。
有人看热闹，有人等笑话，也有人是真心来喝碗喜糖水。
吴家没来。
马建国来了。
他靠在院墙边，嗑着瓜子，声音不大不小。
“陈副站长娶了个来路不明的媳妇，以后生的娃，户口都不知道往哪落。”
旁边有人笑。
我端着糖水的手一顿。
娜依坐在屋里，听不太懂，但她看见那些人的表情，手慢慢攥紧了衣角。
我把碗放下，走到院墙边。
“马建国，今天是我成亲的日子。你要喝糖水，我给你盛。你要闹，就出去。”
马建国吐掉瓜子皮。
“我说实话也不行？陈长河，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她那封信，一天不给人看，一天就是事。你娶她，早晚后悔。”
我看着他。
“我后不后悔，轮不到你替我想。”
马建国还想说话，何干事从堂屋出来。
“马建国，你今天要是再闹，我就让你去公社说。”
马建国脸色一变，这才闭嘴。
可那句话已经落在院子里。
信。
所有人都知道娜依有一封不让人看的信。
我妈怕我难堪，赶紧招呼人吃糖。
老宋也打圆场。
“行了行了，人家成亲，嘴都积点德。”
院子里声音慢慢恢复。
可我心里那根弦，一直没松。
傍晚送走客人时，天边压着一层厚云。
我妈把我叫到灶房，往我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
“拿去给娜依吃。她今天一天没吃几口。”
我接过鸡蛋。
我妈又说：
“长河，妈之前心里有疙瘩。可这姑娘看你的眼神，妈看得出来。她不是来害你的。”
我低声说：
“妈，谢谢你。”
我妈摆摆手，转身去收碗。
“谢啥。以后好好过。就是那封信……”
她话说到一半，又停住。
我说：
“她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我妈点点头。
夜里，雨落了下来。
屋顶先是滴滴答答，后来雨声越来越密。
我端着鸡蛋进屋时，娜依坐在床边，身上还穿着那件红布衣。
她见我进来，立刻站起来。
“我帮你。”
我把鸡蛋放到桌上。
“今天不用帮。你坐着。”
她又坐回去，手放在膝上，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看她这样，有点想笑，又有点心疼。
“娜依，成亲不是受审。你不用这么紧张。”
她抬头问：
“受审，是什么？”
我想了想。
“就是很多人问你，让你害怕。”
她点点头。
“今天，有一点。”
我在桌边坐下，把鸡蛋剥开递给她。
“以后谁再拿信说事，你不用理。那是你的东西。”
娜依没有接鸡蛋。
她看着我，声音很轻：
“长河，你真的不想看？”
我说：
“想。”
她愣住。
我把鸡蛋放到她手里。
“我是人，当然会好奇。可我更知道，那封信不是我的。你不愿意，我就不看。”
雨声盖住了屋外的动静。
煤油灯烧得很小，屋里有股红糖水和潮木头混在一起的味道。
娜依低头看着手里的鸡蛋，忽然说：
“我阿爸说，信不能给错人。”
我心里一动。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那封信。
我问：
“那你现在知道该给谁了吗？”
她没有回答。
她慢慢起身，走到床头，从枕头下面拿出那个油布包。
油布已经被她摸得发亮。
她把绳结解开，露出里面那封皱巴巴的信。
信封上还是那些我看不懂的字，边角磨破了，封口处有一块暗红色的印记。
娜依把信放在桌上。
她的手指压着信封，压得很用力。
“长河，我今天嫁你，不是只为报恩。”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她抬起头，看着我。
“我本来不该留在这里。我也不能一直留在这里。”
我刚想开口，外头忽然传来一阵狗叫。
先是一条，接着半个村子的狗都叫起来。
远处的山路上，隐隐有铃声和车轮声，被雨声压得断断续续。
娜依的脸色一下变了。
她把那封信推到我面前，声音发颤，却说得很清楚：
“长河，跟我走吗？我父亲是个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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