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下旬，秦城农场，徐远举盯着一群摄影记者的镜头，脸色越来越难看。当天，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的消息传来，关押其中的国民党战犯议论纷纷。有人整理衣服，有人互相打听，唯独徐远举沉默了许久。
范汉杰被镜头反复拍摄，周围人都以为他有希望获释。他却拿着报纸说：“名单上未必有我，还是让名单上的人来读吧。”这句话让气氛骤然冷了下来。徐远举凭借多年做情报工作的敏感，观察摄影机停留的时间，猜测首批特赦人数，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有机会。
他突然发火：“我流汗写材料，哪一样落在人后？”文强赶忙把他拉到一旁，劝他不要急躁。徐远举嘴上不服，心里却明白，特赦不是大赦，能否获释，看的不只是表现，还要看罪行、影响和社会反应。
这个曾经掌握西南特务系统的人，确实不是普通战犯。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32年加入复兴社，后来进入军统系统。1945年底，他任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负责华北、中原多地的特务事务。
他的仕途，建立在一桩桩血案和迫害行动之上。重庆《新华日报》遭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受到打击，民主人士被捕，川东、昆明等地也发生过严重镇压。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渣滓洞发生大规模屠杀，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遇害，徐远举被认为负有重要责任。
1948年，他因特务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嘉奖，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管辖重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地的情报机构。那时的徐远举权势极盛，自称“徐猛子”，说话强硬，旁人往往避之不及。
局势逆转后，他准备从昆明逃走。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沈醉随即被控制，并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徐远举尚未离开，便被抓获。1951年，他被押回重庆，关进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拘押地点正是他曾经控制过的白公馆。
起初的徐远举极不配合。他认为自己杀害过许多革命者，落入共产党手中必然难逃一死，面对年轻预审人员也摆出旧日少将的架子。一次提审时，他甚至斥责对方：“我原来是少将处长，哪轮得到你来问？”这种表现，既有傲慢，也有恐惧。
管理人员没有因他的叫嚣而草率处置。一次严重疾病使他改变了态度。徐远举患肛门蜂窝组织炎，病情发展很快，管理所安排他住院治疗，还派人看护。经过手术，他逐渐康复。出院后，他承认是共产党救了自己的命，并开始认真学习、配合审讯。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罪行被抹去，而是说明战犯改造采取了另一种办法：让他们交代事实，认识责任，也给他们留下转变的可能。徐远举熟悉西南特务网络，许多人员和案件都曾由他经手。后来，他提供了不少材料，对拒不交代问题的人也常常当面劝说。
1956年1月，他被转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编号为12号。到了北京，他积极参加学习，在墙报《新生园地》上撰写批评文章。此人笔锋很利，批评同监人员毫不客气，甚至因此被人称作“猎狗”。他却说：“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批评该写还得写。”
徐远举的尖锐，有时确实过了头。但他揭发的问题并非全是空穴来风。王陵基对重庆“3·31”惨案的责任长期回避，徐远举在墙报上连续追问，迫使对方正视往事。王陵基曾大骂他，后来在压力和教育下，终于承认了自己应负的责任。
1959年首批特赦时，徐远举没有获释。1960年沈醉被特赦，他仍留在狱中。1961年，《红岩》出版，书中反派徐鹏飞的形象使许多人联想到徐远举。沈醉买来小说送给他，这本书后来成了影响其命运的特殊因素。
1964年，徐远举写成《我的罪行实录》，承认自己曾经“血手染红岩”，并表示愿意接受人民审判。按当时的改造表现，他一度接近特赦条件。然而，《红岩》影响广泛，徐鹏飞的形象深入人心，组织在权衡社会影响后，没有把他列入名单。
特殊时期，特赦工作中断，徐远举又受到冲击。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熟读毛主席语录。批判会上，有人引用不准确，他立即指出出处；有人用语录批评他，他也能迅速找到相关内容回应。这样的表现带有强烈的性格印记，却也反映出他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出狱。
他还主动要求增加劳动，学习缝纫、农艺和诗词，写下百余首诗，其中有“盼赦如饥渴”的句子。可惜，盼望越久，情绪越容易失控。1973年1月19日，缝纫组交货后被要求返工，徐远举认为自己受到刁难，突然暴怒，随后陷入沉默。
当晚，他出现高热、呼吸急促、鼻孔出血等症状。1月21日被送往复兴医院，经诊断为脑溢血，1月22日去世，终年59岁。两年后，在押战犯全部获得特赦。文强离开时，曾到徐远举住过的地方停留片刻。那间房里，早已没有等候名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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