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附近，工作人员打开一具埋藏多年的木匣，里面只剩下散乱的骨骼。经过查证，这位死者正是中共隐蔽战线人员卢志英。三年前，他在狱中被秘密杀害，遗体被装进木匣草草掩埋，家人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下落。
更令人震惊的是，相关人员根据遗骸状况判断，卢志英被埋入地下时或许尚未立即死亡。那段黑暗中的挣扎，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留下完整记录，却让这起秘密杀害显得格外惨烈。
卢志英1905年出生于山东昌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他曾在奉军中任职，后来投身北伐，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长期往来于军队、城市和敌占区之间，身份不断变化，真正的任务却始终只有一个：获取情报，保护同志，支援革命。
1934年10月7日，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共中央驻地来了一个衣衫破旧的老人。守卫一度没有认出他，直到他报出姓名，干部们才知道，这是项与年。
周恩来得知来者身份后立即召见。项与年带来的不是普通消息，而是敌军正在实施的“铁桶围剿”计划：大批部队以瑞金为中心推进，沿途修筑碉堡和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困在包围圈内。
这份情报的源头，正是卢志英负责的地下小组。
当时，国民党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莫雄掌握着重要军政信息。他虽属国民党系统，却因长期遭受排挤，对蒋介石集团已有不满，也愿意暗中帮助共产党。卢志英、项与年等人便被安排到莫雄身边，承担极其危险的情报工作。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并非一味传递消息，而是设法让莫雄的防区“剿共有功”。有一次，卢志英利用招抚地方武装的机会，将一支匪部诱至城中改编，随后迅速解除其武装。这件事让上级误以为莫雄办事得力，也让卢志英取得了接触机密的资格。
庐山会议期间，莫雄因防区“成绩突出”被破格召集，得以听到围剿部署。返回后，他马上与卢志英等人商议。电报无法说明全部细节，熟悉路线的项与年只好化装成乞丐，冒险前往瑞金送信。
情报送达后三天，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来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人数约为8.6万人。若没有这份提前送达的情报，突围时间很可能被敌军完全掌握，后果难以设想。
卢志英的作用并未止于此。1935年红军转入贵州后，他又被派往当地开展联络和侦察工作。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准备进入毕节地区，他设法制造错误情报，把地方保安力量调离要道，为部队进入毕节争取了空间。红军随后在当地休整补充，还有数千名青年参加队伍。
隐蔽战线的危险，往往不只来自敌人。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曾带着孩子辗转寻找丈夫，途中遭遇追兵。为了避免一行人暴露，卢志英不得不作出残酷选择。那段经历成为夫妻二人一生都无法抹去的伤痛。
抗战时期，卢志英在上海建立沪丰面包厂。表面上，这是为日伪控制区域内的人员供应食物，实际上，送货人员都是地下党员。面包车能够进入普通人难以接近的区域，沿途便可观察敌军调动、囚车进出和物资运输。
面包厂对面是提篮桥监狱，这个位置也有特殊用途。通过观察车辆和人员变化，地下组织能够及时判断哪些同志被捕、哪些区域正在搜查。卢志英还利用与日军军官保岛的接触，获取“清乡”情报，并设法向新四军运送武器和药品。
抗战胜利后，他仍留在上海开展工作。情报网逐步深入敌方党政军警系统，大量军队调动和搜捕消息被送往华中解放区。直到叛徒张莲舫向敌方自首，这张网才遭到破坏，卢志英也随之被捕。
敌人曾试图以高官厚禄诱降，他只冷冷说道：“除了做生意，别的都不会。”随后，酷刑接连而来，卢志英始终没有吐露组织秘密。特务甚至把张育民和他关在同一处，妄图用亲情逼他开口。
那是夫妻最后一次见面。卢志英对妻子说：“这些年什么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也要撑住。”短短一句话，没有豪言，却足以说明他的选择。
1948年12月27日晚，特务突然解开卢志英的镣铐。他已经意识到结局，便托狱友转告妻子，自己若遭不测，不必为他收尸，也不要因寻找遗体而再次陷入危险。
当晚，他被秘密带出监狱，遭到杀害后装入木匣，埋在南京中华门外一带。直到有关特务在解放后被捕，家人才逐渐得知真相。1951年遗骸出土，卢志英这段长期无人知晓的经历，才有了可以核对的证据。
他的妻子张育民后来在上海工作，儿子卢大容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核材料研究，并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一个家庭承受的牺牲没有消失，只是被岁月分割成了不同的人生。至于卢志英本人，留下的始终不是一份完整履历，而是一连串在关键关头没有退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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