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分析克里木战争时，曾说：“当一个国家由一些愚蠢的年轻人来领导时，一切必然都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状态。深思熟虑的计划，被当作儿戏，听凭主观想像和一时的兴会任意处置。”
这个无数人诟病的年轻人，就是长征之前的李德。
李德的实战能力撑死了也就相当于连长水平，他曾经跟王明、博古吹嘘过自己曾经有过带兵打仗经历，把俩人唬得一愣一愣。
如果按照《伍修权回忆录》，以及李德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来看，他最高当过旅级参谋长，参加过慕尼黑工人起义的城市巷战。在来华之前，他甚至从未担任过团长以上作战主官，完全没有独立指挥团级、旅级野外作战的实战经验。
这样一个年轻人，到了苏区之后，突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权利，权欲的膨胀和盲目的自信，几乎可以让任何人失去理智。
不信我们可以看，在单位那种整天被边缘化，或者长期得不到重用的小领导，突然获得提拔之后，变得张扬自负，牛皮哄哄完全更变了一个人一样。
《伟大的长征》在第九集，悲伤而又热血的“血战湘江”落幕之后，李德依然固执地坚持自己那一套。李德的指挥水平固然不行，之所以还能颐指气使且底气很足，完全是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大功率电台跟共产国际维持联系。
在此之前，中国工农红军是受到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每天行军走多少路，占领哪些山头，都是通过电台联系的。
直到第十集朱总司令说，最后一部跟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掉进湘江里，李德才彻底没了招。从这里开始，中国工农红军才开始正式开始有了脱离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开始有了计划性和主动性。
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从湘桂黔交界处开始，“一路开会争论”。
在第十集，湘江战役之后，李德还是坚持按原计划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已经对李德在“湘江战役”中不负责任的态度和甩锅的操作搞懵了。
此时的博古已经是意识到李德是个“嘴强王者”，我们可以回顾之前电视剧的前几集，每次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对李德的决策发出质疑时，博古总会站出来维护李德的言论和颜面。
湘江战役的事实，以及面临生死的严峻形势，让李德、博古不得不面对失败教训。
蒋介石已布置好“湘西”计划，就等着红军往里钻。
按照真实的历史，“剿总”总司令何健早已判断出中央红军将按红六军的路线转入湘、黔。1934年12月1日19时，何健颁布调整部署的电令，
“在衡州军次先令第一兵团，位置一部于城步，主力集结于绥宁，另以一部尾追；第二兵团由武冈、长铺子出洪江、出会同、靖县、通道、觅道匪攻剃。并着各兵团督修所在地区这碉堡……
桂军桂军也对军队进行了重编：
第十五夏威编为第一追击队，率领黄镇国、王赞斌两师，由西延尾追剿；
就连当时的《大公报》都刊登消息：肖克由西延转窜城步南境，西入绥宁，红军必将踵循此路，何司令已令各分路堵截追剿之责。
就连一名外行记者都能看出，中央红军如果仍走红六军团肖克的故道，红军必遭到国民党阻击，那又是一场恶战，刚经历湘江战役的红军遭遇优势敌人，损失将会非常严重。
但是，刚愎自用的李德可不这么认为。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据理力争，要求毛泽东同志列席“通道会议”。在李德《中国纪事》中也提到，到达黎平之前曾举行一次“飞行会议”。
按照《长征记》记载：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在占领通道以后，在牙屯堡外寨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行，放弃原定计划。
这是毛泽东自长征以来，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因为大多数同志经过毛泽东的帮忙教育都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路线的正确。
这也是李德、博古计划第一次遭到多数反对，而毛泽东也是长征以来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建议，这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最能说明这一变化的，是当时留下的军事电文。12月12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标注“万万火急”的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要求红一军团有关部队向黎平方向侦察，第一师如条件具备“应相机进占黎平”；
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以及红五、红八军团也分别向西调整位置。12月13日，中革军委再次部署各部“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与此同时，中央还根据湘江战役后的实际状况整顿编制，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增强部队机动和指挥能力。
在第十一集中，李德依旧是刚愎自用。因为此时的重大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李德、博古手中，实际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还是没有改变与红二、红六军会合的目的。
直到1934年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会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代表博古、李德原定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决定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北上贵州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黎平会议通过的决定说明：一是湘江战役后，李德、博古威望尽失，红军重大决定不再是由中央最高“三人团”说了算，其权力已经遭到实际性消弱；二是“三人团”已经开始分化，周恩来是最早分化出来支持毛泽东的，而博古虽然自己的意见被否，但最后也服从了会议决定，只有李德一个人仍然在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在党中央不但有了发言权，而且参与了军事战略决策，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第12集中，周恩来向李德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李德大发雷霆，口出狂言，完全不认同黎平会议的决议。
虽然毛泽东同志已开始参与军事的决定，但博古、李德还没有下台。聂荣臻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写道：“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主动。”
然而，黎平会议是湘江战役后真正战略转兵，为红军长征胜利打下基础。
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乌江南岸的猴场，李德、博古提出不要渡乌江，折回去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错误主张。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1935年1月1日会议，再次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会议地点是贵州瓮安县的猴场（草塘）召开的。
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次会议直接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得到了组织上的保证。猴场会议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重新恢复了党内的民主决策原则，削弱了“左”倾教条主义对红军的干扰和危害，政治局取代“三人团”，收回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有利于恢复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方针，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基础。
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已对教条主义有了清醒的判断，并在实践上付之于行动，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对党的领导与控制。
猴场会议后，军委命令红一军团首先抢渡乌江。中央军委纵队则在红二师后，于1935年成功渡江，1月9日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
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红军中央“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米为军事指挥者，并由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党委分工，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自遵义会议之后，这才撤销了博古、李德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将他们‘轰’下了台。”
从第十集到第十二集，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清晰地看到中央红军内部组织的变化。
组织的选择是思想认识选择的实践机构，思想上改变必须通过组织的改变来获得实现。
湘江战役前后，中央红军内部组织的变化，从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逐渐转变到遵义会议上确立的新的三人小组（毛泽东、王稼祥、周恩米）的过程，也体现了毛泽东在红军领导内部地位逐步恢复的过程。
明历史转折有着清晰的酝酿和发展过程。通道、黎平、猴场、遵义，不是彼此割裂的几个点，而是一条在实践中纠正错误、深化认识、调整领导和决策方式的历史链条。
通道会议解决了毛主席发言权的问题，黎平会议否决了原来的行军路线问题，到了猴场会议，通过会议直接限制其权力。通过三场会议之后，毛主席的领导权威逐步得到恢复。
李德、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的独裁专权，也在三场会议中逐步被削弱，最后通过遵义会议，“三人团”被彻底解散，重新组成由毛泽东、周恩米、王稼祥的三人军事小组。博古、李德的独裁专权被削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重新确立。
历史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建议是正确的，红军暂时避开与国民党军队直接接触，保存红军生力军，革命的火种。还有，后米毛泽东建议战略转兵，从到湘西改到北上贵州也得到认同。
从通道会议开始，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得到越来越多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同，党和红军逐步从机械执行既定方案转向更加注重依据实际自主决策，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来探索。#2026年度头条精选创作者评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