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京西苑中医研究院，司机朱德魁躺在病床上，真正困扰他的并不只是肝病，还有病房附近频繁经过的遗体。对一个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来说，这种环境带来的恐惧，甚至影响了正常治疗。
朱德魁给毛泽东开了近十年车，平日话不多，却是熟悉主席生活节奏的老人。工作人员大多不愿拿身边人的难处去打扰毛泽东，尤其是疾病和家庭困难，能自己处理便尽量自己处理。
有意思的是，事情还是被毛泽东察觉了。那天，他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周福明陪同在侧。车子行至途中，毛泽东忽然问：“朱师傅的病情怎么样了？”
周福明把听到的情况说了出来。毛泽东没有只问药物和病情，而是追问病房环境。得知朱德魁因临近太平间而精神紧张后，他提出，不妨让病人回家休养，和家人待在一起，换个熟悉的环境。
这件小事，显出毛泽东处理问题的一个特点：既看身体，也看情绪。对病人来说，恐惧、孤独和长期压抑，往往会反过来影响身体恢复。朱德魁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不能简单归结为“怕死”，而是需要有人帮他解开这个心结。
车抵钓鱼台后，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他想起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让人找来纸笔，将诗句写下，托周福明带给朱德魁，并转告他：“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
这几句话不是为了讲大道理，而是针对朱德魁当时的心理状态。朱德魁看过字条后，回到家中休养。熟悉的家人、熟悉的生活，逐渐替代了医院走廊带来的恐惧。毛泽东仍然没有完全放心，又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交给周福明送去。
300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毛泽东的个人收入中，稿费一直是重要来源，他并非只在一次偶然场合拿钱帮助工作人员。身边同志遇到治病、安家或家庭负担，他常常会通过身边人员悄悄接济，尽量不让对方感到难堪。
这种帮助很少带有公开色彩。受助者若推辞，他有时只用一句简单的话回应：“拿着。”话不多，态度却很明确。对他而言，工作人员不是抽象的岗位，而是长期共同生活、共同承担工作的熟人。
1969年，吴连登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伙食管理员。那时吴连登每月工资约31元，父母在农村，兄弟姐妹又多，家中不少开支都要靠他承担。周福明把实际情况告诉毛泽东后，毛泽东又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让人交给吴连登补贴家用。
吴连登后来回忆起这些事情时，最深的感受并不是钱数，而是毛泽东对普通工作人员家庭状况的记挂。一个人的工资、父母的生活、兄弟姐妹的负担，这些琐碎内容，竟然都能进入他的考虑范围。
类似的关照，也出现在李银桥离开身边工作之际。1962年4月，李银桥即将调往天津。两人相处已有多年，临别时，毛泽东既舍不得，又认为李银桥需要到基层和新的岗位上继续锻炼，不能永远停留在卫士长的位置上。
谈话中，毛泽东流了泪，对李银桥说：“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随后，他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800元，作为李银桥到天津后的安置费用。李银桥起初不愿接受，毛泽东却没有多作解释，只说：“拿着。”
朱德魁得到300元后，6年后的春节，毛泽东又想起了这位老司机。那时朱德魁已经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生活仍需照料。毛泽东便让护士长吴旭君前去探望，并送去200元生活补贴。钱不算铺张，却是在惦记一个多年未曾忘记的名字。
这些款项有明确来处，也有具体去向：治病、休养、安家、养家。它们没有被包装成轰轰烈烈的故事，往往只是装在纸袋里，经过工作人员转交到当事人手中。正因为细小，反而留下了那个年代特殊工作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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