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本文参考央视网《1983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民网党史频道《刘复之与1983年"严打"》、凤凰网《源自唐山的那场1983年全国大"严打"》、文汇网《新中国第一份悬赏通缉令发出》、法治日报《武警南昌支队开展缅怀围歼"二王"战斗英烈活动侧记》、抚州史志网《百年抚州历史回眸》、抖音百科"东北二王杀人案"词条及北京卫视《档案·天网缉凶》纪录片等公开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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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12日，农历大年三十。
沈阳城的空气里飘着煤烟和鞭炮碎屑混合的味道，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窗玻璃上贴着倒写的福字。
沈阳空军463医院的大院里头放着电影，全院职工挤在俱乐部里凑热闹，院子里空得能跑马。
下午一点十分，门诊大楼里突然传出十几声闷响。
那声音不像鞭炮，倒像是有人在铁桶里头放了炮仗。
俱乐部里的电影胶片还在转，听得人一愣。
等有人反应过来冲出去看的时候，住院处办公室的门半开着，地上躺着人，血从门槛下面一直淌到走廊中央。
四条人命。
三个重伤。
凶手已经没影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起在和平年代的医院里头发生的持枪杀人案。
凶手不是流窜惯犯，不是亡命徒出身，而是两个土生土长的沈阳本地人——一对亲兄弟。
哥哥王宗坊，三十岁，刚从劳改队放出来。
弟弟王宗玮，二十六岁，退伍军人，工厂工人，平时见人笑眯眯的。
这起案子像一把火，从沈阳烧到衡阳，从衡阳烧到武汉，又从武汉烧到江苏、安徽、江西。
七个月零六天的时间里，这两个人沿着中国东部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身后留下九条人命、九个伤员，以及一张贴满全国城乡每一面墙的通缉令。
从大年三十在沈阳开枪打死四人开始，到在湖南衡阳的街头打死追来的工人、在武汉的检查站一口气打死四名执法人员、在江苏淮阴抢走商场两万一千块营业款——这两个人手里的枪，从头到尾没有停过。
他们在全国警察的围追堵截之下，五次脱逃，流窜了八个省市。
他们制造的恐慌，在1983年的中国达到了什么程度？
那时候没有监控摄像头，没有手机，没有DNA鉴定，老百姓获取消息全靠报纸和口口相传。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不算通畅的年代，这对兄弟的名字让从东北到华南的每一座城市都绷紧了神经。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旅馆前台、工厂大门口，到处贴着他们的照片。
中小学生被组织起来记住这两张脸，放学路上多看陌生人两眼。
民间传说里头，他们变成了能飞檐走壁、枪法百发百中的超人。
这种恐慌的程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案件里头，从来没有过。
这起案子直接催生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严打"运动。
那张悬赏通缉令是建国以来的头一张。
中国武警部队的组建，追根溯源也跟这起案子有直接关系。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大年三十那天下午，463医院门诊大楼里的那十几声枪响。
【一】教师家庭走出来的两条路
王宗坊和王宗玮的父亲叫王家林，母亲叫王春芳，两口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老师。
王家三个男孩，王宗坊排行老二，王宗玮排行老三。
搁那个年代，教师家庭出身的孩子，路子应该很清楚——读书、进厂、上班、结婚，一辈子安安稳稳。
可王家这哥俩，偏偏走了两条完全拧巴的道。
老二王宗坊，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
念小学的时候就混迹在扒手堆里，在闹市里头掏包。
1974年和1975年，前后两次被收容审查。
出来之后消停了没几天，1979年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为盗窃被逮住，这次判了三年。
三年刑期坐满，1982年年底前后放出来，回到沈阳。
一个三十岁的人，没有正经工作，手头没有积蓄，身上还背着案底。
这种状态下的人，心态已经跟社会拧成了一股绳。
老三王宗玮走的路看上去端正得多。
1976年12月参军，在部队里头待了三年多，1980年初复员，同年8月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
在厂里头工作两年多，同事对他的评价是举止文雅，说话和气，个头高挑，斯斯文文。
谁也看不出这个文静的青年工人，跟刚从劳改队放出来的哥哥搅和在一起，心里头盘算的是什么。
王家在美国有亲戚，经常有海外书信来往。
家里头五斗柜的抽屉里头，锁着往来信件和一块手表。
这些细节在案发之后都成了关键线索。
这哥俩手里的枪，不是案发当天才弄到手的。
早在1976年前后，王宗坊就从沈阳市北监狱那边弄出了三支五四式手枪。
子弹是王宗玮在部队里头想办法攒的，前后攒了上百发。
两人搭伙偷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了，之前已经有过多起协同作案的记录。
1983年大年三十这天，他们决定干最后一票大的——地点选在了沈阳空军463医院的小卖部。
这个选择本身就说明问题。
医院里头，小卖部卖的是烟酒糖果和日用品，过年期间营业款集中，数额不大但好下手。
医院大院里头过年人少，保安力量薄弱，混进去容易，得手之后溜走也方便。
1983年2月12日中午，王宗坊推着自行车走在前头，王宗玮戴着口罩跟在后面。
两个人从463医院的大门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王宗坊撬开小卖部的门锁，入室盗窃。
王宗玮在外头放风。
小卖部里的现金和几条凤凰牌香烟、三十包味精，被一股脑塞进了王宗坊拎的黑提包里。
这时候出了岔子。
医院给养助理员吴永春从旁边经过，看见这两个人形迹不对。
一个戴口罩的大个子在医院院子里头转悠，旁边还停着一辆来路不明的自行车。
吴永春把情况报告给了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
两个人一合计，决定过去看看。
周化民截住了王宗玮，查他的入厂通行证。
通行证上写着：王宗玮，二十六岁，工人，六车间。
周化民拿着通行证正要细看，吴永春那边发现了想溜的小个子王宗坊，上去一把拦腰抱住。
两个人被分别带进了外科诊室和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
住院处办公室里头，教导员刘福山把王宗坊领子上的假领章拽了下来，打开他的提包往桌子上一倒——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一千多块现金、三十包味精，还有一把锥子。
小卖部的人过来一看，这些东西就是从小卖部里头偷出来的。
证据确凿。
刘福山示意搜身。
吴永春和司机毕继兵扭住王宗坊的胳膊，刘福山伸手去摸他的前胸。
就在这时候，王宗坊突然像被抽了筋一样，脑袋一耷拉，全身发抖，嘴里哼哼唧唧往前一栽——这是在给隔壁的弟弟发信号。
隔壁外科诊室里头，一直跟周化人面面相觑的王宗玮，动手了。
【二】大年三十门诊楼里的血案
1983年2月12日下午一点前后，沈阳空军463医院的门诊大楼里，接连传出了枪声。
那是五四式手枪的声音。
在安静的医院走廊里头，那声音又脆又闷，像有人拿锤子砸在空油桶上。
住院处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看见戴口罩的大个子从外科诊室里头冲了出来，手里头攥着一把手枪。
助理员卢文成刚走出住院处的门，迎面撞上了王宗玮。
枪响，卢文成倒下。
医生孙维金抓起电话听筒往保卫科拨号码盘，王宗玮追过来，枪口对着他就是两枪。
电话从孙维金手里脱落，人倒在了地上。
教导员刘福山目睹战友倒下，怒不可遏，一把操起旁边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朝王宗玮头上砸过去。
铁架子刚举过头顶，王宗玮侧过身开了枪。
刘福山被击中要害，怒视着凶手，慢慢倒在血泊当中。
住院处办公室里头，吴永春和毕继兵死死扭住王宗坊不放。
王宗坊被挡在前面，王宗玮的枪不好瞄准。
刚入伍不久的毕继兵趁这短暂的间隙撤出身，想去找一件武器。
就是这一刹那的空当，王宗玮的枪口转了过来。
毕继兵中弹倒地。
吴永春一个人抱着王宗坊，两只粗胳膊勒紧他的腰，把他当人盾挡在身前。
王宗玮端着枪绕着圈子找射击位置，吴永春也绕着圈子躲。
两个人在住院处办公室里头僵持了好几秒。
王宗玮终于找到了一个角度，开了一枪。
子弹穿透了吴永春的两颊，另一颗从脖子射了进去。
吴永春仰倒在地上，但意识还清醒。
他听见两个人在身边翻东西。
桌面上响起搜刮物品的声响。
两个人跑出了门诊大楼。
现场勘查结果：两个房间和走廊里一共发现了十三枚五四式手枪弹壳。
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当场死亡。
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身受枪伤，紧急送医抢救。
四条人命，三个重伤。这是"二王"在人世间欠下的第一笔血债。
时间是1983年2月12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一点到一点半之间。
案发之后，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在下午一点十分接到报案电话。
局长带着刑警队政委、队长，乘摩托车和汽车分两批赶到现场。
下午两点十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
下午三点半，技术人员从现场提取到王宗玮遗落的工厂通行证，确认了凶手身份——王宗玮，以及他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坊。
公安人员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
可这时候，"二王"已经跑了。
案发当天下午三点左右，两个人骑车回了一趟父母家。
王家林看见儿子满身狼藉，气得发抖。
王宗玮从五斗柜抽屉里头翻出了那封美国亲戚寄来的信，又戴上了父亲的手表。
前后不到五分钟，兄弟俩匆匆离开。
母亲王春芳知道这一走很难再回来，当场放声大哭。
王家林因为包庇罪，后来被判刑七年。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刑侦局接到辽宁省公安厅的报告，连夜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坊和王宗玮。
这是1983年春节刚过。
整个中国还沉浸在年节的余温里。
没有人意识到，这张通缉令拉开的，是一场持续七个月、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大追捕。
【三】从沈阳到武汉：一路血路
王宗坊和王宗玮的逃跑路线，是先南下广州，再想办法出境。
他们在香港有亲戚，在美国有姑父。
这个计划从案发当天就定了下来。
2月15日晚上九点，两人混上了从北京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这趟车要从华北平原一路穿过江汉平原，直达珠江三角洲。
列车员和乘警挨个检查行李，查到王宗坊那个黑提包的时候——手枪。
乘警刚要动手，旁边的王宗玮拔枪就射。
乘警中弹，列车紧急制动。
哥俩砸碎车窗玻璃，跳车逃命。
落地的位置在湖南衡阳以南三十公里的西里坪。
二月中旬的湖南，夜里头又湿又冷，两个人在荒郊野地里猫了一宿。
衡阳市公安局接到协查通报，连夜冒雨在西里坪周边的路口设了两层哨卡。
可"二王"早在公安人员布防之前就已经从缝隙里钻了进去，扒着货车进了衡阳城。
2月17日早上七点半，衡阳冶金机械厂。
厂干部伍国英在新分到的楼房里头发现两个人躲在里面吃东西，其中一个人兜里露出半截枪柄。
伍国英不动声色下了楼报告。
"二王"尾随下楼，抢了一辆自行车就跑。
厂里的工人张业良扑上去拦阻，王宗玮抬手一枪，张业良当场倒下。
蒋光熙、李瑞玲、刘重阳三个人先后围上来，全被开枪打伤。
李瑞玲死死拽住哥俩的提包不松手，挨了一枪也不撒开。
那个提包后来被李瑞玲夺了下来，里面搜出五颗手榴弹和三十六发子弹。
工人刘重阳追了三里地，被开枪击伤。
等衡阳市公安局的人马在十点二十分赶到现场、分五路追击的时候，"二王"已经扒上一列向北行驶的货运列车，在茶山坳小站跳车，再次溜了。
从衡阳逃脱之后，"二王"消失了整整十八天。
这十八天里他们没有再作案，昼伏夜出，专挑偏远乡镇和铁路沿线的废弃房屋藏身。
说话时刻意压着东北口音，阴天戴上草帽和大墨镜遮挡面容。
这种反侦察手段，在1983年的中国底层社会里头，算得上相当专业。
3月3日，武汉第四医院理疗室。
两个人摸进去准备过夜，碰上了来取东西的实习女医生周建媛。
哥俩把周建媛打昏，自己占了理疗室。
值班人员发现异常之后报了警。
武汉市公安局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提取到了指纹和血迹——一比对，就是"二王"。
这两个亡命徒已经从湖南流窜到了武汉。
武汉市公安局立刻布控。
可"二王"像条泥鳅，你摸不着他的脉。
真正的恶战发生在3月25日上午十点十五分。武汉岱山检查站。
那天上午，"二王"各骑一辆自行车，一前一后经过检查站。
值勤民警李信岩和民兵熊继国拦住了前面的小个子王宗坊，查他的证件和自行车牌照。
几句话下来就露了马脚——王宗坊说自行车是在派出所登记的，可武汉的自行车登记归交通中队管，不归派出所。
民警把他带进检查站内进一步检查，一摸身上——枪。
检查站站长王云掏枪指着王宗坊，李信岩和熊继国合力把他按倒在地，用绳子捆了，陈震尖上前缴了他的枪。
一切眼看就要人赃并获。
跟在后面的王宗玮在外面听见动静不对，端着枪就闯进了检查站。
十二声枪响。
王云倒下。李信岩倒下。熊继国倒下。陈震尖倒下。
四个人全部被打死。王宗玮顺手抢走了王云的手枪。
从检查站跑出来之后，哥俩掉头往市区方向窜。
岱山派出所的民警闻讯赶来，又是一场枪战。
边打边退之间，撞上了骑车路过的武汉工人詹小建。
王宗玮抬手一枪，詹小建连人带车倒在路边。
哥俩骑上他的自行车，扎进武汉城里的人流，消失了。
岱山检查站一案，五人死亡。消息传开，整个武汉都震了。
武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全员出动，各分局派出所干警全部拉网搜捕。
可"二王"混在围观的人群里头，大摇大摆从包围圈里走了出去。
从2月12日沈阳案发，到3月25日武汉岱山检查站喋血，前后一个半月。
这两个人沿着中国东部由北向南，在四个城市制造了五起枪击事件，打死打伤十三人。五次从警方的堵截中脱逃。
这五次脱逃，一次比一次离谱。
第一次是在沈阳，他们作案之后直接骑车回家，等公安反应过来已经上了火车。
第二次是在衡阳，他们从设卡的缝隙里头钻了出去，扒上货运列车跑了。
第三次是在衡阳冶金机械厂，杀了人之后骑车窜进胡同，在公安五路追击之前扒车溜了。
第四次是在武汉第四医院，他们打昏了女医生之后在城里头躲了二十多天，直到技术人员从现场提取到指纹才确认行踪。
第五次就是岱山检查站，他们当着四个执法人员的面开枪杀人，然后骑上抢来的自行车，混在围观群众里头走了出去。
公安部意识到，靠几个省的公安系统各自为战，已经兜不住这两个人了。
【四】全国通缉令与那个恐慌的夏天
1983年5月，公安部做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做过的决定：发布第一张悬赏通缉令。
通缉令上印着王宗坊和王宗玮的肖像、身高、体态特征和作案详情。
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提供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二百元；提供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奖励人民币两千元。
两千元在1983年是什么概念？
当时一个普通国营工人的月工资是三四十块钱。
两千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攒上一整年的收入。
公安部愿意掏这个钱，说明上面真急了。
通缉令发出去之后，像雪片一样贴满了全国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旅馆前台、工厂大门口、居委会宣传栏。
连小学教室的黑板旁边都贴着——学校组织小学生学习，让孩子们记住这两张脸。
整个夏天，中国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那时候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1983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才走了五年。
十年动乱留下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
传统道德秩序被破坏了十年，"仁义礼智信"这些旧观念被砸烂了还没来得及重建。
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满大街晃荡。
流氓团伙横行城乡，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强奸轮奸的案子层出不穷。
据后来的统计，1983年1月到5月，全国发生杀人、伤害、爆炸、强奸、轮奸、重大盗窃等重大特大案件两万五千起。
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八个大城市的发案率一路往上走。
老百姓里头流传一句话叫"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
女工下夜班得让家里人打着手电筒去接，父母不敢让小孩独自在外头玩，人流集中的地方抢包的人见缝插针，得手就跑。
那时候公安系统的装备也是一塌糊涂。
文革十年里头，公检法被砸烂了，人员断档，装备老化。
整个公安部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只占百分之三点六。
基层民警手里头拿的还是老旧的盒子炮，子弹配给不足，交通工具靠自行车。
"二王"手里头的五四式手枪，杀伤力比民警的配枪高出一截。
用后来的话说，那时候出现了"枪没有罪犯的好，车没有罪犯的快，耳目没有罪犯的灵"的怪现象。
面对持枪暴徒，基层公安连基本的火力对等都做不到。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颁布实施，量刑偏轻。
对严重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打打停停，威力不够。
老百姓里头形成了一种错觉——犯罪分子不怕法，守法的老百姓倒怕起了犯罪分子。
这种倒挂的局面，在"二王"案里头被放大到了极致。
两个有枪的人，在全国公安系统的围追堵截之下，居然能流窜七个月五次脱逃。
这本身就说明，当时的治安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王"案就是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冒出来的。
他们不是唯一的恶性案件，但他们是最有代表性的那一个。
两个持枪暴徒，在全国通缉令贴出来之后，像两颗不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个省，"嘭"的一声又炸了。
3月25日之后，这两个人消失了。
不是消失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五个月。
这五个月里头，公安部每天收到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检举线索，一封一封核，一封一封对。
有人举报在安徽合肥看见两个东北口音的人在废弃仓库过夜，有人举报在江西南昌农贸市场有人高价出手盗窃来的财物，有人举报在江苏淮阴看见陌生人买了大量干粮。
十封举报信里头九封是误报，但每一封都得查。
民间的传言更是越传越邪乎。
有人说"二王"是兵工厂的枪械检验员，枪法百发百中。
有人说他们随身携带手榴弹和冲锋枪，装备足以武装一个班。
有人说他们已经流窜到了广州，准备偷渡香港。
还有人冒充"二王"作案，借着这两个名字的威慑力吓唬人、抢东西。
这种"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的不确定感，才是最折磨人的。
你以为他们在东北？
他们在湖南。
你以为他们在湖南？
他们跑到武汉了。
你刚在武汉布好防？
人家早就没影了。
五个月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像蒸发了一样，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山区里头蛰伏，昼伏夜出，靠盗窃村民的干粮和衣物维持生计，极少跟人接触。
1983年上半年，除了"二王"案，还有几件事情接连震动了中央。
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班机从沈阳飞往上海途中被六名武装暴徒劫持到韩国，两名机组人员被打伤。
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也就是今天的牙克石市——八个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酒后滋事，残忍杀害了二十七人，其中包括一名七十五岁的老人和一名两岁的幼童，还强奸轮奸了多名女青年。
这个案子里头，因为多数罪犯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最后只有两个人被判了死刑。
被害人亲属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也没能改变结果。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特大凶杀案，把中央领导彻底震醒了。
这些案子摞在一起，上面终于坐不住了。
1983年6月，刘复之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
他上任之后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对严重犯罪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
报告送到邓小平那里，两天就被退了回来。
邓小平在北戴河召见刘复之和彭真，直截了当地说：文件不解决问题，四平八稳打不疼犯罪分子。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死亡、拐卖人口——全部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情节严重的一律可以判死刑。
这场持续三年的"严打"运动，就此拉开大幕。
而"严打"打响之后的第一场硬仗，就是把"二王"彻底剿灭。
五个月了。
这两个名字在通缉令上挂了五个月，在全国老百姓的嘴边念叨了五个月。
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到底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而当那两个骑自行车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江苏淮阴街头的时候，一场横跨七省、近三万人参与的大围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拉开了最后的序幕。没有人想到，这一次，他们再也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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