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年轻人，都坚信命运为自己预留了伟大的位置。一个后来拯救了自己的国家，另一个在21岁死去，今天几乎只被当作历史的一个注脚。
为什么？
温斯顿·丘吉尔对自己命运的笃信，早在进入公众生活之前就已经成形。他出身于英格兰最古老、最显赫的政治家族之一，这种信念几乎不需要外界佐证——因为他本人就抓得那么紧。
还是哈罗公学学生的时候，他就对同学默兰德·埃文斯说过一番话。他说自己能看到一个如今平静的世界即将发生巨变，看到大动荡、可怕的斗争、难以想象的战争；他说伦敦会陷入危险，伦敦会遭到攻击，而他将在保卫伦敦中扮演非常突出的角色。他说自己看得见未来：这个国家会以某种方式遭到一场巨大入侵，而他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手段，但他会指挥伦敦的防务，他会把伦敦和英格兰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他说未来的梦是模糊的，但主要目标是清楚的——伦敦会陷入危险，而在他将占据的高位上，拯救首都、拯救帝国，将落到他肩上。
这些话有勇气，事后看也像预言。但它们是命运兑现的，还是仅仅出于偶然？丘吉尔实现自己的预测，难道不只是极其惊人的巧合？他是命中注定要在1940年成为首相，还是仅仅有能力做到？
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他在一战中的表现至多是毁誉参半，达达尼尔海峡几乎终结了他的职业生涯——尽管1914年皇家海军已做好准备，这份功劳很大程度上属于他。无论他在1914年到1918年间贡献了什么，没有人认为他拯救了首都或帝国，而1945年之后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
那么，是命运给了我们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与时代吗？还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一切，不过是一只坏掉的钟在走——像任何损坏的钟表一样，一天里总得准上两次？
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丘吉尔的故事里有什么突然或令人遗憾的发现，而是因为另一个人的故事。
有一个人，如果历史记录可信，他对命运的信念与丘吉尔对自己的信念一样巨大、一样完整——但他却被判定不能与命运同行。
1932年，《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拿破仑之子》的短评，纪念他在1832年过早离世一百周年，当时他只有21岁。文章提到，1814年1月的一个夜晚，父亲在离开巴黎去迎战盟军、打那场注定失败的战役之前，把他抱在怀里，那时他还不到三岁。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几个月内，他就随母亲去了维也纳的美泉宫，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员。
但这个对父亲满怀赤诚的年轻人，多瑙河畔的美景也遮不住他与南大西洋那座叫圣赫勒拿的岛屿之间令人心碎的距离。文章继续写道：拿破仑被藏得越深，他的儿子就越渴望了解他。他继承来的父亲的精神，给了他途径。于是，当玛丽·路易丝有一次来看儿子时，发现他在花园的一间小屋里玩鲁滨逊漂流记，她忧心忡忡地察觉到，他脑子里想的是另一座岛和另一个英雄。
直到拿破仑的死讯传到维也纳、并告知他的儿子，梅特涅计划的失败才彻底显现。拿破仑·弗朗西斯，当时十岁，一头栽倒，痛哭不止，许多天都不肯接受安慰。从那时起，他整个生命都指向一个目标：为从圣赫勒拿岛传给他的任务做准备，他相信有一天自己会被召唤去完成它。他写给母亲的最后几封信之一，写于他21岁因肺痨垂死之际，至今仍证明着他的信念。他写道：为了人类，我必须想方设法克服我的虚弱；我必须完成我的命运。有这么多事要做，难道能相信我不会康复吗？
玛丽·路易丝大概不会像年轻的默兰德·埃文斯看待他那位同样年轻的朋友那样，对儿子的这番倾诉充满怀疑——但我们都知道，谁“注定”不会从一场病中康复，谁又“注定”连一场病都扛不过去。谁的激烈信念会被证明，谁的不会。
但为什么？究竟出于什么“尘世”的理由，两个看起来如此相似的人，被如此不同地对待？为什么一个成了自己国家的拯救者，另一个只是众多沉默、无闻的弥尔顿、汉普登和克伦威尔中的又一个？
两人的血统同样显赫。两人都在一位著名且基本缺席的父亲的阴影下长大。而且，两人似乎都不曾怀疑命运的权威。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谈起赖希施塔特公爵，不能带着那种几乎贯穿每一次提及第七代马尔博罗公爵外孙时的屏息崇拜？年轻的丘吉尔从印度写信给母亲说：我如此自负，我不相信众神会创造出像我这样强大的人物，却给他一个如此平淡的结局——他说对了。但拿破仑年轻的儿子，大约六十五年前也对母亲表达过类似的情感（当时他也和丘吉尔一样，只有二十出头），却没有说对。
那么，一个人的命运，难道与自己的信念毫无关系？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难道都是不顾我们而发生，而不是因为我们而发生？我们真的只是一群被顽童随意摆弄的苍蝇吗？
这大概是一个你我都可沉思的谜。站在墓地里环顾四周，也抬头看看夜空。丘吉尔中尉若死去，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但拿破仑二世若活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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