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一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栋二层小楼里召开了。来开会的，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总共二十人。
遵义会议在党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很少有人认真想过一个问题：这场会议到底是谁促成的？毛泽东一个人吗？不。真正把这场会议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是四个人：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本人。
先说说会议召开前红军是什么处境。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湘江一战打完，锐减到三万出头。博古、李德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把仗打成这样，全军上下怨声载道。可问题是，博古是中央负总责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谁敢站出来说“你们不行”？在苏区时期，多少同志就因为提不同意见挨过整。没人敢当出头鸟。
第一个敢开口的人，是王稼祥。
王稼祥当时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右腹部伤势严重，长征一开始就躺在担架上。但他没有躺着养伤，而是干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他直接提出要召开遵义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
这个提议的分量有多重？王稼祥不是普通将领，他是军委副主席，说话有分量。他第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要求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毛泽东后来说过，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再说张闻天。
张闻天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他和博古之间的矛盾，从江西苏区时期就开始了。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当面批评博古“同敌人死拼”是消耗战，博古根本不听，两人在会上吵了起来。
长征出发时，博古本来要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去，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三个人这才留在了总部，一路同行。毛泽东身体不好，坐上了担架，王稼祥也躺在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大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谈。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担架上的谋略”的那段经历。路宽时两副担架并排躺着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行军谈，休息也谈。谈什么？谈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打成这样，谈广昌战役为什么惨败，谈红军到底该往哪儿走。慢慢地，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共识：仗不能再让博古、李德这样打下去了。
更关键的一步发生在黎平会议之后。红军到了黄平，军委纵队在一片橘林里休息。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头挨着头。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说：“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转告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都知道了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
张闻天的这个表态有多重要？后来耿飚评价说：“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
第三个人，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内地位举足轻重。湘江惨败后，博古意气消沉，李德束手无策，实际指挥红军的担子落在了周恩来肩上。
周恩来做的第一件关键的事，是让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决策。1934年12月，红军到了湖南通道，周恩来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紧急军事会议。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排挤后，第一次重新参加军事决策会议。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改向贵州进军，周恩来明确支持。接着黎平会议，周恩来主持，坚决否定了博古、李德去湘西的原定计划，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
第二件事更关键：周恩来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开法。原定只是政治局会议，博古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参加，周恩来拍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都来开会。这一招直接改变了会议的力量对比——军团长们都是前线带兵的人，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早就忍无可忍。
会议第一天，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主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张闻天就打断他，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反报告”，周恩来没有制止。毛泽东长篇发言批判李德的战略战术，李德想反驳，被周恩来当场制止。
然后周恩来自己作“副报告”。他没有替博古辩护，而是着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动承担了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周恩来的身份和影响比张闻天、王稼祥都高，他的这个表态一出来，会场的天平彻底倾斜了。
遵义会议开完，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博古、李德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会议还有一件事没解决：博古还是中央负总责的人，权力怎么交接？
回头看这段历史，遵义会议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要开会、要换人，没有他站出来，会议根本开不起来。张闻天带头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橘林谈话中第一个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还作了那篇定调子的“反报告”。周恩来组织了会议、扩大了参会范围、在会场关键节点引导了方向，又在会后说服了博古交权。毛泽东则在担架上、在行军路上，一步一步说服了张闻天和王稼祥，把自己的军事主张变成了三人的共识。
毛泽东1945年在七大上说过一段话：“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伟大的转折从来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四个人各自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才把红军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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