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昨天《》，聊聊后半部分。

小镇个人并不支持当前采取的简单社保扩围、把尚未缴纳的人都纳入的做法，除非从底层进行改革，升级为社保2.0，还要彻底调整劳动者薪资待遇的法定标准，真正符合实际情况，把薪资和社保紧密结合在一起。

归根到底不能把历史欠账压在新一代普通民众身上，必须想办法从其他途径弥补。可以是下调过高退休待遇，也可以是筹集更多额外资金。如果不处理掉摆在眼前的历史欠账和制度缺陷、费基费率、待遇结构和代际公平等根本性问题，光想着拉更多人进来补当期缺口，短期有用，但长期很可能导致问题进一步放大。

当前社保之所以补丁叠补丁，关键就在于个人账户甚至是统筹账户没有坐实，存在很大的亏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决定的，也是典型的制度设计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体现。比如从公职体系辞职的，想要迁移社保的时候，往往会回复说得等资金到位才能转，因为公职体系的社保统筹部分很多只是纸面存在，要等退休前才真正落实。

说到社保，基本默认说的是职工和灵活就业养老，毕竟城镇居民基本养老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缴纳的金额也比较有限、高度依赖财政补贴，也谈不上什么扩围覆盖。

而职工和灵活就业社保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缴费最低基数高于很多人的实际收入。可以说，目前收入达标的，大多已经开始缴纳了，剩下没有缴纳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核心、最主要的一定是收入不够，或者扣除社保费后，会导致当前生活水平受到明显影响。

这就是社保费基费率与真实收入脱节的问题，目前全国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社平工资的60%，但最低工资可能只有社平工资的30%到40%，越是经济发达地区，最低工资与最低社保缴纳基数下限的差值越大，普遍可以达到两倍甚至更高的悬殊差距，要让收入不高的劳动者按如此高的费基费率缴纳，不现实。

这也是中国与全球普遍情况存在巨大差异的众多点之一。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社保最低缴纳基数与最低工资大体是接近的，而且往往设置低于最低工资的优待政策，主要是减免个人缴纳部分。

比如欧洲国家，一般设置了社保缴费缓冲区间，规定个人收入在这一区间内时，个人社保缴费没有最低基数，可以从零开始缴纳，随收入增长而递增，各国设置的区间不同，如德国规定月收入在556欧元到2000欧元之间。

美国类似欧洲国家，同样没有设置最低缴费基数，不同之处在于设置了起缴门槛，如果年收入低于起缴门槛，那就不用缴纳，但仍可以领取基准的养老金，如此设置关键在于社保是税而不是费。

欧美跟中国差异不小，还可以参考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港澳台三个地区情况。

日本和韩国跟中国类似，都设置了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但不同于中国存在两倍左右的差距，日韩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与最低工资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基本是一条线。

中国香港则大体参考英国做法，规定劳动者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可以只由雇主缴纳，个人不缴纳；中国台湾、中国澳门也大体保持最低缴费基数与最低工资持平。

所有采取上述做法的国家和地区，劳动者退休后的替代率大体在国际公认的55%线以上，而且收入越低的劳动者，退休后养老金的替代率反而越高。当然我们也得注意到，在上述整体情况之外，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但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要是制度设计，而不是执行中出现的偏差和扭曲。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社保最低缴费基数远高于最低工资呢？

甚至如果只是进行纸面计算，比如在北京，按照60%社平基数，下限是7270元，不考虑公积金的情况下，完全依法按照上限比例缴纳五险，最终单位和个人需要缴纳2700元，超过北京当前2540元的最低工资。

要注意，上述计算只是为了体现两个指标悬殊之大，不能由此就说缴纳的社保费用比最低工资还高，比如按照法律规定，最低工资已经剔除了个人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但讨论制度缺陷的时候，得抓大放小，这种细节不必太在意了，因为现在的制度设置太落后了。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社保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80年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且还是针对城市而非全国。

说穿了，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社保在制度设计上，就是针对市民群体的福利保障，所以从制度上必须确保一定的筹资水平，尽可能降低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更要激励大众多缴多得。

这在20世纪80、90年代还是可行的，因为当时城市人口占比不高，流动人口更少，多以企事业单位为主，城市就业主体也是工业。

可后来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在城市没有积累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也开始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这就出现了最低工资与实际收入的严重偏离。

最低工资的制度设计，也是一个落后时代的指标，制度上根据恩格尔系数法和比重法综合测定。

大家简单理解吧，基本以制造业包食包住为基础，测算需要获得的合理薪资，可现在城市就业越来越多是服务业，没法像制造业那样很简单的就测算人效，也很少能提供食宿，这就要求服务业相关就业拿到的薪资必须大幅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另一个缺陷在于，最低工资的评估，大体是按照不需要考虑居住成本来测算的，默认在工作的城市有房，也没考虑房贷问题，实际测算中就算考虑了租房成本，但因为需要综合考虑有宿舍或补贴等情况，纳入测算的房租金额，也远低于市场真实价格。

类似最低工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的社平工资的统计，也有缺陷。

最大的问题是虽然有相关部门的调查，但主要还是依靠企业自主填报，能够满足规范、如实填报的，当然是全社会相对更规范的企业，就导致社平工资统计必然高于真实的社会平均工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的收入低于社平，就真的不如全社会一半人。

这么搞下来，当然会出现越是经济发达，最低工资越显著低于真实薪资水平，也就出现了社保最低缴费基数远高于最低工资，甚至可以达到两倍以上的巨大差距。

这种情况下，再叠加为了解决历史欠账问题设置的高社保缴费率，当然会导致当前社保体系出现难以维系的危机。

那么该怎么办呢？

无论社保还是最低工资，都是关系到整个社会运转的根本性问题，绝不是五年、十年能够解决的，能用一代人时间完成迭代就很不错了。

但小镇可以给一个自己心目中的2.0版本大体框架：

第一、根本调整最低工资测算方法，必须充分考虑进城务工人员实际生活成本、以服务业为主体的薪资结构，必须让最低工资最大限度接近当地真实的最低薪资水平。

这也是解决内卷和劳动者保护不足的关键。现在最低工资太低了，这必然极大有利于用人单位，比如用人单位想不花钱裁员，就可以只给最低工资，逼着劳动者受不了自己离开。可如果法定最低工资接近真实薪资，或者干脆跟社保缴费下限基数大致持平，必然会大为缓解。

这也能让最低工资能够具备制度设计本来期待的作用。

第二、就是小镇昨天说的，要真正建立完整的社保体系，国家承担的是全民兜底性质的基本养老，剩下的丰俭由人，想要获得更好的养老待遇，那就通过企业补充养老、国家个人养老金、商业养老保险、个人理财储蓄等等来实现。

第三、最终还是要把统筹账户、个人账户坐实，虚账运行总是得还的，欠的多的，也很头痛的，早早落实，把资金盘活，同样一箭多雕。

把这三大改革完成，克服新旧制度更迭出现的冲击和问题，届时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不过这三大改革的难度，想想就头疼，甚至比科技突破、产业升级还要难，某种程度上，优先选择科技和先进制造作为未来改革攻坚的核心，不仅是筹集更多改革资源，也是因为相对更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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