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锤子落在钎头上的那一声，隔着半个坡也听得见。一声落下去，钎子转半圈，又是一声。
沙玉良六十岁，蹲在石壁底下，右手握着那根钢钎。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都是弯的，伸不直，是四年前塌方那回压的。钎子插在石缝里，钎头露在外面，手里的锤子一下一下往上头落。
矿在山腰上，坡上一共有十二个炮眼，排成三层。工棚搭在坡脚，四根木柱，顶上铺着油毡。工棚门口靠墙立着一排钢钎，一共九根，钎头顶着墙。
一九九二年秋天，加代带车上来拉矿石，在坡上住了两天。
“沙师傅。”
“加代。”沙玉良把锤子搁下，“你怎么上来了。”
“拉一批矿石下山。”加代说，“八八那年我在这矿上干过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零四天。”加代说，“塌方那回，你把我按在石头后头，你自己挨了一下。”
“记着这个干什么。”
“我记着。”
“挨一下的事。”沙玉良说，“塌方的那天下了雨，坡上的石头往下走，谁站在前头谁挨。”
“你那天站在前头。”
“我是掌钎的。”沙玉良说，“掌钎的得站在最前头，钎子跑不跑，只有他知道。”
“你那只手就是这么弯的。”
“弯了也握得住。”沙玉良把手在钎子上按了一下，“钎子在我手里，没跑过一回。”
“十二个眼，位置怎么定的。”
“看石头的纹。”沙玉良说，“纹是斜的，眼就得斜着开。眼一正，石头不崩，光掉渣。”
“纹你怎么看。”
“看石粉。”沙玉良说，“钎口里冒出来的粉，白的松，青的紧。青的地方是整块石头，眼得往青的那边挪半寸。”
“这话你教过谁。”
“教过三个。”沙玉良说，“两个走了，一个去年摔断了腿。”
“矿上现在没人会了。”
“有没有人会我不知道。”沙玉良说，“我会。”
坡上下来一群人，前头那个穿着新棉袄，手上戴着皮手套。牛长庆四十一岁，山外来的，带着钱和一支打眼队，上个月把这座小矿的采掘包了下来。
“老沙。”
“牛老板。”
“你下山吧。”牛长庆说。
“下山。”
“这矿上不用掌钎的了。”牛长庆说，“掌钎的，换个谁都行。”
“换个谁都行。”沙玉良说，“那你换。”
“我带来了六个打眼的。”
“他们掌过几年钎。”
“他们打得快。”牛长庆说，“一天两个眼，我这儿有数。”
“打眼快不算数。”沙玉良说，“钎子一跑，眼就歪。”
“歪了重打。”牛长庆说。
“重打一个眼，搭半天。”沙玉良说。
“半天我认。”
“你认，山下那三辆车不认。”沙玉良说，“车空着开回去一趟，油钱是你出。”
“车是拉矿的，不是拉你的话。”牛长庆说，“老沙，你听我一句。山上要的是眼，不是人。”
加代往前站了半步。
“牛老板。”他说，“这矿上十二个炮眼，位置是他排的。”
“哪来的。”
“加代。”
“加代。”牛长庆上下看了他一眼，“你是拉矿石的。”
“我是拉矿石的。”
“拉矿石的管矿上的事。”牛长庆说，“塌方的事我不听。”
“我说的是炮眼的事。”加代说。
“你这只手，还能握住东西吗。”牛长庆转过头对沙玉良说，“下山去吧。”
加代没接这句。他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碗，碗是刚才工棚里的人递的，里头是热水。他把碗端稳了，一口没喝。
那天上午，牛长庆在工棚门口摆了一张矮桌，把工分本摊开。他拿笔把沙玉良的名字划了一道，后头写着半个工。
“上个月你干了二十六天。”牛长庆说。
“二十六天。”
“按半个工算。”牛长庆说，“十三天。”
“二十六天是一个整月的工。”
“打眼的人没打够。”牛长庆说，“矿上的活是按眼算的，不是按人品算的。”
“我掌钎，不打锤。”
“掌钎的不算工。”牛长庆说，“你没打眼。”
“二十六天。”沙玉良说，“我天天下坡上来。”
“你上坡下坡是你的事。”牛长庆说，“我这儿记的是眼。”
“眼在石壁上，你自己数。”
“我数了。”牛长庆说，“十二个。那是上个月以前的。这个月的眼在哪儿。”
坡上的人围了一圈，谁也没说话。沙玉良站在矮桌对面，手上的石粉簌簌往下掉。
“牛老板。”加代说，“二十六天，一天不少。”
“你替他说话。”
“我说的是工数。”
“工数我算。”牛长庆说，“你说不上。”
那天下午，加代去找了牛长庆一趟。
“掌钎这个活，不是谁都能干。”
“矿上不缺人。”牛长庆说，“我带了六个。”
“六个里有一个掌过钎吗。”
“没有。”牛长庆说，“我教。”
“你掌过吗。”
“我不用掌。”牛长庆说，“我出钱。”
“你出钱，眼还得人打。”
“打歪了算我的。”牛长庆说，“你操心你的车。”
“你带了六个人，一天出几个眼。”加代说。
“两个。”
“两个眼要是都歪了呢。”
“歪了我认。”牛长庆说。
“你认不了。”加代说，“歪一个眼，得重开一个眼。重开一个眼要先定石头上的纹，定了纹还得有人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的不止他一个。”
“那今天下午怎么没开出来。”加代说，“你的人都上山了，石壁上还是那十二个眼。”
牛长庆没接这句，转身走了。
那天夜里，沙玉良把加代拽到工棚后头。
“加代，你别管。”
“沙师傅。”
“我六十了。”沙玉良说，“矿上但凡有第二条路，我早走了。”
“他们把工钱按半个工算。”
“半个工也是钱。”沙玉良说，“我家里等着。”
“这不是钱的事。”
“我跟你说，是钱的事。”沙玉良说，“你这一管，明天我连半个工都拿不上。”
“沙师傅，这坡上哪块石头里是什么纹，你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那你走了，纹谁看。”
“石头的事我不管。”沙玉良说，“你回吧。”
第二天早上，牛长庆的人把沙玉良手边那几根钎子拿走了。
拿走的是工棚门口靠墙立着的那一排，一共九根。拿钎子的人把它们从墙根提起来，一根一根撂在坡边的一块平石上，撂完踢了一脚，有一根滚到坡沿上，半根悬在外头。
“这排钎子占了地方。”那人说，“以后搁这儿。”
“那是我用了二十年的钎子。”
“二十年的钎子也是铁条。”那人说，“牛老板说搁这儿。”
“钎子有数。”加代说，“九根。”
“九根一根不少。”那人说，“搁在平石上，谁也丢不了。”
“搁在平石上，下雨就锈。”
“锈了再打。”那人说。
沙玉良走过去，把那根悬在坡沿上的钎子拖回来，跟别的一起摆在平石上。他摆得很齐，钎头朝一边。
加代那天带着江林去了一趟老工头的棚子。江林在加代身边跑外场，请人的事归他。老工头六十三岁，下了三十年的井，这矿上的老规矩归他说。
“老工头。”加代说，“掌钎的手，是矿上的老规矩认的。”
“规矩是老规矩。”老工头说。
“你去说一句。”
“我说不上。”老工头说，“他是外面来的，带着钱，带着人。我说不上话。”
“你下了三十年井。”
“三十年是我下的。”老工头说，“钱是他带的。”
“老工头，矿上的老规矩还在不在。”
“在。”老工头说，“规矩在石壁上，不在人身上。”
那天傍晚，牛长庆从工棚里出来，手里提着那根钢钎。钎子是沙玉良的那一根，钎尾上磨出一圈亮，是他二十年握出来的。
“牛老板。”加代说，“这根钎子他握了二十年。”
“握二十年也是一根铁条。”牛长庆说。
“我明天让人下坡找。”
“找着了也是我的。”牛长庆说，“他要不干，钎子归矿上。”
牛长庆走到坡沿上，一甩手，把那根钢钎扔了下去。
钢钎在石头上磕了两下，滚过一片碎石，落到坡底下一丛草里，看不见了。
“掌钎的没有钎子，就下山。”牛长庆说。
沙玉良站在坡沿上，往下看。坡底下是灰的，草是黄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那天夜里下起了雨。工棚门口的雨顺着油毡往下淌，砸在石板上噼啪响。
沙玉良蹲在门口，把那几根钎子一根一根立起来，钎头顶着墙，钎尾朝外，码成一排。
加代从车上下来，站在他后头。
“沙师傅。”
“我码钎子。”
“你先睡。”
“我睡不着。”沙玉良说，“坡底下那片草，我记得在哪儿。”
“明天早上我让人下坡去找。”
“他们找不着。”沙玉良说，“那根钎子在水里泡一宿，第二天握不住手。”
“明天下雨。”
“下雨也得找。”沙玉良说，“钎尾那圈亮是我握出来的，我摸着亮就知道是不是它。”
雨下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沙玉良从坡底下上来了，裤腿上全是泥，两只鞋里灌着水。
“沙师傅。”加代站在工棚门口。
“我下去看看。”
“找着了吗。”
“找着了。”沙玉良说，“卡在石头缝里。”
他把那根钢钎靠到墙根，跟那几根立成一排。钎尾那一圈亮被雨冲过，还是亮的。
沙玉良把两根手指弯着的那只手，按在了那根钢钎上。
那天早上，加代把车开到坡脚。马三从工棚里出来，手里攥着两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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