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晏清，今年六十三岁。这个年头，很多跟我一样岁数的人都开始盘算着退休金怎么花，去哪儿钓鱼，或者帮儿女带孙子。我不一样，我每周一、三、五，雷打不动，早上六点半起床，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去市三院透析中心报到。一台透析机，一根针，连着我的胳膊，一次四个小时。这个流程，我已经走了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儿子那年刚考上高中，现在他儿子都上初中了。我闺女那年刚订婚，现在她家老二都满街跑了。我的头发从黑到花白，门牙掉了一颗，腰杆也不如从前直了。但透析机没变，管子没变，护士站的铃声没变，我胳膊上那道鼓起来的动脉瘘，也没变。

每次护士把针扎进去的时候，我都会看着头顶那袋透明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走，看着看着，就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

那时候我才四十出头，在城东一个工地做电焊工。活儿重，烟尘大，喝水少，上厕所更是能憋就憋。有一天早上，我在工地旁边的公厕解手。水泥地上滴着水，尿池子白瓷砖的，光线昏暗。我正低头系腰带，余光扫见池子里那摊尿液——上面浮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细泡沫，就像谁往里头倒了一撮洗衣粉，又拿水冲开似的。那些泡泡又细又密，堆了一层，过了好半天都没散开。我那时候哪懂什么尿蛋白、肾损伤？我就寻思：是不是昨晚喝酒喝的？又喝了白酒又吃了咸鱼，上火呗，多喝两杯水就好了。

出了厕所，我洗手的时候碰见了工头老马。老马五十多，在这行干了半辈子，一脸横肉，嗓门跟喇叭似的。他凑过来撒尿，一眼瞧见我还没冲干净的那池子尿，乐了，喊了一嗓子：“老朱，你这尿咋跟啤酒沫子似的？肾虚啊！”旁边几个工友跟着笑，我也跟着笑，回了一句：“虚啥虚？这叫火力旺。”然后拍拍裤子，上工去了。

谁也没想到，那么大一个玩笑，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

那年我四十一岁，一顿能吃两大碗饭，扛一百斤水泥袋上三楼不带喘的，做梦也没想过“肾病”这俩字跟我能扯上什么关系。我老婆赵秀莲那时候在超市当理货员，天天晚上回来跟我说：“你少喝点酒，少吃点咸菜，你那小便都起沫子了，去查查吧。”我每次都拿话堵她：“你懂啥？人家大夫说了，那是喝水少，尿浓缩。再说了，我腰也不疼，腿也不肿，能吃能睡，能有啥病？花那个冤枉钱干啥。”

现在想想，我那时候不是不懂，是不敢懂。工地上的兄弟，谁不是硬扛着？今天腰疼，明天咳嗽，你要是一天到晚往医院跑，工头脸色先不好看，活儿也丢得快。再说了，家里两个孩子念书，老人身体也不行，每一分钱都是掰着花的，哪舍得往医院里扔。赵秀莲拗不过我，只好隔三差五往我杯子里泡枸杞，说是“养肾”。我喝了一个多月，泡沫尿照样有，我也懒得去想了。

可身体这东西，你骗得了自己，骗不了它。

第二年秋天，我开始觉得干活儿没劲儿。以前一上午能焊完三块大钢板，那阵子一块都费劲，焊到一半就浑身冒虚汗，头也发蒙。我没当回事，以为是天热中暑。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弯腰收拾工具的时候，低头看见自己的脚踝——胖了一圈，白生生的，像馒头。我拿手指头一按，按出一个坑，半天回不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回家把鞋脱了让赵秀莲看。她一看，脸色就变了，说：“老朱，你明儿必须去医院。”我说再等等，活还没干完。她当场把拖鞋扔我脸上：“等啥等，你再等下去人就没了！”

第二天我去了街道卫生所，大夫让抽血验尿。尿常规单子出来的时候，那个年轻大夫盯着单子看了半天眉头越皱越紧。他说：“师傅，你这尿蛋白三个加号，血肌酐已经不低了，你赶紧去大医院肾内科查一下，别拖。”我拿着那张单子站在卫生所门口，头顶的太阳晒得人发晕。我看了半天，每一行字都能看懂，但连起来就感觉像在看别人的检查单。三个加号，三个加号是啥意思？我一辈子破衣服上的补丁都没超过三个加号。

赵秀莲当天就拽着我去了市一院。挂的是肾内科专家号，排队排了三个多小时。坐诊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大夫，姓吴，脸瘦瘦的，说话特别快。她翻了翻我的化验单，又让我做了个肾脏彩超。彩超结果出来以后，她把笔往桌上一放，抬起头：“你家里人呢？家属来了没有？”赵秀莲赶紧说：“我就是。”吴大夫指着彩超报告，语速明显慢了下来：“老朱，你两个肾的尺寸已经明显缩小了，皮髓质分界不清，这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晚期的表现。结合你的血肌酐数值，你现在就是尿毒症。”

尿毒症。

那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就像电焊的时候焊条突然短路，眼前白花花一片短路。我听见赵秀莲在哭，声音很低，像是咬着手背压着的那种哭。我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好半天才问了一句：“大夫……那治得好吧？”吴大夫看了我一眼，说：“目前治疗方案就是血液透析，有条件的话，换肾。透析一般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需要长期做。”我说：“透析？那玩意儿做多长时间？”她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需要一直坚持。如果放弃治疗，病毒排不出去，心衰、高钾血症，都会要命。”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赵秀莲一边走一边哭，眼泪擦都擦不完，她也不避讳了，就那么边走边哭。走到菜市场门口，我看着摊子上红彤彤的西红柿，忽然想起一件事：上一回吃西红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竟然想不起来了。一个连西红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过的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尿毒症病人了呢？

确诊后住院那阵子，我儿子从学校请了假，闺女也从外地赶回来了。两个孩子站在病房门口，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先进来。后来闺女先进来了，红着眼眶喊了一声“爸”，然后坐在床边，攥着我的手，一句话也不说。我闺女从小跟我不亲，她嫌我老不在家，嫌我脾气硬。那天她攥着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之间的那点隔阂，在生死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我第一次透析是在住院后的第三天。那之前，护士在我左前臂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叫动静脉内瘘，就是把动脉跟静脉接在一处，让静脉鼓起来，好扎针。做完了以后，我的手臂上有一条蚯蚓似的血管，摸上去一跳一跳的，里面过的是动脉血。护士反复叮嘱我：“老朱，这只胳膊从今往后就是你的命根子。不能量血压，不能提重物，睡觉别压着，磕一下都不行。”我点点头。

到了透析那天，护士推我进透析室。那屋子非常大，摆着一排排的机器，每台机器旁边躺着一个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胳膊上都插着管子，血从身体里抽出来，在机器里转一圈，再打回去。那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像是什么科幻片里的场景，可偏偏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护士把针扎进我的瘘管，针头粗得吓人，比我以前在工地上扎钢筋的针还粗。那一针下去，我整个人都绷紧了，护士说：“别紧张，以后你每周都要挨三回，慢慢就习惯了。”我心里说，习惯？这种事哪能习惯得了？

第一次透析我没扛住。机器转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开始心慌，恶心想吐，额头上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护士赶紧把流速调慢，给我吸氧，又过了半天才缓过来。回到病房，赵秀莲端着保温桶站在门口，里头是她炖了一上午的排骨汤。她看见我脸色煞白，眼泪又下来了，说：“老朱，你受苦了。”我说：“哭啥，又不是死了，这不是活着嘛。”她抹了把眼泪，把汤端到我嘴边，说：“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可活着哪有那么容易。透析三个月后，我看着家里的存折，心里头凉了半截。一个月的透析费用，加上药费、路费、检查费，乱七八糟加起来，几乎是我以前在工地半个多月的工资。我儿子那年高考完，本来准备读个外地的好大学，看了看通知书上的学费，又看了看我透析的单子，自己偷偷填了本地的一所专科，说什么也不肯去外地。我气得把碗摔了，吼他：“你爸就是没文化才吃了一辈子苦，你考上好学校凭啥不去？学费的事不用你操心！”我儿子红着眼睛，说：“爸，你先把病看好，学我到哪儿都能上。”

三年以后，他还是找机会考了个成人本科，一边上班一边读。但每次想起这事儿，我心里都像揣着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来。

透析的日子，说起来是枯燥的，甚至可以说是熬人的。每个星期固定三天，早上六点半出门，到透析中心换衣服、上秤、扎针、躺到机器旁边，一躺就是四个小时。那四个小时里不能动，不能吃东西，只能喝水——不，水都不能多喝，因为肾排不出水分，水喝多了会憋在肺里。那四个小时怎么熬？有的人睡觉，有的人看电视，有的人就愣愣地看着天花板发呆。我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看窗外。透析中心的窗户朝南，能看到楼下街心公园的树。春天树发芽，夏天树荫浓，秋天叶子黄，冬天光秃秃的，来年春又生。我就看着那棵树，一季一季地看，看着看着，就看了十八年。

透析病房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见过最小的病友，是个十六岁的姑娘，还在上高中，因为一次感冒发烧没有及时治，结果爆发了肾衰竭。她妈妈天天陪着她来透析，那姑娘脸上总带着笑，每次扎针都咬着嘴唇不说话。她的床位上贴了一张纸，纸上是她自己画的太阳，下面写着一行字：总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海。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去看海，但我知道她透析了三年，最后等到了一个匹配的肾源，换肾成功了。她出院那天，透析室里所有的病人都看着她，她走到门口，转身冲大家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刻，很多老病友都红了眼圈。

也见过没能熬过来的。老谭，一个比我大六岁的退休教师，人特别健谈，上半辈子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语文老师，讲课讲了一辈子。他透析的时候特别喜欢讲古诗词，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什么“也无风雨也无晴”。他说：“小朱啊，你得学学苏东坡，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你修得好，苦也变甜。”我说：“谭老师，您说得对。”他说对个屁，转身就偷偷吃橘子。透析病人最怕的就是高钾血症，橘子香蕉这种含钾高的东西碰都不能碰，他管不住嘴，天天偷着吃。有一天晚上，他吃完两个橘子，半夜里心脏骤停，救护车来的路上人就不行了。后来护士清理他的柜子，里面还有半袋子橘子，已经放得干瘪了。我站在那袋子橘子跟前，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老谭是读过书的人，道理比谁都明白，可就这“管住嘴”三个字，他死都没管住。

十八年里，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病友。有人换肾成功，走了；有人并发症太多，走了；有人实在撑不住费用，放弃了。我算是运气一般的，一直没等到合适的肾源，就这么靠着透析机活到今天。要说没动过放弃的念头，那是假话。最少有三次，我坐在透析机上，看着那根针和管子，心里想：要不算了吧，这么活着太拖累家里人了。但每次念头一冒出来，赵秀莲就坐在外头等着，我透过玻璃门看见她，她手里永远拎着个保温桶，有时候是米粥，有时候是藕汤。她坐在长椅上一等就是四个小时，一次透析，她陪我四个小时，从来不缺。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公交车都停了。我打电话说今天自己打车去，让赵秀莲别跟着。可她愣是顶着一路的雪，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到透析中心门口的时候，眉毛都白了，两只手冻得通红，保温桶还抱在怀里。我骂她：“你是不是傻？这么大的雪！”她把保温桶塞到我怀里，说：“怕你饿，给你炖了碗蛋羹。”我低下头，看见桶里的蛋羹还冒着热气，她走了那么远，心里头翻江倒海，一口蛋羹堵在嗓子眼里，半天咽不下去。我活到她手里捧为止。

十八年，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数过来的。我儿子结了婚，生了个孙子叫砚舟，跟我亲得很。我闺女也出嫁了，逢年过节带着外孙来看我。我胳膊上那道鼓起来的瘘管，十八年里扎了上千针，血管都已经变形了，每次扎针护士都要找半天地方。可我还能站起来，还能走得动路，还能看着孙子长大，我已经觉得是赚了。

今年春天，砚舟上初三，学习紧张，天天熬夜。有天晚上他放学回家，书包一扔，跟我说：“爷爷，我今天在学校上厕所，发现尿里全是泡泡，特别多，半天散不了。您不是说过，这就是肾不好的信号吗？”我一听他这句话，心里头像是被人攥了一下。我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走，爷爷带你去医院。”砚舟愣了，说：“现在？都这么晚了。”我说：“等不到明天。”

我让赵秀莲给砚舟他爸妈打了电话，一家人赶到医院急诊，挂号，验尿，抽血。等待结果的那半个多小时，是这十八年里我最难熬的半个小时。我坐在检验科门口的椅子上，手一直攥着砚舟的手腕，那只手小小的，还带着少年人的热乎劲。他突然问我：“爷爷，我会不会也要透析？”我说：“不会的，你还小，不会有事的。”可我自己嗓子都发紧了。十八年前那个早晨，在工地厕所里看见泡沫尿的时候，我要是也像今天这样，立刻去医院，也许后来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结果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看了看，又看了看砚舟，说：“没什么大问题，尿比重偏低，可能是白天喝水太少了。泡沫多是因为排尿冲击力大，加上尿液浓缩，不是蛋白尿。以后多喝点水，别憋尿，没事。”砚舟长出一口气，笑得没心没肺的，说：“我说没事吧。”我松开他的手，手心全是汗。他妈妈搂着他往外走，我站在原地，好半天没缓过劲儿来。

走出门诊大楼的时候，我看见花坛边上坐着个年轻男人，大概三十岁出头，手里攥着一张化验单，头埋得低低的。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问他：“小伙子，怎么了？”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大哥，我刚查出来尿蛋白两个加号，肌酐也偏高。大夫说可能是慢性肾炎，得进一步查。”我说：“那你打算咋办？”他说：“我不知道，我怕。”我说：“怕什么？我四十一岁查出尿毒症，今年六十三了，透析十八年，不也活得好好的？你这还没到那一步呢，赶紧去治，去大医院挂肾内科，该吃药吃药，该复查复查。你现在起步比我早了几十年，只要你认真对待，你的日子还长着呢。”他看着我，像是有点不敢相信，问：“哥，真的？”我说：“真的，你瞅我这胳膊，这管子，活的都好好的，你怕啥？”

他愣了半天，然后把手里的化验单叠好，装进兜里，站起来，冲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往门诊楼里走去。我看着他进去的背影，忽然想起老谭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

那天晚上回家，砚舟趴在桌上写作业，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他写完一页字，抬头问我：“爷爷，以前您要是早点去医院，是不是就不用透析了？”我想了想，摸了摸他脑袋，说：“也许吧。但人生没有那么多也许。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这辈子踩过的坑，血淋淋地指给你看。你以后要是再看见尿里有那种细密的泡泡，半天散不掉，一定要立刻去医院查个尿常规。别学爷爷，觉得不疼不痒就是没事。”

砚舟点了点头，认认真真地说：“我记住了，爷爷。”

我看着他那张稚气的脸，心里忽然觉得，这十八年的罪，没有白受。至少我还能亲眼看着孙子的身体健健康康的，至少我没有像老谭那样带着遗憾离开。

现在，这世上还有很多人，跟我当年一样，早晨在厕所里看见一池子细沫子，觉得是上火，是水喝少了，是不碍事。他们不知道，肾脏这个东西，是个哑巴。它再疼再难受，都不会喊你。等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一遍一遍地讲，讲到谁愿意信为止。

小便有泡沫，不一定都是病。但那种细密、均匀、半天不消散的泡沫，它可能是尿蛋白，是肾在向你呼救。查一次尿常规只要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不了一个安心，但能买你往后几十年的命。

我就是那个没花那十几块钱的人。

我叫朱晏清，今年六十三岁，透析十八年，胳膊上留着上千个针眼。我还能笑，还能走，还能看着孙子长大。但如果你能不走我这条路，那就千万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