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青海湟中县广场上，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向群众宣布西宁解放的消息。人群中，一个穿羊皮袄、满脸风尘的蒙古汉子突然挤到台前，情绪激动地连连比划。
尚志田听不懂他的话，只当这是普通百姓在表达喜悦。旁边的秘书却听出了其中的内容，赶紧提醒：“书记，他说自己是红军干部。”
一句话，让现场气氛陡然变了。
这个蒙古汉子名叫廖永和，安徽金寨人。十多年以前，他在西路军中担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部队失散后，组织上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家乡也早早收到了阵亡消息。
可眼前这个衣衫破旧、操着蒙古语的人，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廖永和？
尚志田没有贸然下结论。他写下证明，让廖永和前往省城，寻找当时负责军政工作的廖汉生。经过翻译协助，廖永和断断续续讲出了自己的经历：参加过长征，随西路军西进，曾在河西走廊一带血战突围。
一些细节，只有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才说得出来。随后，相关人员又从部队档案、战友回忆等方面进行核查。多方印证后，这个失踪十多年的红军干部，终于恢复了身份。
廖永和的军旅生涯，起点并不复杂。1929年，金寨一带爆发武装斗争，家乡建立起红色政权。少年廖永和亲眼看见乡里的变化，便把参加红军当成了人生方向。1931年，年仅十四岁的他离开家乡，进入红军队伍。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西路军西进。
1936年10月，红军西路军奉命渡过黄河，向河西地区推进。部队既要同国民党军作战，还要面对当地复杂的地形和严酷气候。廖永和所在的红三十军，承担过多次硬仗任务。
在倪家营子一带，敌军集中兵力围攻，战斗持续多日。二营被推到最危险的地段，白天守阵地，夜里打反击，伤亡不断增加。子弹不足时，战士们便用刺刀、枪托与敌人近距离拼杀。
廖永和后来回忆，那时的二营已经不是完整建制，预备力量消耗殆尽，轻伤员和机关人员也被补充到一线。命令传下来，没人问还能不能坚持，只有一句：“阵地不能丢。”
部队突围时，廖永和腿部负伤。他带着几名战士掩护人员撤离，混战中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祁连山正值严冬，积雪、饥饿和伤口一起折磨着这支小队。
有意思的是，绝境中他们曾遇到一批失散的红军。大家得到的最后指示，是向西寻找接应。于是，十二个人结伴上路，靠树皮、草根和融雪充饥。后来才知道，大部队已经改变方向，向东转移，他们实际上走上了另一条路。
祸患接踵而来。一天清晨，一群身穿蒙古族服装的人出现在山洞附近。队伍误以为遇到了牧民，走出山洞交涉，带队干部却遭到枪击。剩下的人虽然奋力抵抗，终因武器不足被迫缴械。
廖永和腿伤严重，无法继续远行。战友们不愿丢下他，最后只留下一个年轻战士照料。临别前，廖永和写下一封信，大意是若半年仍未归队，就按牺牲处理。战友后来找到部队，而他从此杳无音信。
两人继续向西，最终遇到一户蒙古牧民。女主人懂汉语，也看出他们曾是红军，便同意收留养伤。遗憾的是，男主人不愿长期供养外人，廖永和伤势稍有好转，便被迫放牧、干活，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不会放牧，丢失牲畜后常遭责打。为了活下去，他学会了蒙古语，也熟悉了草原上的道路和风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五年，直到一次牧场迁移，他才趁乱逃走。
逃出牧场后，廖永和没有立即找到组织，只能在巴音河附近挖土洞栖身，靠零工换取食物，同时打听红军消息。后来，他与一名同样因战乱流离的蒙古女子革名相识，两人共同生活了多年。
这段岁月里，他改过姓名，换过住处，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蒙古语逐渐成了他的日常语言，汉语反而说得生疏。直到1949年西宁解放的消息传来，他才确信，自己苦苦等待的队伍已经取得胜利。
他没有先回家，也没有顾及妻子的疑问，独自赶到湟中县广场。面对尚志田，他只能用蒙古语反复说明身份。那一刻，他要寻找的并不只是一纸证明，更是自己与红军、与故乡之间失而复得的联系。
身份确认后，廖永和进入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他恢复党籍，后来留在青海地方工作，曾任德令哈地区基层职务。一个在战场名册上被写成“牺牲”的人，就这样重新回到了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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