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舅舅同患肝癌：一个花82万活5个月，一个没治多活一年仍安好

我叫孙立新，今年四十二，在市里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我妈姓王，娘家兄弟两个，大舅王德昌，二舅王德福，都是地道的农民，一辈子在赣西的那个山村里种田、种柑橘。去年一年，这兄弟俩先后查出肝癌。一个治，一个不治。现在一个走了，一个还在。这一年里我跑前跑后，把他们两家的日子都看在眼里，有些话憋了很久，今天写出来。

先讲清楚一件事：他俩都是乙肝携带者。这个事家里人早就知道，我大舅是三十年前卖血那阵子查出来的，我二舅是生二胎时住院查出来的。那时候农村哪有人把这个当病，医生说不用管，不要紧，就真没管过。抗病毒药他们从来没吃过，B超和甲胎蛋白，二十年没查过一回。他们照样抽烟，照样喝米酒，农忙的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现在回头看，兄弟俩的病根，是一种，也是一样的。

大舅是去年三月查出来的。那时候他整个人黄了，眼白都黄，肚子胀，一按一个坑。送到县医院，一查：肝内多发占位，最大的七公分，门静脉主干里长了癌栓，甲胎蛋白两万三千多，肝功能白蛋白二十八、胆红素五十几、有少量腹水，医生按分级算是B级。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肝是人身上的化工厂，肿瘤占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本来就已经硬化了，干活的能力只剩下小半。省城的主任看完片子，把我表哥叫到办公室，说得很直白：晚期，治不了根，治的目的是拖时间，拖多久不好说，而且你爸这个肝功能，很多药他用不动，用上去可能先伤肝。

我表哥那年三十四，在广东打工十几年，攒了二十来万。他说了一句：砸锅卖铁也治。

后面的五个月，我在医院陪了四十多天，亲眼见的。第一次做介入，从大腿根插管到肝动脉，把肿瘤的供血堵上，做完发烧、肚子疼，疼了三天。出院时花了五万多。接着吃靶向药，一个月一万多，后来加上免疫针，二十一天一次，一次两万出头。中间手足裂口，口腔溃疡烂得吃不下饭，拉肚子一天七八次，人从一百四十斤掉到一百零几斤。第三次介入之后，腹水涨起来，抽了三次，每次抽完输白蛋白。住院、出院、再住院，反复感染，有一次发烧到四十度，用了最好的抗生素才压下来。第五个月，人开始说胡话，认不得人，医生说那是肝性脑病，是肝不行了，毒素进了脑子。最后那十几天在ICU，插着管，身上插了五根管子，一天一万多。

表哥前后花的钱，他一笔一笔给我算过：房子卖了二十八万，借了亲戚二十万，网贷八万，农村合作医疗报了一部分，自己掏出去的，八十二万。大舅走的那天是去年八月初，从确诊到走，五个月零十天。

最扎我的不是钱。是大舅自己说的话。第三次介入之后，他从麻醉里醒过来，抓着我的手，说：立新，别治了，让我回家。我转头告诉我表哥，我表哥红着眼睛跟我讲：那不是等于看着我爸死？大舅后来没再提。到第五个月他昏迷前清醒的时候，又讲了一次：我想回屋里躺躺。这次没人再敢拦，可他已经回不去了，第二天人就上了呼吸机。他到最后没能回他自己那张床。

二舅是三个月后查出来的，去年六月。也是腹胀、没力气，一查，肝里两个病灶，一个三公分半，一个两公分，没有血管侵犯，没有远处转移。肝功能比他哥哥好一点，分级是A级靠B。省城医生给的意見是：这个可以做介入，小的那个还能做消融，积极一点处理，有机会拖上个两三年，甚至更久。

二舅听完，问了两句。第一句：能不能断根？医生说不能，肝硬化是断不了根的。第二句：要花多少？医生说头一年十几二十万打底，后面看情况，靶向免疫要是上去，一年二三十万。

二舅当晚就出院回家了。他跟我讲他的道理：我没那么多钱，我家的房子不能卖，卖了儿子娶媳妇没地方住；我也不想死在医院里，你大舅什么样我看见了。他说，我回去吃药，吃药，能种菜就种菜，能活多久算多久。

二舅妈为这事，在村里被戳脊梁骨戳了一年。说老二家不舍得给老子治病，说儿子不孝，说媳妇抠门。二舅妈有一回在我妈面前哭，说不是我们不舍得，是他自己不肯去，我们拉不动。二舅自己倒是不辩解，人家问，他就笑，说：我这不是还活着嘛。

他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我每个月回去一次，也都看见了。他头一件事，是去县医院开了抗病毒的药，恩替卡韦，一天一片，一个月几十块钱，这个他一天没落下。腹水涨了就去县医院抽，抽完输一瓶白蛋白，下午就回家。不抽血化验那些贵的，就每三个月做一次B超、查一次甲胎蛋白。吃的中药是在镇上一个老先生那里抓的，我不替他吹这个，那药治不了肿瘤，他自己也知道，他说就是喝了胃口好点，能多吃半碗饭。剩下的是睡觉、晒太阳、在院子里种菜、赶集卖柑橘，一天抽半包烟，酒彻底断了。他那个瘤子，一年下来，三公分半长到四公分二，甲胎蛋白从一千二涨到一千八，慢，但是一直在长。

今年七月，我又陪他去查了一次。主任看完片子，跟我讲了一句实话：你二舅这是命，不是理。他说，肝癌里确实有长得慢的，高分化的，一年长几毫米的都有，你二舅碰上了。可同样不治的人，他一年里见过几十个，多半是三五个月就没了，有的黄疸上来，两个月人就不行了。他说：不要拿你二舅当道理讲，他这是运气，让人学他，要死人的。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这一年，我们这个家也变了样。表哥现在还在还债，三十万，前年过年来我家，喝了酒就哭，哭他自己不懂，哭他爸那句"想回家"。我大舅妈现在跟我二舅家基本不说话，她心里有口气，觉得我们治了、我们尽心了，你们没治，反倒落个轻松。我妈夹在中间，两边都劝不动，瘦了十几斤。我夹在中间送钱送东西，谁也不敢多说一句。

我反复想过这一年，到底什么是对的。想出来的，有这么几条。

头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他俩的病，本来都是可以拦住的。乙肝携带者，指南写得清清楚楚，每六个月做一次肝脏B超、查一次甲胎蛋白，该吃抗病毒药就吃。几十块钱一片的药，一天一片，能把肝癌的发生率降下来一大半。他们兄弟俩，知道自己是乙肝，二十年没查过一回。这不是钱的事，是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们。我们县里今年才开始给四十岁以上的乙肝人群做免费筛查，我大舅要是早十年查，那个三公分的瘤子，切掉或者烧掉，是有机会治好的。

第二条，治不治，不是看肿瘤有多大，是看那个人的肝还能不能扛得住。我大舅的肝功能本来就差，还一层一层往上加药，加到最后，人不是被肿瘤带走的，是被治疗和肝衰竭一起拖垮的。医生说"获益有限"这四个字，我们当时没听懂，现在懂了，代价是八十二万和五个月。

第三条，人自己的话得有人听。我大舅说过两回想回家，没人接他的话。我们都在忙着尽孝，忙着不放弃，忙到最后，他连自己那张床都没挨着。医生后来跟我讲过，像大舅那种情况，最后一个月其实可以不做那些，可以止痛、可以少折腾、可以让他清醒着、在家里。那不叫放弃，那叫少受罪。这话要是早半年有人跟我们讲明白，大舅的最后一程，不至于那样。

第四条，也是我最怕被人读歪的一条：我说这些，不是劝人不治。二舅那种做法，是赌，他赌赢了，那是运气，不是道理。要是他那个瘤子长得快，他现在坟头的草都长老高了。该切的切，该烧的烧，该做介入做介入，早期的肝癌治好了的人，我们县里就有好几个，活了十几年的都有。真正该问医生的不是"治不治"，是"我这个情况，治到哪一步是划算的，治到哪一步就该收手"。

去年八月，我大舅下葬。今年八月，我二舅在院子里摘柑橘，一筐一筐往三轮车上搬，搬完自己去赶集。他比一年前瘦了十斤，脸色是那种肝病人才有的暗黄，但他还活着，还能自己吃饭、自己走路、自己挣钱。

这两个人，一个花了八十二万，活了五个月。一个花了两万不到，活了一年，现在还在。可这两件事不能放在一起比。真正该放在一起比的，是二十年前那张写着"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化验单。那张单子，俩兄弟手里都有一张，都揣在抽屉里，揣了二十年，谁也没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