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北京清华园，哲学家冯友兰收到了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写信人是毛泽东，篇幅不长，却让冯友兰反复琢磨其中一句：“以老实态度为宜。”
这句话看上去平实，甚至有些突然。冯友兰一时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不老实”。他把信拿给家人看，疑惑地说：“我只是想把哲学研究做好，为什么要特别叮嘱这一句？”
这封信并不是无缘无故而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冯友兰曾向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意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新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还提出五年内写出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
在今天看来，这个计划颇为宏大；放在当时，却显得过于急切。哲学史牵涉思想源流、概念演变和大量古籍材料，不是表态之后便能迅速完成的工作。毛泽东所说的“老实”，并非指做人不诚实，而是提醒他面对学问要实事求是，不能把复杂问题说得过于简单，也不能用一句口号代替长期研究。
冯友兰的经历，使这封信更有分量。1948年北平局势紧张时，国民党方面曾设法邀请一些学者离开北平，冯友兰没有前往台湾。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他还参与保护清华大学校园，尽力避免学校成为战事冲突之地。
他与国民党方面并非没有联系，早年也曾担任过相关职务，为国民党人员讲授哲学。但学者的政治处境与学术选择，并不能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冯友兰最终留在大陆，显然有对国家和教育事业的考虑，也有对自身学术道路的重新判断。
毛泽东当时并未与冯友兰见过面，却了解他的学术声望。冯友兰在美国求学期间，曾师从新实在主义哲学家杜威，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他不是没有成绩的青年学者，而是已经形成完整学术体系的名家。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没有简单肯定他的表态，而是提醒他放慢脚步。把旧有研究彻底改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非换几个术语那么容易。古代思想材料怎样解释，阶级分析与哲学分析如何结合，传统观念中哪些应当继承，哪些需要批判，都要经过反复推敲。
几年后，冯友兰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1957年，他参加有关宣传工作的会议，毛泽东谈到知识分子和学术问题，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后，毛泽东还同冯友兰谈起他的哲学文章，谈到具体观点和论证，令冯友兰颇感意外。
一次会面结束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百家中，你也是一家嘛。”这不是客套话，而是承认不同学术立场具有存在价值。冯友兰后来回忆，交谈时气氛比较平等，学者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不必只说迎合性的话。
同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冯友兰等文化界人士吃饭。饭桌上的话题仍离不开哲学，重点也不是让大家表态，而是要求研究者独立思考。即便面对成名已久的学者，也不能因为对方是权威，便放弃自己的判断。
冯友兰真正理解“老实态度”，是在长期写作中逐步形成的。1962年，他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1964年，第二册也告完成。书稿推进得并不轻松，他不得不重新处理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许多问题不能急着下结论。
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当年提出“五年完成”的说法，多少带有急于求成的成分。毛泽东的信，并不是怀疑他的品格，而是在提醒他：学术不能靠姿态完成，认识也不能靠愿望代替。
1962年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询问过冯友兰的写作情况和身体状况。1963年，两人再次见面并留下握手照片。后来，冯友兰在特殊年代中受到冲击，但一些公开谈话和问候，对他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毛泽东还曾让身边工作人员前去看望他。
毛泽东逝世后，冯友兰写诗悼念。此后，他继续整理和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直到1989年全书完成，前后历时约四十年，篇幅超过一百四十万字。那封只有百余字的回信，最终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变成了他几十年研究中反复实践的一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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