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接到秘书报告：韶山来了两位亲人，其中一人是多年未见的堂弟毛泽连。这个消息让连续工作多日的毛泽东立刻精神起来。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亲属来访，更像是故乡突然敲开了北京的门。
毛泽连从湖南韶山出发时，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脚上的布鞋也已经破旧。解放军南下湖南后，部队曾专门到韶山寻找毛泽东的亲属。四野部队的同志几经打听，找到了这位堂弟，并将他接到师部。
师长任昌辉见面后，先问他与毛泽东是什么关系。毛泽连回答，自己和毛泽东同一个曾祖，小时候一直称呼毛泽东为“三哥”。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正值秋收前后，毛泽连放心不下家中的庄稼和老母亲。任昌辉没有催促，而是让他先把田里的活计安排妥当，再考虑北上。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亲情固然重要，家里的收成和老人的生活同样不能撂下。
毛泽连后来与表弟李轲一同北上。由于交通转接、沿途安排等原因，他们从湖南出发后走了二十多天。抵达北京时，两人先住在罗荣桓家中，随后才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见到堂弟，笑着说：“几十年没见了，我很想念你们，也想念韶山的乡亲。”毛泽连带来的，不只是几句乡音和几件土产，也把韶山冲的消息带进了菊香书屋。
交谈中，毛泽东得知乡亲们在武汉曾抬着他的画像，沿街喊口号，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不抬蒋介石的画像？”屋内顿时笑了起来。话虽轻松，背后的判断却很明确：政权能否站稳，归根到底要看是否得到百姓支持。
比起这些谈笑，毛泽连的眼病更让毛泽东挂心。早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年幼的毛泽连曾参加儿童团，负责传递消息、站岗放哨。后来革命形势恶化，毛家受到牵连，一家人被迫躲避搜查，生活长期处于困顿之中。
在颠沛和劳作中，毛泽连的眼疾逐渐加重。左眼最终失明，右眼也只能看见微弱光亮。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让毛岸英陪同傅连璋前往医院检查。医生判断，左眼已经无法保留，必须尽快处理，否则可能影响右眼。
毛泽连起初不愿接受手术。毛泽东劝他：“到了医院，就听大夫的话，不要蛮干。”经过治疗，他的右眼视力有所恢复。医院还提出安装义眼，但毛泽连惦记家中，不愿久留。毛泽东了解堂弟的性情，便让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家，不强求外在形式。
两个月的相处中，毛泽东一直询问韶山的情况。有一次，他问起母亲的身体和家里的油盐钱，毛泽连只说家中孩子多、负担重，日子过得紧。毛泽东听后沉默良久。
他明白，自己完全可以从个人收入中拿出一些钱接济亲属，却不能因为亲戚关系，让地方部门特殊照顾，更不能让家人借着自己的名义向公家提出额外要求。于是他说：“我是国家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家里有困难可以告诉我，但不能拿我的关系去麻烦政府。”
这句话并非冷硬的推脱，而是对公私界限的明确划分。毛泽东还叮嘱毛泽连，回到韶山后要靠劳动把日子过起来，在乡亲面前更要守规矩、作表率，不能因为是亲属就提出特殊要求。
1950年年初，毛泽连的病情有所好转，准备返回湖南。临行前，毛泽东再次拉住他的手，嘱咐家里若有急难，可以写信告诉自己，个人能帮的会尽量帮助；但涉及公共事务，不能动用亲属关系，更不能给地方增添麻烦。毛泽连点头答应，随后踏上了回韶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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