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山西临汾，八路军高级干部周昆从第二战区领取军费后，没有按原定路线返回115师。从这一刻起，这位走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将领，突然从部队的视野中消失了。
周昆原名周绪昆，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后来过继给族人，才获得读书机会。他读过师范学校，有文化基础，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经历并不多见。
1927年秋收起义时，周昆还是一名基层干部。部队行进途中，他曾将一名没有证件的来客拦下盘查。对方正是毛泽东。周昆并不知道来人的身份，只是严格执行警戒制度。事情查清后，他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因警惕性强得到肯定。
真正让周昆崭露头角的，是随后的行军和作战。文家市会议后，部队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农村和山区。部分官兵对这一选择心存疑虑，周昆却态度坚决，还主动劝说身边的人服从调整。
有意思的是，他行军时的背包总比别人鼓一些，里面装着几本书。毛泽东得知后，曾向他借阅。一个能打仗、能带兵、又愿意读书的青年干部，就这样逐渐进入了重要领导人的视野。
三湾改编后，周昆从基层排长做起，先后担任连、营、团和师级职务。井冈山时期，他多次参加战斗；红军发展壮大后，又担任过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等职务。红军时期，一个干部多次担任不同部队的师长，周昆的经历确实相当突出。
1935年，他进入红一军团担任副参谋长。长征结束后，这种熟悉作战、善于参谋工作的干部更受重视。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昆出任第一一五师参谋长，成为主力师的重要军事负责人。
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斗中打出了八路军的声威。周昆虽然不是一线主将，却承担着作战计划、部队调动、情报汇总等大量工作。以他的资历、职务和长期战绩推测，若能继续留在部队，建国后进入高级将领行列并非没有可能。至于具体军衔，只能作为历史推测，不能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
变化发生在武汉会议之后。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高级参谋会议，八路军方面派员参加，周昆也在其中。会议期间，他接触到大城市的生活环境，也看到了国军部分高级军官的物质条件。
这种反差给他带来的冲击，后来在谈话中有所流露。周昆曾抱怨，自己身为高级军官，连雇车的钱都感到拮据，而有些军官却过着宽裕生活。彭德怀、左权在临汾听到这些话后，对他的思想变化十分不满。彭德怀甚至当面严厉批评，提醒他不能拿两种制度下的生活条件作简单比较。
批评并没有挽回局面。临汾一带，周昆从有关方面领取了一笔军费。关于具体数额，现有材料大多记为六万法币，其中三万由随行人员带回，另三万被周昆本人带走。他还留下书信，说明已领取六万，只归还三万，剩余部分由自己携带。
这封信很关键。它使“遭人劫持”一类猜测缺少依据，也说明周昆当时并非突然失去联系，而是有意识地离开了原部队。问题在于，他究竟去了哪里，带走军费之后又经历了什么，至今没有确切答案。
有人推测他投奔日军或国民党，但缺少可靠证据。以周昆的身份和经历看，若真投敌，对方很可能借此大做文章，可相关史料中并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也有人认为他隐姓埋名，或经由其他渠道前往外地；另一个说法，则是他携带巨款途中遭人谋害。
1938年的三万法币并不是小数目，但法币购买力后来迅速下降。若周昆没有新的收入来源，这笔钱很难支撑太久。更何况，他长期生活在军队，熟悉的是指挥作战，并没有经营产业的经验。钱财耗尽之后，他能否继续隐藏身份，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遗憾的是，抗战时期军务繁重，部队没有条件投入大量力量追查一个失踪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相关方面曾了解他的籍贯和经历，但仍未找到明确线索。周昆没有留下公开行踪，也没有可靠的晚年记录。
一个从秋收起义走出来的老红军，曾经担任红军军长和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却在抗战初期因三万法币离开部队。那封留下三万军费的短信，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段可以确认的记录。此后，是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还是早已遭遇不测，历史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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