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在我们结婚两年半、我怀孕四个月时离开了我们。从那个毁灭性的时刻起，我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在监护权诉讼期间，为了保护女儿免受她父亲的伤害，我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为了她的隐私，我不会透露细节，但我们的经历是创伤性的。尽管我知道我受到了这种创伤带来的压力和悲痛的冲击，但我一直不愿承认她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一切发生时她还那么小。
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她不仅开始拒绝与父亲见面，还开始不肯去学校。后来不光嘴上拒绝，身体上也开始反抗。她拒绝穿衣服或上车，有时甚至升级到在车行驶时试图跳车。我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却一遍又一遍地得到同样的信息：“……一旦‘拒学’开始，无论发生什么，你必须把孩子弄进学校，否则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按他们说的做了，常常坐在学校外面听着她撕心裂肺的尖叫，以至于我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开始受到影响。四年来，每一天都是一场生死之战——要么把她送进学校，要么在新冠疫情期间，让她坐到电脑前，而她总会猛地合上电脑。我告诉自己，她只是在“耍性子”想得逞，她是在“不听话”，这会过去的，就像专业人士告诉我的那样。
她越大，就越愤怒，情绪爆发也越来越频繁。任何微小的过渡——比如从玩耍时间切换到睡觉时间、上车去任何地方、或者与朋友聚会——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爆发。根本无法预测什么事件会触发这个循环。
情绪爆发的形式包括踢、咬、尖叫、打人和砸坏她能够到的任何东西，赤脚跑进雪地里的树林，把东西扔过房间，拒绝睡觉，以及离家出走。她开始扯自己的头发、捶打自己、把头往墙上撞。这一切无休无止，令人心碎。
每次她像“绿巨人”一样爆发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准备跟她干一仗。我常常不得不呼叫后援部队——我的新丈夫或我的母亲——他们会开车过来帮我。每一天都令人恐惧。每一天都很艰难。而每一天，我都做着我以为应该做的事——跟她对着干，把她压下去，逼她去做她不肯做的事。
我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怒。我从未花时间去思考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我只是不停地试图让它停止。
2022年1月，我丈夫和我把车开进学校停车场，女儿在后座拼命反抗，仿佛性命攸关，她的小胳膊死死抱住前座下面的横杆，我们想把她弄下车就肯定会弄伤她。
就在那时，事情发生了。当她反复把头撞向前面的座椅时，我听到我可爱的8岁女儿说：“我只想死！”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了。我感到无比无助，彻底绝望了。
我无法呼吸。我的女儿刚刚是在告诉我，她宁愿死也不愿进学校吗？我曾因自杀失去过家人和朋友，但他们是成年人。这已经够可怕、够难以想象了，但想象一个8岁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感受，更是如此。我知道我需要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帮助她。
我实在没辙了，我知道我们需要帮助。我考虑过带她去急诊室，但我害怕他们会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或者强迫我把她强制收治。在停车场里，我丈夫打电话给急诊室，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建议我们联系当地一个新设的紧急流动危机干预中心。
接电话的那位女士简直就是天使。她温柔地对我女儿说话，同时从流动危机团队派出了两名危机临床医生。这两个了不起的人在严寒中站在我们的车外两个多小时，用爱和关怀与我的孩子交谈。慢慢地，她开始回答他们的问题。
当我坐在后座，抱着她、观察他们的互动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一直以来，她不仅仅是在“表现不好”，她是在用行为向我们呐喊……求我们听她说。
之后，我向她解释说，她身体里面有个小毛病。我告诉她，这和手臂骨折没什么不同。它很疼，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我们知道它在那里，我们需要帮助才能让它好起来。
带着这个新的视角，我下定决心，不再跟女儿对着干，而是要站在她这边帮她。接下来的一周，我紧急预约了她的精神科医生，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她服用情绪稳定剂。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在合适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充满关爱的学校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开始好转。我们开始看到我女儿本来的样子——那个美好、甜美、聪明的女孩，而不是焦虑把她变成的样子。
我学到的是，当她处于危机中时，当任何孩子处于危机中时，你无法在当下与他们讲道理。你没法用惩罚吓住他们，也没法用迪士尼哄住他们。我女儿焦虑发作的时候，根本听不进我们说的话。她需要的是同情和安抚性的安慰。
我发现，顺着她的状态去接纳她，比带着怒气去对她，能更快地化解情绪爆发。一旦她平静下来，我们就可以谈论她的行为，一起管理她的焦虑。我很高兴地分享，她现在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应对过渡。
我恳请所有父母换个角度来看待孩子的行为。你最了解你的孩子，如果你在质疑可能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行为，相信你的直觉，去寻求帮助、找到答案。并且请知道，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我们家庭所经历的事情，你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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