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工作真的太常见了，我儿子浙大研究生毕业，5年前进了央企

我叫周建平，今年五十八，退休前在县城一中教了三十四年语文，退休三年了。我老伴叫李玉梅，五十六，退休前在县医院收费处。我们有个儿子，叫周扬，今年三十，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士毕业，二〇二一年进的央企——一家央企集团在省城的数字科技子公司，做政企数字化平台的开发。

那五年，我们家在县城走路是带风的。

我这么说一点不夸张。周扬考上浙大那年，我们那个小区放了三挂鞭。他硕士毕业进央企那一年，我老伴把他的入职通知书塑封了一份，压在客厅茶几的玻璃板底下。亲戚朋友见面就问："你家扬扬在省城那个央企吧？听说公积金一个月好几千？"我嘴上说"还行还行"，心里是热的。

我这三十四年教书，我见过太多孩子。我知道浙大研究生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央企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这两样加起来，就是一个人这一辈子的保险。

今年八月，这个保险没了。

事情是这么知道的。八月二十号晚上，我给周扬打电话——我们每周日晚上通一次电话，雷打不动。那天我打过去，他接了。

我说："扬扬，吃饭了吗？"

他说："吃了。"

我说："今天没加班？"

他说："没有。"

我听着不对劲。他以前的电话，背景里总有声音——要么是办公室的空调声，要么是地铁的报站声，要么是他同事在边上说话。那天，电话那头静得出奇。

我说："你在哪儿？"

他说："在家。"

我说："今天周日，你在家？"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了一句："爸，我辞职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里，半天没说出话。

我说："什么时候的事？"

他说："六月三十号。"

六月三十号。那天到八月二十号，五十一天。他瞒了我们五十一天。

我第一句话问的是："为什么？"

他说："我们那条业务线整个砍了。集团整合，数字科技这块合并到另一家去了，人员分流。给了两个选择：转岗去新疆的一个项目，或者拿赔偿走人。我选了走人。"

我说："赔偿多少？"

他说："N加一，六个月，十四万八。"

我说："那你可以转岗啊！新疆怎么了？你现在三十岁，去锻炼几年怎么了？央企的饭碗，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他在电话那头不说话。

我这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周扬，你知道你这份工作多少人抢吗？你妈把你的入职通知书塑封了压在茶几底下。你王叔家的孩子，二本毕业，考了三年公务员没考上，到现在还在家待着。你浙大研究生，央企干了五年，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让我们怎么跟人说？"

他说："爸，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赶紧找啊！你现在投简历了吗？"

他说："投了。"

我说："投了多少？"

他说："两百多份。"

我说："有回音吗？"

他沉默了一下，说："三个面试。"

我没再问了。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老伴坐在床上哭，她说："好好的工作，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第二天我坐早班车去了省城。四个小时，我一路都在想怎么骂他。

到他那儿是下午一点。他租的房子在城西一个老小区，一室一厅，一个月两千二。他开门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他瘦了，黑眼圈很重，头发也没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

屋子里很干净。我扫了一眼，看见阳台上挂着运动鞋，桌上摊着一本书，还有一个笔记本。

我坐下，正要开口，眼睛落在了电视柜旁边的一个小塑料盒上。

七个格的那种药盒，分着星期。我拿起来看了一眼，里面是白色的药片。

我说："周扬，这是什么？"

他的脸变了。

我说："你吃这个多久了？"

他说："去年十月开始的。"

我说："什么病？"

他说："中度抑郁，伴焦虑。"

我坐在那儿，手里攥着那个药盒，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坐在我对面，把那五年的事，从头到尾说了。

他说，他进那家公司第一年，做的是外包性质的活儿——甲方是政府部门，需求一天三变，他们做的就是改需求、改页面、改报表。他写的代码，最后都变成了PPT里的一页。

他说，他们那个部门三十七个人，有背景的、有关系的一年一升，没背景的干五年还是普通员工。他这五年，绩效年年B，年年"符合预期"，年年什么都没有。他第四年带过一个项目，做完了，功劳挂在了另一个人的名下，那个人是他领导的亲戚。

他说，从去年三月开始，他每天早上去上班，走到公司楼下的门口，要在那儿站五分钟才敢进去。他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迈不动腿。

他说，去年十月他去医院，医生问了他四十分钟，最后给了诊断，开了药。他吃了十个月，他没跟我们说过一个字。

他说："爸，我不是被开除的。我是自己选的。那天HR跟我说可以转岗去新疆，我想了三天。我想的是——我要是去了，我这辈子就那样了。我才三十岁。"

他说："我不是嫌钱少。我是觉得，我在那个楼里坐了五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我这个人没关系。"

他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他说："爸，我辞职那天，我在地下车库的车里坐了两个小时。我给我妈发了条微信，说'妈我辞职了'，发完我就关机了。我关了三天。"

我坐在那间出租屋里，听着这些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这三十四年教书，我教过《陈情表》，教过《项脊轩志》，我在讲台上讲过无数遍"理解"两个字。可我那一刻才知道，我从来没理解过我自己的儿子。

我以为他在省城的写字楼里，穿着衬衫，喝着咖啡，做着体面的工作。我以为他一个月挣一万五，公积金三千，年底有奖金，他这一辈子稳了。我不知道他每天走到公司门口要站五分钟。我不知道他吃了十个月的药。我不知道他这五年，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今天又要去那儿了"。

那天下午我在他那儿待了四个小时。我们俩坐在客厅里，把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我问他："你现在什么打算？"

他说："我想先歇两个月。我太累了。我跑了两个月步，每天五公里。我开始看书了，我买了十本书，我这五年没看过一本。"

我说："钱够不够？"

他说："够。那十四万八我一分没动，我自己还有八万。够花半年。"

我说："半年以后呢？"

他说："半年以后我找。可能不去央企了。我想找个做产品的，小一点的公司也行，能让我从头到尾做一个东西出来。钱少点没关系。"

我说："你妈那边怎么说？"

他说："我不敢跟她说。"

我说："我说。"

我那天晚上坐末班车回的县城。到家十一点半，我老伴坐在客厅里等我。

我把那个药盒放在茶几上，放在她那个塑封的入职通知书旁边。

我说："玉梅，咱儿子这五年，过得不好。"

我把事情说了。我说得很慢，一样一样说。说到那个药盒的时候，我老伴把它拿起来，看了很久，然后哭了。

她哭完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建平，那张通知书，明天我把它撕了。"

我说："撕了干啥。"

她说："压在玻璃板底下，压了他五年。"

后来的事是这样的。

周扬在家歇了三个月。那三个月他每天跑步，看书，做饭，有时候给我发一张他做的菜的照片。他胖了六斤。他十月份停了药，医生说的，可以停了。

十一月，他找到了工作。一家做工业软件的公司，二十三个人，在城东一个创业园里。月薪一万四，比央企少一千多，没有食堂，没有宿舍，公积金按最低档交。

他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声音是亮的。他说："爸，我这次是自己谈的。老板跟我聊了两个小时，聊的是产品。他说让我从头跟一个项目。"

我说："好。"

他说："爸，钱少了。"

我说："钱少不要紧。你先把自己活过来。"

上个月他回来了一趟。我们一家三口在客厅里吃饭，他妈做了一桌子菜。他吃了三碗米饭。

吃完饭他坐在沙发上，跟我说了句话。他说："爸，我这三十年，第一次觉得，我明天早上醒来，是有地方想去的。"

我听着这话，转过头去擦了一下眼睛。

现在小区里那些老伙计见了我，还是问："你家扬扬在那个央企吧？"

我现在的回答变了。我说："换了。他现在在一家做工业软件的小公司。"

他们说："哎呀，央企不干啦？多可惜。"

我说："不可惜。他现在高兴。"

他们听不懂。他们看我的眼神，跟从前不一样了。我知道他们在背后说什么——"老周家那个儿子，央企都待不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不解释。

我教了三十四年书，我见过太多孩子。我知道一个孩子从考上大学那天起，他身上挂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家里的脸面、亲戚的指望、老师的骄傲。挂得越多，他越不敢说"我不行了"。

周扬瞒了我们五十一天。他不是怕我们骂他，他是怕我们失望。他宁可自己一个人扛着，也不肯让我们知道他过得不好。

这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从县城到省城那四个小时的车。是你儿子坐在你对面，吃了十个月的药，你一点都不知道。

现在没工作真的太常见了。这句话我信。可我现在明白的另一样东西是：**一个人没了工作，最怕的不是没钱，是他不敢跟家里说。**你要是能让他敢说，他就能歇过来；你要是让他不敢说，他就在那个出租屋里，一个人扛到扛不住为止。

我庆幸我那天坐了那四个小时的车去了省城。我也庆幸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那个药盒。

要是我那天开口就骂，我可能这辈子都听不到后面那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