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李芳菲

近年来，“中文创意写作”正式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目录。当创意写作带着“人人可以写作”的理念进入中国，它与我们熟悉的“文艺扎根人民”这一传统构成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创意写作正在推动一场从“为人民写作”到“人民自己写作”的深刻转向。这不是历史文脉的中断，而是让“人民性”这一精神根系在当代得以激活。

但“扎根生活”与“扎根人民”本是一体两面：如果文学最终要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就不仅是素材的来源，更应是创作的主体。好的作品是从生活的土壤里长出来的。鲁迅在“鲁镇”的茶馆与酒肆间听懂了“铁屋子”里的沉默；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太行山区的农民中间，将田间地头的语言直接融入《小二黑结婚》；柳青用十几年光阴在皇甫村沉淀出《创业史》的厚重；陈忠实幽居在白鹿原下的祖屋，将半个世纪的家族记忆凝成一部民族史诗。

然而，这些典范式的“扎根”背后暗含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鲁迅是“回到”鲁镇，赵树理是“长在”太行山，柳青是“深入”皇甫村，陈忠实是“退回”白鹿原——他们终究是以观察者、体验者的身份进入生活，再以提炼过的经验转入写作。鲁迅将这类写作称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他同时清醒地指出：这还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也就是说，“为平民写作”解决的是“写什么、怎么写”，而“让平民自己写作”才触及“谁在写”的问题。传统文艺观对前者给出了深刻的回答，至于后者，答案似乎仍停留在“作家代言”的模式里。

创意写作带来的最大冲击，正体现在“谁来写”这一问题上。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重要推动者葛红兵则从另一条路径切入，提出了“创意本体论”：创意第一性，写作第二性。创意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培养“经典文学作家”，而是通过写作活动激发和释放个体的创意潜能。“创意本体论”的核心追问，把问题翻转了。传统上我们问的是“怎样才能写出好作品”，创意写作追问的却是“写作这件事能给人带来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扎根人民”这一文艺传统，在创意写作这里有了新的落脚点：人民不只是被书写的对象，也不只是被服务的读者，他们应该是书写的主体。这正是“人民性”的要义所在。

强调“人民自己写作”，并不意味着贬低专业写作或鼓吹“人人都是作家”的廉价乐观主义。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在2024年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年会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提醒：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经验”对文学创作的绝对意义，而忽视了“知识”的激活作用。他援引“经验至上主义”的观点，指出“谁有经验，谁就能成为作家”是一种荒唐看法，并以“识字不多的人直白写出民间传说后被称为作家，但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及“一个饱经风霜的哥萨克牧马人为什么写不出《静静的顿河》”为例，论证了仅有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的烛照与激活，才能获得“发现财富的眼力”。这一提醒十分必要，“人民自己写作”不是简单地把笔交给群众，而是要让更多人获得“写作可教可学”的方法论支持。

如果说“扎根生活”解决的是创作来源的问题，那么“扎根人民”最终要落到具体的人与社区之中，这是创意写作社会功用的展开方式。创意写作的理想空间并非“阁楼”，而是“社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在社区层面，从上海天平街道面向新兴领域从业者子女的公益儿童写作课，到各地“图书馆+社区”模式的儿童创意写作工坊，创意写作正在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日常实践。近年来兴起的“为老人写回忆录”，让年轻人走进养老院与社区，帮助银发群体用文字留存一生记忆，这些写作活动让更多人获得了表达的权利和能力，让每个人都能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创意写作的社区实践，归根到底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写作者如何获得“扎根”的能力？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强为此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回应。他提出“留意、会意、创意”的“三意”理论，将创意写作的素养从感知层面的留意生活，推进到共情层面的体悟他人，最终抵达创造层面的表达生成。在此基础上，徐强尝试建构独立的“采风学”体系，倡导写作者通过采风实践“返本归根”，在现实生活中获取生动的写作素材。他带领学生深入长白山余脉的丰满屯村，在地采录、回校反刍，最后出版采风文集《触摸苏醒的关东》。这一实践表明，“社区”不仅是创意写作的服务场域，更是写作者感受力的来源。

创意写作进入中国，不是对“文艺扎根人民”这一传统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的一种接续。“扎根人民”的上半场，是作家走向人民、为人民代言；而它的下半场，是让人民自己拿起笔。创意写作正在做的，正是开启这下半场。方向既已清晰，余下的，便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