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晓峰，今年二十六，甘肃天水人。去年大学毕业，考上了新疆一个县城的事业单位，给了编制。我妈高兴得在村里放了一挂鞭，说我儿子吃上公家饭了。我爸蹲在门口抽烟，没说话，可嘴角翘着。我是我们村头一个考上编制的大学生，走的那天，全村人送到村口，我妈塞给我一兜子煮鸡蛋，说到了那边好好干，别想家。我说不想。我弟说哥你混好了把我也弄过去。我说行。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甘肃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坐了一夜大巴，到了那个县城。那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商铺，卖馕的、卖拉条子的、卖羊肉的，汉人不多，大多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我拖着箱子走在街上，太阳很大，照得我睁不开眼。我心想，这就是我要待一辈子的地方。

跟我一块分到这个单位的，还有四个人。陈志远，河南人，学农林的，戴个眼镜，话不多，老拿着一本专业书看。刘洋，四川人，学计算机的，人机灵，嘴也甜，一来就跟单位的人混熟了。马丽，甘肃老乡，学中文的，扎个马尾，爱笑，跟我一个市不同县。王浩，东北人，学法律的，大高个，嗓门大，一开口满屋子人都笑。我们五个是同一批考进来的，从几千人里杀出来，拿到编制那天，都觉得自己是人生赢家。在火车上我们碰的头，越聊越热乎，说以后在新疆互相照应，干出一番事业。我们建了个群，叫“新疆五虎”。

单位给我们安排了宿舍，在县城边上，一栋旧楼，两人一间。我跟陈志远一间，刘洋跟王浩一间，马丽单独一间。宿舍里就两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衣柜，墙皮往下掉，窗户关不严，风沙从缝里钻进来。热水限时供应，晚上八点到十点。食堂的饭大多是羊肉和面食，早上奶茶馕，中午拉条子，晚上汤饭。我头一回吃还新鲜，吃了半个月就受不了了，嘴里全是羊膻味，做梦都是我妈做的浆水面。

我们五个分在不同的科室。我在办公室，写材料、收文件、接电话。陈志远分到农业科，天天下乡，跑田间地头。刘洋在信息科，管电脑网络。马丽在宣传科，写简报、拍照。王浩在法规科，审文件、查档案。刚开始大家都挺有劲，早上一起出门，晚上回来聊单位的事。刘洋说他们科长夸他机灵，陈志远说他跟着老乡学了不少种棉花的门道，马丽说她写的简报被县领导表扬了，王浩说他审出一份文件里的法律漏洞。我说我还在学，天天写材料写到半夜。陈志远说慢慢来，熬过第一年就好了。

可熬着熬着，就熬不住了。先是陈志远。他下乡回来，浑身是土，往床上一躺，说周晓峰，我今天跟着老乡走了二十里地，脚上磨了三个泡。我说你歇歇。他说歇不了，明天还得去。他说老乡种棉花，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们去了就是填表、拍照、签字，啥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说他学的是农林，可在这儿干的活跟专业没关系，天天就是应付检查。我说都这样，慢慢适应。他说适应不了。过了几天，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回老家看看。走了以后没再回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说晓峰，我考上老家的事业单位了，不回去了。你好好干。我拿着手机，坐在宿舍里，他的床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那本专业书还在。我给他回了个“好”，然后把他的书收进抽屉里。

陈志远走了以后，刘洋也动摇了。他本来是最活跃的，天天跟单位的人吃饭喝酒，可有一天他回来说，他打听到他们信息科那个科长，干了十五年，一个月工资五千二。他说他大学同学在成都写代码，一个月挣一万八。他说他在这儿干到科长，还得熬十五年，十五年工资翻一番，撑死一万，可十五年后他都四十了。他说周晓峰，我等不了十五年。我说你才来一个月。他说一个月我就看透了。过了几天，他递了辞职信。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说你是正式编制，辞了就没了。他说我知道。领导说你再想想。他说我想好了。他走的那天，把电脑里的东西都拷走了，跟我说，晓峰，你去成都找我，我请你吃火锅。我说行。他走了以后，宿舍就剩我一个人。

马丽是第三个。她没辞职，她是被家里叫回去的。她妈病了，她爸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她请了一个月假，回去以后打电话跟我说，晓峰，我妈这情况，我得留在甘肃了。我说你工作咋办。她说我没办法，我妈就我一个闺女。她说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单位，能不能办停薪留职。我说我问问。问了，说不行。她沉默了半天，说那我就辞了吧。我说你再想想。她说想好了。她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大太阳，心里空了一块。

王浩是第四个。他跟单位的人吵了一架。为什么吵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嗓门大，拍了桌子，说你们这是形式主义。单位领导把他叫去谈话，出来以后他脸铁青。他回到宿舍收拾东西，我说你干啥。他说不干了。我说你别冲动。他说我没冲动，我来之前以为这儿是干事业的地方，来了才知道，干的是填表的事业。他说他学法律，想办案子，可这儿一年到头没几个案子，全是写总结、报台账、迎检查。他说他受够了。第二天他就走了，买了机票飞的东北。他走的时候跟我说，晓峰，你也走吧。我说我再看看。他说你看什么，你看这栋楼里，有几个年轻人。我数了数，除了我们五个，就剩两个三十多岁的，剩下的全是四五十的老同志。王浩说，你耗得起吗。我没说话。

五个人，一个月，走了四个。宿舍楼里就剩我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隔壁刘洋和王浩的屋子黑着灯，陈志远的床空着，马丽的房间锁着门。我给我妈打电话，说妈，我们一块来的那四个人都走了。我妈说那你咋不走。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想回来就回来。我说我回去了干啥。她说你回来再考。我说考哪儿。她说考老家。我说老家哪有编制。她不说话了。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想起我们五个刚来那天，在宿舍里喝酒，刘洋说五年后他要当科长，王浩说他要当局长，陈志远说他要搞棉花高产，马丽说她要写一本书，我说我要在新疆安家。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半夜，笑得跟傻子一样。

后来我也走了。我没辞职，我是被调走的。单位说上面要借调人，把我借到乌鲁木齐去了。走的那天，我站在宿舍楼下，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旧楼。三楼那排窗户，五间房，全黑着。我拖着箱子走到街上，卖馕的老板认识我，说小伙子你走吗。我说嗯。他说不回来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同事都走了。我说嗯。他递给我一个馕，说拿着路上吃。我接过来，馕还热着。我咬了一口，嚼着嚼着眼泪掉下来了。我走在县城的主街上，太阳还是那么大，照得我睁不开眼。我想起我来那天，也是这条街，也是这个太阳。那时候我觉得我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现在我要走了，才待了不到两个月。

我坐在去乌鲁木齐的大巴上，看着窗外的戈壁滩，一眼望不到头。我打开手机，群里最后一条消息还是王浩走那天发的，他说兄弟们，我先撤了，你们保重。下面没有人回。我打了个字，想了想，又删了。我把手机揣兜里，靠着车窗闭上眼。我想起陈志远下乡回来脚上的泡，想起刘洋说十五年太久，想起马丽妈妈的病，想起王浩拍桌子。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想干事的年轻人。可他们都走了。我怪不了他们，我也怪不了单位。单位就是那个单位，它一直那样，几十年了，没变过。是我们变了。我们以为考上了编制就有了未来，可未来不在编制里，未来在你自己能干什么。我在新疆待了不到两个月，啥也没干成，就学会了一件事。编制是铁饭碗，可碗里装什么，得你自己往里盛。盛不了，你就端不住。

到了乌鲁木齐，我转火车回甘肃。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我接到单位人事科的电话，说周晓峰，你借调手续办好了吗。我说办好了。他说那你过完年还回来吗。我看着候车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有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穿着制服的大学生。我说回。他说那就好。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把回程的票攥在手里。我不知道我明年还去不去。可我知道一件事，我们五个，一个不剩全走了。这话说出去不好听。可我们不是逃兵，我们就是年轻人。年轻人想干事，哪儿能干事就去哪儿。新疆需要人，可需要的不是填表的人，是干事的人。要是哪天那边真能干事，我们还会回去的。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