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体检那天，医生把我叫到走廊

我跟伊莎贝尔是在温哥华认识的。

那会儿我在列治文一家华人超市做理货员，她每周三下午来买菜。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她买了一大堆东西，结账的时候发现钱包忘带了。后面排着队，她挺不好意思，用英语跟收银员解释。我正好在旁边补货，听见了，过去帮她刷了卡。没多少钱，八十几块加币。

第二天她专门来还钱，还带了一盒自己做的曲奇。她说她叫伊莎贝尔，住在附近。我说我叫老陈，广东人。她说她喜欢吃中国菜，问我能不能教她做咕咾肉。我说行啊。

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慢慢熟了，我才知道她以前是做房地产的，在温哥华西区有几栋公寓楼，具体多少她没说，我也没问。她六年前离了婚，前夫是律师，分走了一部分财产，剩下的够她舒舒服服过完这辈子。两个孩子都在美国，一个做投行，一个当医生，很少回来。

我们在一起的事，我没跟国内的人说。我妈要是知道我找了个老外，还比我大十二岁，能连夜坐飞机过来把我拽回去。

伊莎贝尔倒是大大方方的，带我参加她朋友的聚会，跟人介绍“这是我男朋友”。她那些朋友都是些白人老太太，喝红酒聊园艺，我坐在旁边插不上话，就负责烤肉。她们夸我烤的羊肉串好吃，伊莎贝尔特别得意，说“他以前开过餐馆”。

其实我没开过餐馆，我只在超市后厨帮过几个月忙。但她这么说的时候，我也没纠正。她高兴就好。

去年秋天，她总说肚子不舒服。去家庭医生那儿看了几次，说是肠胃问题，开了点药，不见好。后来换了个专科医生，约了做全身检查。

那天我陪她去。医院在温哥华市中心，候诊室很大，坐满了人。伊莎贝尔换了病号服进去，我在外面等。等了快两个小时，一个护士出来叫我，说医生想跟我谈谈。

我跟着她进了走廊尽头一间小办公室。医生是个五十来岁的白人，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他关上门，让我坐下，然后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她的伴侣？”

我说是。

他看了我一会儿，又问：“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愣了一下，说：“她是我女朋友，叫伊莎贝尔。”

他摇了摇头，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接过来看，是一份医疗授权书，上面有个签名。我不认识那个名字。

医生说：“她的真名不叫伊莎贝尔。她叫玛格丽特·霍华德。她在美国有三个名字，在加拿大有两个。她的护照是假的，社保号也是假的。”

我拿着那张纸，手有点抖。

医生接着说：“我们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发现她腹部有手术疤痕，是多年前的整容手术留下的。她的指纹在入境记录里有备案。我查了一下，她二十年前在纽约涉及一桩金融诈骗案，金额很大。后来人不见了，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上现在还有她的照片。只不过，那张照片是二十年前的。”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医生又说：“按规矩，我应该报警。但她是我的病人，我先跟你说。你回去以后，自己决定怎么办。”

那天晚上回家，伊莎贝尔——我还是习惯这么叫她——坐在客厅里喝汤。她看见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没说话。

她看了一眼，手停住了。勺子搁在碗边，很久没动。

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了。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有点哑。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告诉你的。”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纽约做投资顾问，帮一些有钱人管钱。后来出了事，钱没了，人跑了。她说她不是主谋，但她是经手人，脱不了干系。她逃到加拿大，换了身份，躲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我没回过美国。没跟家里人联系过。我两个孩子，他们以为我死了。”

她转过身，眼睛红了，但没哭。“你信不信，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遇到你以后，才觉得踏实。”

我坐在那儿，汤已经凉了。窗外路灯照进来，她的脸一半明一半暗。

我想了很多。想她在超市忘带钱包的样子，想她学做咕咾肉把糖当盐放，想她半夜睡不着拉着我去海边看星星。也想她那些朋友，那些红酒和园艺，那些我插不上话的聚会。

后来我说：“明天我陪你去报警。”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上个月她自首了。因为主动投案，加上这些年没有再犯事，律师说情况不算太糟。她那个前夫——就是那个律师——居然出面帮她交了保释金。看来当年离婚的时候，他大概知道点什么。

现在她住在温哥华一家社区机构里，等待开庭。我每周去看她两次，给她带自己做的叉烧饭。她瘦了不少，但精神还行。前天我去，她跟我说，她大儿子从波士顿飞过来了，见了她一面，没叫她妈，但走的时候抱了她一下。

“二十年了。”她说，“我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了。”

我拍拍她的手，没说话。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医生那天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她是个骗子，是个逃犯，是个不负责任的妈。可她还是那个会把我烤焦的羊肉串硬说好吃的人，是那个半夜睡不着拉着我去海边吹风的人。

人这一辈子，谁没犯过错。有些错大，有些错小。但不管大小，到头来都得自己扛。

我给她发了条短信，说下周带粥来。她回了个笑脸。就一个简单的笑脸，跟以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