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舅舅同患肝癌：一个花82万活5个月，一个没治多活一年仍安好
我叫陈知远，今年三十九，江西赣州人，在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售后工程师。我要说的这两个人是我妈的兄弟，我大舅和我小舅。
大舅叫周国栋，一九六三年生人，走的时候六十岁。小舅叫周国梁，一九六六年生人，今年整六十，人还在。
他们两个人是同一年查出来的病，都是二零二零年。大舅是三月，小舅是八月。这两个人的选择完全相反，结果也完全相反。这六年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越想越不敢轻易下结论，所以我今天写的东西，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都摆出来，也不替谁做判断。
先说我们家的底子。我外公那一辈有乙肝。这个事在我们这一带不稀奇，我外公、我大外公、还有我外公的一个弟弟，都是肝上的病走的。我们家这一支的男人，乙肝基本上是家族性的。
大舅是家里老大，初中毕业就出来做事，早年在县城开过餐馆，后来倒腾过煤炭，九十年代那几年挣到过钱，在县城有两套房，后来年纪大了，在县城一个农贸市场管账。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讲究。他穿衣服永远是衬衣扎在裤子里的，皮鞋要擦，吃饭要有三个菜，吃饭必须喝酒，一天两顿，白酒，一顿大概三两。他这辈子没断过酒。他有乙肝这件事他从来不提，别人提他还烦。
小舅跟大舅完全是两个人。小舅从小就闷，年轻时候在乡里做木工，后来去县城一家家具厂做喷漆，干了十几年，肺也伤了，肝也伤了。他老婆，也就是我小舅妈，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就跟他离了，女儿跟了她妈。他后来一个人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平房，自己过，屋里乱得下不去脚，他也不收拾。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都不在乎。
二零二零年三月，大舅是因为什么去查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年春节我回去，我看他脸黄，眼白也黄，我就说了句大舅你脸色不太对。他摆摆手说最近吃多了。后来是他老婆，我大舅妈，逼着他去做的体检。三月十二号，B超做出来肝上有东西。
后面就是一步一步。增强核磁，甲胎蛋白，最后穿刺。三月底确诊，肝细胞癌，肿瘤大概五厘米多，还有几个小的。我们那边县医院的医生说，你这个可以做手术，但是位置不好，也可以去做介入，建议往上转。
大舅那两天是我印象里的另一个样子。他这个人平时特别硬，谁的话都不听，那两天他特别软，坐在医院走廊上，一直问我：知远，现在医术这么发达，我这个能不能治好。
我那时候在外企做售后，见过一些东西，但我不敢说重话。我说大舅，这个病现在有很多办法。
小舅是八月份查出来的。他为什么去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他摔了一跤。
八月十几号，他在那个平房门口搬一个旧沙发，脚下踩空摔了，摔得不重，但是咳了两天。他就去县医院拍胸片，那个医生顺手给他做了个腹部的B超。就这么查出来了。
他的肿瘤比大舅的大，我不知道他到底拖了多久。我记得他那个报告上写的是巨大占位，右叶，十点多公分。
他拿到报告那天，是我陪他去的。他坐在诊室外面，把那张报告翻过来翻过去看。我问他：小舅，你怎么想。
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知远，治要多少钱。
我说这个不一定，看你做什么。
他说你大舅花了多少。
我说到那时候大舅已经花了十几万了。
他就不说话了。他把报告叠了，塞进裤子口袋里。
接下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大舅那条路，是从三月走到八月的。
三月二十六号，我在广州帮他联系了一家三甲医院的介入科。他和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哥，两个人坐高铁过来的。第一次做的是肝动脉化疗栓塞，就是TACE。做完以后发烧三天，肝区疼，吐，人黄得厉害。住了九天院，花了六万多。出院的时候医生说要复查，一个月一次。
四月复查，效果不算好也不差，医生建议再做一次介入，同时说他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考虑靶向加免疫的组合，就是仑伐替尼加PD-1抑制剂。这个东西那时候刚进我们这边，还没进医保，一个月的药费三万多。我表哥当时问医生：能延长多久。医生说，平均来说，中位数是十几到二十几个月。
我表哥从诊室出来，在外面站了很久。他跟我说，卖一套房。
我大舅在里屋听见了。他说：卖。
五月，第二次介入加上了靶向和免疫，那一个月药费加治疗费大概五万八。六月复查，肿瘤没怎么长，但是人不行了。他开始吃不下饭，开始十几天不怎么排，开始浑身痒，起疹子，那是免疫治疗的副作用。他腿开始肿，肚子上开始有腹水。
七月，第三次介入。这次做完他起不来了。在重症待了四天。出院那天我表哥背着他下楼，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能瘦成那样，衣服是空在身上的。
八月十一号，消化道出血，送医院抢救，输了两袋血。八月十九号，人走了。
我算过一笔账，后来我表哥也跟我们说过一个总数：从确诊到走，五个月零七天，总共花了八十二万三千多。他们把其中一套房卖了，一百零几万，剩的钱给他儿子还了房贷。
大舅那五个月是怎么过的？我这辈子忘不了。他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没有一天是舒服的。他吃饭要靠营养粉，尿少，晚上睡不着，肚子里的水一直涨，最后那半个月他一次都没出过那个小区的门。他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知远，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早点来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点头，但我心里在想，他最后这五个月，是不是也算一种代价。
小舅那条路，是从八月开始的。
他那天把报告塞进口袋以后，回家想了三天。第四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知远，我不治。他说你帮我找个地方把我后事安排一下就行，我这边还剩一点钱。
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是绝望，我特别想让人明白这一点。他一点都不绝望。他说：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打算活太久，我这一辈子该吃的亏都吃了，我不想到最后五个月躺在床上让人给我擦屁股。
我当时劝过他。我说小舅，你这个可以做介入，先做一次试试。我说钱的事我这边有。
他说做一次要多少。我说五六万。他说做完能怎么样。我说能控制一阵子。
他说：知远，我大舅做了三次。
我说小舅，你跟我大舅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那个位置更麻烦。
他没接我的话。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很怪，他说：我这个肝，是我自己糟蹋出来的，我认。
后来他做的事是这样的。他去了我们这边的省中医院，挂了个号，拿了中药，一个月几百块的那种。他还找了乡里一个老医生，也是开中药。他做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定的几条规矩：一是把酒彻底戒了，他从查出那天起一滴没沾，这个我要特别说，他这个人喝了三十年酒；二是他不再熬夜，晚上十点睡；三是他每天早上去他那个平房后面的河边走路，走四十分钟；四是吃饭只吃两顿，不吃肉，不吃油大的，吃菜，吃鱼，喝粥。
我再说一遍我怕你们不信：他这六年，就这么过的。
他第一次复查是三个月以后，肿瘤没怎么长。半年以后，长了一点。一年以后，还是那些，没大动。两年以后。三年以后。
他今天还在。
我要说清楚，我不是在说中药治好了肝癌。我这些东西不是那几味药的作用，我也不懂到底哪一样在起作用，我甚至不能排除他就是运气好，就是他那个肿瘤长得慢。这个我要老实讲。肝细胞癌本身是一个差异极大的病，同样大小的肿瘤，有的人半年，有的人三五年，这里面有分化程度、有血管侵犯、有肝硬化基础、有每个人的免疫状态，变量太多了。
我小舅这六年里也做过检查。他每年做一次B超和甲胎蛋白，有时候做CT，但是他没有做过第二次穿刺，没有做过介入，没有吃靶向药。他现在瘦了，人看着老，但是他能自己做饭，能自己去菜市场，能自己骑那个破电动车。他今年过年的时候跟我说，他今年把河边上那块地租出去了一点，一年一千二。
那么这两个人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我这些年翻来覆去想过很多遍，我把我能确定的说一下。
第一个不一样，是基础条件。大舅有肝硬化，他这个病是在硬化肝上面长出来的，肝功能本身储备不足。他做介入、做靶向，每次治疗都是在砍他的肝储备。他那个肝本来就撑不住，你再用这些手段往上一压，最后不是肿瘤把他压死，是肝衰竭合并消化道出血。从这个角度说，大舅的悲剧有一部分是同一个病在不同基础上出现不同的耐受。
小舅的肝功能比大舅好，我觉得这是关键的一条，也是我们这些人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肿瘤的治疗方案首先要看你的肝能不能扛得住，不是越积极越好。
第二个不一样，是肿瘤的行为。大舅那个是五厘米加多灶，穿刺出来分化程度不太好。小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那个虽然大，但这么多年长得很慢，B超上就是那么一块。这两个其实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周转速度的肿瘤。所以这不能用"治和不治"来一刀切开。
第三个不一样，也是我这些年最想说的一条：他们两个人求的东西根本不一样。
大舅求的是活。他要的是延长，哪怕是躺着延长。他这五个月里，最舒服的一天是他孙子来看他那天，他让人把他扶起来靠在床头，理了理头发。他是个要脸的人，他要的是那个活下去的位置。他花了八十二万，是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一起决定的，我不能替他们说这个钱不值。如果那天我表哥不治，他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小舅求的是不难受。他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妻女都走了，他住在那个平房里，屋里最贵的东西是一个旧冰箱。他的意思是，我这一辈子已经这么过了，我不要最后这一段是被人伺候着度过的。他这六年的生活质量是高的，他能自己穿衣服，能自己去买菜，能坐在自己门口晒太阳。他亏在哪？他亏在他一直没有真正去看过。他其实是在赌，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不敢问。
第四个不一样，是钱。这个我要说透。
大舅家能出这八十多万，是因为他有房，他有儿子愿意卖房。小舅不能，他什么都没有。这个差别是最残酷也最现实的一个。你们想，如果反过来，大舅没钱，小舅有两套房，这两个人走的路会不会完全反过来？我认为会。所以我在这个题目上说"一个治了花了八十二万"，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是这个家庭的选择余地。很多人在网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把它讲成"花了钱的就是蠢，不花钱的才是聪明"，这个话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也不对。它不是聪明不聪明的事，它是有没有得选。
第五个不一样，是有人陪着还是一个人。
大舅那五个月，家里从头到尾围着他转，他儿子请了长假，他老婆在病房里打地铺。他最后是没有遗憾的，至少在亲情这一块，他是被填满的。
小舅是一个人。他女儿不来看他，我打过电话，她那边说得很难听。我小舅自己也不愿意去求。他这六年过得很安静，也很空。他前几天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知远，我这个人命硬，其实也是个坏事。
我说这个话怎么讲。
他说：没人盼着我。
我那天回来，一个人在路上走了很久。
我要说一句我在这些事里学到的最实在的东西。这个事之后，我们全家所有四十岁以上有乙肝史的男人，包括我，都在做一件事：每半年一次，甲胎蛋白加肝脏彩超，有时候加增强MRI。这个花不了几个钱，一百多到几百块。
我大舅跟小舅身上最一致的一点，不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病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晚了。肝癌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残酷的性质：早期的肝癌几乎没有症状。肝是沉默的，它不疼。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往往就是它长到压到了或者肝硬化到了失代偿。
所以这个故事里最该被记住的，不是治还是不治，是这两个人本来都有机会在更早的时候抓住它。乙肝、有家族史、长期喝酒、四十岁以上男性，这四条我大舅和小舅都占了。他们要是从四十岁开始每半年查一次，很可能查出来的就是一个两厘米的东西，切掉，或者做消融，然后就能观察很多年。
我大舅最后跟我说"后悔没早点查"，这句话是真的。我小舅现在还在，但他那句话是"我命硬"。这两个人一个把钱花光了，一个把日子过得干干净净，但他们都错在了同一个地方。这才是这个故事里最不该被浪费掉的部分。
我小舅今天还在。他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河边的柳树长起来了，今年他要去把那块地再整一整。他声音挺亮的。
我大舅的坟在县城西边的山坡上，我们每年清明去，我表哥给他放一瓶酒，从来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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