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实际上，亲眼所见未必是事实，亲耳听到的也不见得就是虚的，当然，也不一定是实际情况。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事件确实是真实发生过。
可是，后人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究竟哪里不对劲呢？
后人并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也不敢断定，自己现在看到的就是历史的原汁原味。
因为，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也不见得实话实说。
他们可能出于利益立场等多方面考虑，对事件原貌进行了修饰甚至是无耻篡改。
后人没什么更好办法，只能从真假难辨的历史资料中，抽丝剥茧，理出一些头绪。
而这些所谓的头绪，也未见得就是真实可信的。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基于此，本文聊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图京大将被伏击后，受伤而亡，与赫鲁晓夫有什么牵扯？
第一个问题：瓦图京一行有几辆汽车，是两辆还是四辆？
上一篇文章，我们重点提到了这个问题。
根据解密的苏联“斯梅尔什”锄奸局的报告，当时有四辆汽车。
袭击发生时，他与瓦图京大将在同一辆车上。
1944年3月1日伏击事件过后，克拉伊纽科夫呈交给斯大林一份情况说明。
这份说明被史料广泛引用：
1944年2月29日，瓦图京同志一行共四辆汽车，随同10名警卫从第 13 集团军司令部出发。18 点 50 分，车队驶入戈夏以南18公里的米利亚蒂诺村时，遭到一支 300‑350 人匪帮的袭击。交火过程中，瓦图京同志负伤。
伤情：右大腿贯通枪伤，伴随骨折。
在名为《特殊的武器》回忆录中，克拉伊纽科夫详细记录了瓦图京遇袭受伤的过程。
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现场有几辆汽车，也没有指明车的类型。
他提到，司令员的小轿车燃起熊熊大火，紧接着另一台车也起火燃烧。
司令员负伤以后，同志们把他抬上了一辆没有被损坏的嘎斯牌汽车上。
这里说的嘎斯牌汽车，通常指的是“高尔基汽车厂”出产的嘎斯牌越野车。
从上下文看来，至少有三辆汽车了。
那么，现场应该有四辆汽车才对。
至于是不是三辆轿车加一辆卡车，这个似乎并不重要。
那么，两辆汽车的说法从何而来呢？
这个说法源自朱可夫元帅及其他将领的回忆录。
但是，朱可夫当时并不在场，他只是转述了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消息。
因此，我本人赞同，瓦图京一行人有四辆汽车。
毕竟，比起道听途说，苏联“斯梅尔什”锄奸局的档案更有说服力。
第二个问题：遇袭时赫鲁晓夫在哪里？和瓦图京大将在一起吗？
这个赫鲁晓夫，就是从一名普通工人一路走到苏联最高首脑的那个赫鲁晓夫。
当时，他担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如果瓦图京一行有四辆车，那么，赫鲁晓夫会不会就在现场呢？
可是，克拉伊纽科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在场。
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克拉伊纽科夫记述了这场伏击事件，同样没有提到有赫鲁晓夫。
1944年3月6日，“斯梅尔什”锄奸局报告当中，也只提及瓦图京与克拉伊纽科夫，并未提到车队里有赫鲁晓夫。
但是，值得同志们注意的是，“斯梅尔什”锄奸局的这份报告要提交的领导就是赫鲁晓夫。
那么，这样看来，根据官方文件，赫鲁晓夫并不在车队之中。
但是，这个结论似乎下得有点仓促，真实情况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朱可夫元帅的早期回忆录记录了这段历史事件，期间竟然出现了赫鲁晓夫。
朱可夫回忆录的首版，也就是新闻通讯社出版社，1969 年版中写道：
瓦图京的座车后方紧跟着是两辆赫鲁晓夫乘坐的汽车，瓦图京跳下车，以火力掩护这几辆车撤离。
也就是说，遇到袭击时，赫鲁晓夫就乘坐在第三或者第四辆车上。
但是，朱可夫回忆录再版时，这处细节被删掉了。
就问你，蹊跷不蹊跷？
赫鲁晓夫的两辆车就此消失，车队的记载也被从四辆缩减为两辆。
在朱可夫回忆录后续版本里，赫鲁晓夫的名字也被删除，替换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克拉伊纽科夫少将。
第三个问题：赫鲁晓夫本人怎么说的？
对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本人的表述含糊其辞。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日期了，入春前夕有人告诉我，瓦图京负伤了。”
“有人告诉我” 这一说法，似乎表明他本人并不在现场，但也没有直接否认自己身处车队之中。
当年，苏联有人直接撰文称：“赫鲁晓夫当时根本不在现场。”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观点：
“当时和瓦图京一同在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只有赫鲁晓夫，后来所有回忆录都用克拉伊纽科夫替换掉了他的名字。”
当然，这些文章都属于主观评论类型，并未引用相应档案文件作为依据。
那么，赫鲁晓夫究竟在不在现场呢？
这个问题就说不清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喽！
您觉得，赫鲁晓夫在不在现场呢？
关于赫鲁晓夫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下一篇文章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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