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文革”中的“三支两军”
来源：文史精华2003年第5期
作者：肖季文
目录：
️“一月夺权”后“天下大乱”，“三支两军”应运而生
️“支左“贯穿“三支两军”始终，初期曾挑起派性武斗
️“支左”第二阶段，促进各派“大联合”
️“三支两军”的“支工”、“支农”与“军管”、“军训”
️邓小平说：评价“三支两军”，“一定要讲两句话”
1967年至1972年近6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名官兵分赴全国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都是我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解放军由此深深地卷人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成为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还是不由自主地将其与“三支两军”联系在一起，对其评价也众说纷纭，其中许多看法难免失于偏颇。因而，全面了解其历史情况，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是很有必要的。
“一月夺权”后“天下大乱”，“三支两军”应运而生
“三支两军”是在1967年初上海“一月夺权”后，全国“天下大乱”、国家和人民群众陷人严重灾难的形势下开始的。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的“夺权”阶段，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宣布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从而篡夺了上海市党、政权力，此即所谓“一月夺权”。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贺电，肯定了上海的夺权行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表示坚定地支持上海夺权。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各省市，全国陷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况，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相继瘫痪或者半瘫痪，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交通严重堵塞，社会秩序混乱，局势难以控制。
在这种“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按照预定方针继续进行下去，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人“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准备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保护会场，以防止对立派的冲击。
同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电报上批示：
“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同时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人，是假，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当日，周恩来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 “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问题不是介人不介人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决定》就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作出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人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就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5、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教育。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以“支左”为起点“三支两军”正式拉开了帷幕。
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形势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
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人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工作”。
“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
“三、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按照这一“指示”，人民解放军大批人员投人“三支两军”，“三支两军”的各项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列人编制，从组织上确保官兵投人“三支两军”工作，从而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支左“贯穿“三支两军”始终，初期曾挑起派性武斗
“支左”就是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这是“三支两军”的核心。“支左”起于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同年3月19日，“支左”并人“三支两军”整体工作。
“支左”从1967年1月开始到1972年最后结束，贯穿“三支两军”始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夺权、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以及完成“斗、批、改”，实现彻底胜利的后4个主要阶段。根据其实践活动，大体上可以以1967年9月为界，将“支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支左”的第一阶段，即1967年1月至9月的8个月中，所谓“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即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在起初两个月，怎样“支左”并不明确，部队的任务不固定，工作不正规，人员也不进点。比如：有的单位“造反”派组织要夺权，事先派代表找到部队，要求声援。部队首长按他们约定的时间、地点，派去一个排或一个连，官兵们到场高举语录，唱语录歌，喊口号：“解放军和革命左派心连心！”“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革命行动！”地方“造反”组织则回敬喊“解放军万岁！”“解放军是革命左派的坚强后盾”之类的口号。等把当时风行一时的口号都喊完了，“造反”派在楼里把印夺了，把保险柜封了，把权夺到手后，部队也就向后转，回营房了。至于“造反”派是怎么夺的权，当权派又是怎么交的权，部队几乎从不过问、也不参与。到是年3月，“三支两军”約任务正式下达后，“支左”才正式并人“三支两军”头一项工作，部队有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支左宣传队”。
正式的“支左”是从“支派”开始，搞的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因为当时党中央就是以“两个司令部”划线的，党中央强调是群众组织分两派，必有一“革”、一“保”，所以，下边也自然以“革”和“保”分派，群众组织争相论证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守派”和“保皇派”。这使部队很为难，因为这就要事先识别出谁是“左派”、谁是“保守派”，以便决定支谁和压谁。识别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谁“紧紧把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批斗“走资派”。6月27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群众》，提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大节”即“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是政治方向问题”。“社论”要求人民解放军“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并明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解放军必须全力支持左派，把被“走资派”窃取党权、政权、财权统统夺回来。
其时，山西省军区率先支持山西省造反派夺权，山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委全部被冲垮而陷于瘫痪。随后全军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支持左派夺权誓师大会，派出部队和人员支持所在省、市、地、县造反派展开夺权斗争。继之而来的贵州夺权、黑龙江夺权、山东夺权，都是在军队明确支持下促成的。
由此，军队“支左”变成了公开支持造反派夺权，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纠纷冲突不断发生，甚至酿成流血事件。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也曾挺身而出进行抗争，早在1967年2月11日、16日，在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此即所谓“二月抗争”。由于“二月抗争”的实质是要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林彪、江青一伙气焰更加嚣张，全国混乱局面愈演愈烈，全国掀起更大规模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1967年8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造成“全面夺权”混乱局面。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车船、档案机要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违法事件，全国陷人大内战之中。
可见，在军队“支左”第一阶段的8个月中，……消极后果十分明显。
“支左”第二阶段，促进各派“大联合”
“天下大乱”的混乱状况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初衷，所以他在肯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同时，也设法对这种状况加以约束。由此，军队“支左”进人第二阶段。
“支左”的第二阶段是从1967年9月开始，它由前一阶段的“支派”转为对各派都支持，力主中止派争，消除派性，实现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针对当时严重的派性斗争，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一“最新指示”发布后，军队便以主要精力作促进大联合的工作。
8341部队到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左，毛泽东告诫他们：“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只是少数几个头头。”该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和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较快地在针织总厂“彻底地实现革命大联合”。196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支左经验作为体现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典范批发全党全军。1968年年初，《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社论和通讯，要求全军必须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由此，全军大多数支左部队改变了以往“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转而采取“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对两派一视同仁，广泛开展大联合的说服工作。首先把两大派的头头组织到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再深入到两派群众组织中，举办由各组织战斗队骨干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学习理解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大列派性的罪状，大摆派性的危害，大挖派性毒根”，“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进行大规模武斗，长期互相攻击、争执不下的省、市级两大派群众组织，让他们对等派出全权代表，在省、市或进京举行谈判。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和艰难的讨价还价，共同达成全面解决该省、市问题及停止武斗的协议。一些省、市或局部地区的两大派组织不能达成协议或破坏协议，仍坚持武装对立和斗争，当地驻军便遵照中共中央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及有关指示，派出部队，与公安机关一起制止武斗，收缴武器，逮捕指挥武斗的坏头头，动员群众消除派性，进行“革命的大联合”。
当然，相当多地区的“大联合”长期难以促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支左部队内部有派性、各做一派的靠山。在“促成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部队自身也在克服派性、逐步纠正支持群众组织打派仗的做法。经过两三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两大派组织相继走向联合，武斗基本停止，局势趋于稳定。1970年，工农业生产开始扭转下降的局面。
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在建立革命的大联合后，便是“实行革命‘三结合’”。所谓“三结合”，是指夺权后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其中由军队干部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有20个，其余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地方干部也大都兼任了军队职务。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厂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近5万人；各级革委会关键机构的办事岗位也大多由军队干部领衔。这样，军队支左人员在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居于核心的领导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而这一点又是“文化大革命“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三支两军”最本质的内容。它在总体上贯彻了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并得以持续10年之久，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后果。但是，它也在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保护地方领导干部，维护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工作秩序，使之从大乱逐渐趋于稳定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全国普遍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毛泽东部署“文化大革命”进入收尾的“斗、批、改“阶段，并规定其内容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三支两军”人员通过主持军管会、革委会和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领导和组织所在单位的斗、批、改。8341部队驻“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北郊木材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支左”人员和工宣队一起，总结了有关斗、批、改的系列经验，被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先后批转全国，用以指导全国的斗、批、改。“三支两军”人员领导斗、批、改，在总体上是“左”倾错误的继续和发展，是“左”倾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在全国基层单位的落实和灌输，其消极作用是主要方面。同时，在斗、批、改过程中，也遵照毛泽东关于“落实政策”的指示，纠正了一些过火行为，解放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三支两军”的“支工”、“支农”与“军管”、“军训”
“三支两军”除了以“支左”为核心之外，还有“支工”、“支衣“和“军管”、“军训”几项任务。
“支工”、“支农”即派军队去支援工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为了阻止工农业生产不断下降趋势，中共中央曾先后于1966年12月9日、12月15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工厂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农村生产队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发展。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并且建议人民解放军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2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立即动员起来，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产。与此同时，对工业生产也给予了关注，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此前，毛泽东曾提出，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三支两军”决定时便将“支工”、“支农”也纳人其中。军队“支工”、“支农”主要使命是去地方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政策及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对把生产搞上去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在“支衣”和“支工”中，也存在一些“左”的做法。如在“支农”中，有的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强调“农业学大寨”，推行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和做法；在“支工”中，有的因不懂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造成生产管理上的失误，影响、束缚了地方同志的积极性。此外，还有个别担任了领导工作的宣传队负责人和军代表滥用职权，搞不正之风，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等等。
“军管”即指派部队对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一些核心、要害部门和机要单位安全，从1966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196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护一切重要的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重要单位，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尔后，又决定对公安部、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铁路系统、邮电、电台、消防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同时，相继发布了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布告和军事管制工作试行草案。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已有6900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3100多个，约占全部军管单位一一半，银行1400多个，以上军管单位共用兵32个团。从地区上看，已经实行军事管制或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省、自治区有10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以后，军事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部分军队对另一部分军队实行军事管制的奇怪现象。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院校，甚至总政治部，都曾被军事管制过。
在建国10多年后，国家政权已经建立并逐渐巩固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军事管制的办法全面地接管地方工作，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它无助于彻底解决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反而便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同时受到损害。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那些被军管单位或系统，安全和秩序有了基本保障，外来干扰和冲击得以避免，混乱开始得到控制。
“军训”是指派部队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师生、职工进行军事训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1966年底，毛泽东说：“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12月31日，中共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指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1967年3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3月7日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上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和实行斗、批、改工作。”按照上述指示精神，各部队陆续抽出干部战士，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军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中时间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15至20天；一种是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军训队”或“军宣队”进驻学校，参与组织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军训。
“军训”工作在1967年的混乱情况下，在动员、教育、组织广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减少了一些不应有的动乱和损失。同时，组织学生们进行队列、投弹、射击、野营拉练等军事训练，也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但是，“军训队”和“军宣队”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教育战线的门外汉，他们不仅缺乏教学管理经验，而且缺乏相应经历、水平、能力和文化素养，他们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学校，用带兵的方法对待学生，出现不少偏差和失误。
总的来看，“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作为“三支两军”的组成部分，无疑贯彻和推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政策，使其不能不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它在发展生产、维护秩序、稳定局势方面所起作用也还是有的。
邓小平说：评价“三支两军”，“一定要讲两句话”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在军队党委和“三支两军”人员的具体安排和帮助下，全国各级地方党委相继恢复，“三支两军”工作基本结束。
1972年8月，毛泽东建议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问题。中共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经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意见的通知》，转发了这个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指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宜队应立即撤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即应撤销；所有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其党的组织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通知发出后，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则就地转业。至此，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历史使命正式完成。
“三支两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那么对“三支两军”如何评价呢？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权威性结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邓小平更是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对“三支两军”，“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成分是从那里来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评价“三支军两”的基本依据。
据此，对于“三支两军”的历史功过，大致可以作出如下总体评价：从1967年到1972年近6年间，军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队党委和“三支两军”人员曾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党委、政府和干部的领导地位，成为当时“左”倾错误方针主要执行者。这6年中，“文革”每一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及其严重消极后果产生，都与“三支两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此，“三支两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支两军”工作本身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尤其是造成了军队和地方以及军队内部的隔阂，损害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声誉，甚至个别“三支两军”人员上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贼船，干了坏事，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过程中，也尽其可能地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行为，纠正了许多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的做法，遏制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势头，改正了某些已经认识到具体错误，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稳定局势、解放干部、恢复生产的正确指示，从而限制了“文革”内乱范围、程度和规模，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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