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天台大公中学，是中共天台县委领导下的一所“陕公”式的学校。它在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建设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成为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基地，造就了许多党的骨干。它不仅在天台县人民中有较高的声誉，在整个台州地区以至宁、绍等地青年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学校租用两座祠堂，做了几套课桌椅和几块黑板，此外什么都没有，非常简陋。
这些人作风踏实，尤其校长许杰作风民主，不凭个人意见武断领导，而是通过校务会议，实行集体领导。因此，这班人密切配合、团结战斗，这成了“大公”向前迈进的内在条件。
但他们都不是党员，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他们懂得，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保证，是办不好学校的，于是主动去找地下党领导人齐德夫，要求党来领导大公中学，派党员教师来校做建党工作。
此时，地下党组织也正考虑把学生工作重点放在大公中学。大公中学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成了党领导的一所学校。有了党的领导，方向明确，大公中学一班人信心倍增，干劲更足。
1938年春，学校作出实施抗战教育的决定，制定了抗战教育实施方案。由于当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表面上赞成抗战，曾颁布《浙江省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工作纲领》，大公中学的方案得到省教育厅批准。
此后，大公中学对教育内容进行改革，各科原有的课本被搁置起来，由教师根据抗战教育的需要，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自编教材。
另外新增两门课程：一是政治常识课，一是公民运动课，前者讲授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如社会进化史、大众哲学等；后者讲授发动群众的意义及方法，还讲游击战术等，并宣传中共抗日十大纲领。
教育方法也改变了，理论教学与宣传活动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读书活动结合、校内读书与校外社会活动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结合。这段时期，大公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很活跃，在天台三所中学（县中、育青、大公）中最突出。
到1938年暑期前，台州以至宁、绍等地的青年，无不知晓天台有个实施抗战教育的大公学校。大公中学不张贴招生广告，但来自周边各县，乃至嵊县、上虞、鄞县等地的学生很多。他们出于爱国热忱，慕名“大公”的抗战教育，纷纷前来来大公中学学习。
到1938年下半年，大公中学已盛极一时，学校的教育也更加体现出“陕公”式学校的精神来。但国民党顽固派把大公中学视为眼中钉，不断借机寻衅找事。
1938年9月下旬，大公中学举行迁校周年校庆，请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定锐参加。王鼓吹一党专政，攻击共产党，激起进步师生的义愤，学生代表葛民治当即在大会上予以反驳，王定锐狼狈而走。
当晚，国民党县党部发来警告函，勒令学校将葛民治开除，不然学校停办。学校迫于敌淫威，不得已才劝说葛民治等同学离开，许杰教授亲开介绍信，拟介绍他们去陕北找张闻天，上“陕公”学校学习。
后武汉保卫战发生，交通受阻，转由中共天台县委介绍葛民治、王家扬（王乘钧）、俞圣祺、何志男（女）四同学去金华特委转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这是大公中学第一批参加革命的同学。
“大公”是接受了党的领导，实施抗战教育，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因实行教育方法上的四个结合，学生从实践中提高了觉悟，激发了抗日救亡的热忱，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党的工作重点是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学校就组织学生走向社会。每逢集市，学生三五成群到街上去演讲，唱革命歌曲，演街头剧。当男女学生合唱“流亡三部曲”时，唱的人流泪，听的人也流泪，演《放下你的鞭子》时，演的人激动，看的人也激动。宣传活动，激励着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
不久，又组织了“大公剧团”。学校里买来锣鼓，缝制大幕、布景，编了剧本，在王育和老师的导演下进行排练，由龚宝仁老师率领到城乡各处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徐作民、陈宗钰等同学演的话剧《杀日寇>、梅厥祥演的歌剧《拾手榴弹》等，主题明确，含义深刻，最受群众欢迎，每当演出谢幕时，观众掌声雷动。剧团名扬全县，影响很大，三四十里外的群众，都主动要求“大公剧团”去演出。
学校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每周通过校务会议，集中讨论学生的思想问题。在周一上午的“纪念”周上，许杰和教导主任戴介民针对学生思想问题讲话，不作正面批评，而是引导学生深入看问题，自觉提高认识。
他们讲话的鼓动性很强，师生都很受感动。戴介民曾在周会上作报告，揭露日帝残杀我国同胞的暴行，全体师生都流泪。
暑期前，他们都参加了“民先”组织。暑期中，高二、初三学生大部份留校，进行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接着，教师龚宝仁参加了共产党，谢楚炎、陈宗钰、葛金燧、朱乃德等学生陆续入党，都由天台县委直接吸收入党。学校内建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谢楚炎。
在地下党的帮助、指导下，大公师生以学校领导和进步教师为中心，达到了行动的高度一致。
1938年下半年，大公学生人数由200多人骤增至500多人，高中生更是增加了两倍多。这些新生进校后，经过学习和老同学的帮助，许多人进步很快。
8月间，上级党组织派顾哲民到大公中学，加强党的领导，并兼任数理化功课的教员。学校党支部积极工作，党的组织迅速发展起来。
到1939年上半年，大公中学党员人数增加到120多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24％。党支部从1个发展到6个，高中各班都建立了支部，全校建立了党总支，由龚宝仁任总支书记。不久，龚调出学校，由顾哲民任总支书记。
1939年春，顾哲民行动过“左”，发生学生闹学潮，与学校行政领导关系紧张，结果调离学校，党又派胡其清到大公中学任总支书记。
1938年5月，大公中学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发展很快，到年底，队员数达200余人，建立了“民先”大队部，谢楚炎任队长，组织委员徐作民，宣传委员龚宝仁，后由顾哲民担任队长。
“民先”很活跃，不仅在校内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而且到校外去，到县中、育青两所中学去建立“民先”组织，推进了两个学校的“民先”活动。
1938年冬，“民先”队员还参加了由天台县委组织、县政工队出面的宣传活动，深入崔岙等山区作宣传以及军训，起了党的助手作用。
1939年上半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根据上级组织指示，大公中学的“民先”组织解散。
党组织将“民先”队员中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吸收为中共党员，需要继续培养锻炼的队员，编入“读书小组”中，成立“读书会”，使它成了党的外围组织。
大公中学的读书运动深入发展，不再需要学校主导，而由“读书会”主动组织，学生定期学习，还过组织生活。所读的书，拓展到马列主义、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等。部分学生还自备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高中各班分成小组，每周定期开组织生活检讨会一次，各人汇报自己一周的生活和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着严格的组织生活。一部分初中学生，也通过“读书会”，进行同样的组织生活。
高中学生纷纷要求入党，初中学生积极要求当“民先”队员，形成了大多数同学要进步、要革命的局面，学校呈现出一股勇往直前的气概。新同学进校后，得到老同学的帮助，也跟着前进了。
这时的“大公”，真正成了革命的大熔炉。学校在已有的剧团外，还成立墙报组、民教组、民运组和街头演讲组，扩大校外的宣传。
民运组，由学生党员谢楚炎、葛民治、朱乃德等带领，配合县委，深入农村组织农抗会，进行“二五”减租和发展党员等工作。
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上半年，是大公中学发展最盛期，也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定锐和天台县中校长孙德中等人为首，20多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控告大公中学宣传赤化，要求取缔大公中学，省教育厅也多次派员来察查。
但,大公中学所实施抗战教育的方案是经过教育厅批准的，他们一时又不好翻脸取缔。顽固派便大造舆论，说“大公”赤化了，大公中学是共产党执政的，等等。
大公中学的“民先”队员到县中、育青中学去发展“民先”组织。两校的校长联合起来，一面向县长梁济康告状，一面向许杰抗议，对大公中学领导施加压力。特务陈家壁、葛其潭、蒋希旦之流还派人秘密盯梢，破坏学生活动。
1939年8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台州特委指示下，天台县委决定，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暂时作战略上的撤退。能潜伏下来的党员，转入地下活动，如葛金燧、邬士方、梅厥祥、胡其清等。
并撤出一批面目未暴露的党员骨干，转移到海门、黄岩、临海、三门、新昌、嵊县等地的中学里去，撒播红色种子，扎根生长。
还有一部份党员由龚定中（即龚宝仁）率领，撤退到上海，继续作地下工作，如王家扬、俞圣洲、陈福拱、吕仁英、项清如等同志，后又转送到苏中、苏北解放区。
一部份已暴露的党员送到皖南新四军学习，如朱乃德、陈宗钰、谢楚炎等。面目未暴露的同志中，也有一部份转到天台县中、育青中学隐蔽。
因此，在国民党大破坏时，由于我们党组织早有警惕，早作安排，故此大公中学的党员损失很少。
学校行政领导也不得不作撤退，国民党顽固派集中攻击的教导主任戴介民，就离开了大公中学，到上海华人中学当校长。不久，校长许杰也离开了学校，由副主任许守强主持学校。
从此，大公中学停止了抗战教育的实施，取消了自编教材和政治课程，也停止了校外的一切活动，大公再也没有昔日那种热气腾腾的景象了。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并不以此为满足，要千方百计搞垮“大公”，终于在1940年6月被勒令封闭了。
大公中学在1938年初到1939年夏的三个学期中，在党的领导和进步教师的努力下，贯彻执行抗战救国的教育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它不仅在天台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骨干和先锋作用，还对整个台州地区以至宁绍等地起了很大的影响，改造了大批青年学生的思想，培养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据统计，大公中学学生在革命队伍中担任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就有40余人。如朱光、葛民治、林默云、俞圣洲、王式耶、陈福拱、陈宗钰、王家扬、谢楚炎、鲁哲等同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