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去养老院,是我最不想做却必须做的事
一
母亲第一次走丢的那天,我还在公司开会。
手机调了静音,屏幕上亮了三次都是小区物业的号码。等我开完会回拨过去,那头的声音很急:“陈先生,你妈在小区门口转了两个小时了,问她住哪栋楼也说不清,你赶紧回来一趟。”
我请了假开车往回赶,一路上手心全是汗。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坐在物业办公室的沙发上,怀里抱着一袋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纸壳子,笑嘻嘻地跟保安聊天。
“我儿子可厉害了,”她声音里带着炫耀,“在大公司上班,管好多人呢。”
保安看到我,松了口气。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压着声音问:“妈,你怎么跑出来了?”
她愣了一下,眼神有些茫然,“我……我去买菜,走着走着就找不着路了。”
那袋纸壳子从她怀里滑下来,散了一地。我弯腰去捡,发现里面还有几个空塑料瓶和一张旧报纸。她以前从来不会捡这些东西。
母亲那年七十二岁。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她的记忆力已经衰退到了危险的程度。其实征兆早就有了——她忘记关煤气,忘记我的生日,把洗好的衣服放进冰箱,把遥控器塞进米缸。我以为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糊涂,没往深处想。
那天晚上我带她去了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做了一堆检查,最后拿着脑部CT片子跟我说:“阿尔茨海默症,中期。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病是不可逆的,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站在诊室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诊断书,看着走廊尽头母亲佝偻的背影。她正在跟一个护士说话,笑得满脸褶子,“我儿子带我来体检呢,他孝顺。”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妻子小雯在卧室里坐了很久。
“医生说,往后她会越来越糊涂,”我低着头,“到最后可能连我们都不认识。”
小雯沉默了一会儿,握住我的手,“咱们一起想办法。”
我说好。
那时候我以为,办法总会有的。
二
接下来的一年,我们把能想的办法都想遍了。
请保姆。第一个保姆干了三天就走了,说母亲半夜不睡觉,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要回老家。第二个保姆坚持了两个星期,走的时候跟我说:“陈先生,你妈这个情况,得有人二十四小时盯着,我一个人真看不住。”
装监控。我在客厅、厨房、母亲卧室都装了摄像头,上班的时候隔一会儿就掏出手机看一眼。有一次开会,我看到母亲站在阳台上,半个身子探出去够晾衣杆上的衣服,我当场站起来冲出了会议室,打车回家。冲进门的时候,她还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件衬衫,冲我笑:“我看衣服干了,收一下。”
我腿都软了。
后来小雯辞了职,在家专门照顾母亲。她原本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工资不高但稳定。辞职那天她没跟我说,等我发现的时候,辞职手续已经办完了。
“你干嘛不跟我商量?”我有些生气。
“商量什么?”她平静地说,“你妈现在这个情况,请人看不住,你又要上班,我不辞职怎么办?”
我无话可说。那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全靠我一个人。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母亲的医药费,每个月工资到账还没捂热就出去了。小雯压力也大,每天围着母亲转,给她喂饭、洗澡、换衣服,晚上还要起来好几次,看看母亲有没有踢被子、有没有乱跑。
母亲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她拉着小雯的手,眼里含泪:“雯啊,辛苦你了,妈拖累你们了。”
小雯笑着说:“妈,你说什么呢,一家人。”
糊涂的时候,母亲会突然发脾气,说小雯偷她的东西,说小雯不给她饭吃,说小雯要把她赶出去。有一次她甚至拿起拖鞋砸了小雯,砸在小雯额头上,青了一块。
小雯没跟我说,是我后来看到她用刘海遮着额头,追问之下才知道的。
我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头,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
三
转折点发生在去年冬天。
那天我下班回家,推开门,屋里一股糊味。母亲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锅铲,灶台上的油锅已经烧着了,火苗蹿起半尺高。她呆呆地看着火,一动不动。
“妈!”我冲过去关了煤气,用锅盖盖住油锅,火灭了。
厨房的墙壁熏黑了一片,油烟机烧坏了,天花板上的灯罩也烤变了形。
母亲站在旁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嘴唇哆嗦着:“我……我想给你做饭……你小时候最爱吃妈做的红烧肉……”
我看着她满头的白发和那双无措的手,突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小雯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水。
“今天吓坏了吧?”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公,咱们考虑一下养老院吧。”
我猛地抬头看她,“不行。”
“你听我说完——”
“我说了不行!”我声音大了起来,“我妈把我养大,现在她老了、糊涂了,我就把她往养老院一送?那我还是人吗?”
小雯没有跟我吵。她只是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
“那你说怎么办?”她的声音在发抖,“我撑不住了。真的撑不住了。我每天晚上都不敢睡熟,生怕她半夜跑出去。我出门买个菜都要一路小跑,生怕她在家里出事。我……”
她说不下去了,转过身,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发现她瘦了很多。这一年多,她老了不止五岁。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母亲均匀的呼吸声,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这些年的事。
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穷,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菜市场捡菜叶,回来剁碎了和着玉米面蒸窝头。我想起我考上大学那年,她挨家挨户去借钱,被人拒了一次又一次,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着,但看到我就笑:“没事,妈再想办法。”
我想起父亲走得早,她一个人把我和妹妹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如今她老了,糊涂了,我却要把她送走。
可小雯说得对,我们真的撑不住了。
四
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到处打听养老院的事。
我问了身边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上网查了无数资料,跑遍了城里大大小小的养老机构。有的条件太差,一个房间塞四张床,连个像样的活动室都没有。有的价格太贵,一个月七八千,我根本负担不起。还有的虽然条件好,但排队要等两三年。
最后,我一个同事跟我说,他奶奶在城郊一家新开的养老院,条件不错,价格也还算合理,关键是还有空床位。
我去看了。
那是一家新开的民营养老机构,在城郊的一个镇上,从我家开车过去四十分钟。院子不大,但干净整洁,有花有草。楼是三层的小楼,重新装修过,墙上挂着老人们的书画作品。房间里是标准间,带独立卫生间,有紧急呼叫按钮。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阳光正好。院子里,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个护工在旁边陪着聊天。楼上的活动室里,有人在打牌,有人在看电视,还有一个老太太在弹电子琴。
接待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院长,姓周,说话很温和。她带我参观了整个院子,详细介绍了护理流程和日常安排。
“我们这里分三个区,”她说,“自理区、半自理区和全护理区。您母亲的情况,目前适合半自理区。我们有专门的认知症照护团队,每天会带老人做认知训练。”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些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心里五味杂陈。
周院长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她轻声说:“陈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把老人送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不孝?”
我没说话。
“其实,”她接着说,“我们这里很多老人的子女,一开始都跟你一样。送老人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但后来他们慢慢发现,老人在我们这里,反而比在家里过得好。”
“为什么?”
“因为有同龄人陪伴,有专业护理,有规律的生活。”她说,“在家里,你们要上班,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老人,精力根本顾不过来。老人在家,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呆。在这里,他们每天有人聊天,有人一起活动,有医生定期检查。你说,哪个更好?”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晒太阳的老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有的在笑,有的在打盹。
我想起母亲在家里的样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发呆,一看就是一下午。电视开着,她也不看,只是要有个声音。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她还坐在那里,姿势都没变过。
那种孤独,比疾病更可怕。
五
回家的路上,我给妹妹打了个电话。
妹妹在另一个城市,嫁了人,有两个孩子,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母亲生病这两年,她每个月转过来一千块钱,过年过节回来待几天。
我跟她说了养老院的事。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哥,”她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哑,“你觉得……妈会怪我们吗?”
我说不知道。
“我其实也想过,”她说,“我婆婆前年走的,走之前瘫在床上三年,我公公一个人照顾,累得心脏病都犯了。后来实在撑不住,送去了养老院。我公公现在一个人住,每周去看她两次。他跟我说,早知道这样,应该早点送去,那样他还能多陪她几年。”
她顿了顿,又说:“哥,咱们不是不要妈了。咱们是真的没办法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母亲床边,看着她睡着的样子。
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一样密密麻麻。她的手放在被子外面,瘦得只剩一层皮,青筋凸起。
我握着她的手,想起小时候她握着我的手过马路。那时候她的手又大又暖,能把我的整个拳头包住。现在她的手比我的还小,干枯,冰凉。
“妈,”我轻声说,“对不起。”
她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但好像是“没事”。
六
今年三月,我们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
那天早上,小雯给母亲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梳了头,还在她耳边别了个红色的发卡。母亲对着镜子看了半天,笑呵呵地说:“好看。”
她不知道我们要送她去哪里。她以为只是出去玩。
开车去养老院的路上,她一直看着窗外,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这条路我没走过,”她说,“那边有个大烟囱,是工厂吗?”
我说是。
她又问:“咱们去哪啊?”
我说:“去一个有很多老人的地方,以后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打牌、聊天。”
她哦了一声,然后问:“你也住那吗?”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我不住那,我每天去看你。”
“那行。”她点点头,好像很满意。
到了养老院,周院长带着护工在门口接。母亲下车后,看着那栋楼,有些茫然地问我:“这是医院吗?”
“不是,”我说,“这是你以后住的地方。”
她跟着护工往里走,走了一段,忽然回头看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走吗?”她问。
“我不走,”我说,“我陪你上去。”
到了房间,护工帮她安顿好,把衣服放进柜子,把她的水杯放在床头。母亲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院子,那里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
“你要不要下去跟他们坐坐?”护工问她。
她点点头,站起来,跟着护工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又回头看我。
“你在这等我?”
“我在这等你。”
她走了。我站在房间门口,看着她被护工搀着,慢慢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被掏空了一块。
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的床上。枕头旁边放着她从家里带来的东西——一个旧钱包,一张我父亲的照片,还有一条红围巾。
钱包里夹着一张照片,是我小时候的。照片上我大概五六岁,骑在她脖子上,笑得露出两颗门牙。她的头发还是黑的,年轻,漂亮,笑得很开心。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墨水已经褪色了:“我的儿子,妈妈永远爱你。”
我攥着那张照片,终于没忍住,趴在床上哭了出来。
七
母亲住进养老院之后,我每天下班都去看她。
一开始她很不适应。每次我要走的时候,她都拉着我的手,像个害怕被丢下的孩子,“你明天还来吗?”
“来,天天来。”
一周之后,她慢慢适应了。她认识了几个新朋友,一个是退休教师,一个是以前开裁缝铺的。她们每天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一起在活动室看电视,偶尔还一起做手工。
护工跟我说,母亲现在每天都很规律,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饭,上午做操,下午午睡,晚上九点睡觉。她的食欲比在家里的时候好多了,脸色也红润了。
有一次我去看她,她正在活动室里跟那个退休教师下跳棋。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她没发现我。她盯着棋盘,皱着眉,认真思考的样子,跟我小时候看她算账一模一样。
她走了一步棋,然后抬头笑了,跟对面说:“我赢了!”
那个老太太说:“你又赖皮。”
两个人笑成一团。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也许我早该这么做了。
八
如今,母亲已经在养老院住了大半年。
她的病情还是在恶化,记性越来越差。上个月我去看她,她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问护工:“这个小伙子是谁啊?长得挺精神。”
护工说:“这是你儿子。”
她哦了一声,对我笑了笑,然后问:“你吃饭了吗?这里中午的饺子不错,我让他们给你盛一碗。”
她忘了我是谁,但她还记着要给我吃饭。
我坐在她旁边,陪她吃了午饭。她吃得慢,但吃得很香。吃完之后,她拉着我的手,忽然说:“你长得真像我家小默。”
“小默是谁?”
“我儿子。”她眼睛看着窗外,“他在城里上班,可忙了。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我想他,但我不跟他说,怕他分心。”
我低下头,眼泪掉进碗里。
她拍了拍我的手,轻声说:“你也是,有空多回去看看你妈。”
我说好。
临走的时候,护工跟我说,母亲最近睡眠不好,半夜总是叫,有时候叫我的名字。我站在走廊里,听着房间里传来她断断续续的声音,她在跟护工说话,说的是我小时候的事。
“我家小默啊,六岁就会自己洗袜子了。我下班回来,他举着袜子跟我说,妈你看,我洗得干净吗……”
护工耐心地应着:“干净,真干净。”
我靠在墙上,仰着头,让眼泪流回去。
九
那天从养老院出来,我没有马上开车回家,而是坐在车里,想了很久。
我想起我小时候,母亲送我上幼儿园。我哭着不肯进去,她蹲下来跟我说:“小默乖,妈下午就来接你。”
我想起我上初中住校,她每个周末都骑自行车来学校看我,给我带一罐咸菜和几个煮鸡蛋。
我想起我结婚那天,她穿着新衣服,坐在主位上,笑得合不拢嘴,跟所有人说:“我儿子有出息了,娶了个好媳妇。”
我想起她第一次忘记我名字那天,她看着我,眼神陌生又熟悉,然后说:“你是……小默?”
我握着方向盘,想起周院长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陈先生,孝顺不是把老人绑在身边。有时候,给老人一个更适合她的环境,让她安全、有尊严地活着,才是真正的孝顺。”
我知道这句话是对的。但我心里还是疼。
我发动车子,驶出养老院的大门。夕阳在天边烧成一片金红,后视镜里,那栋小楼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了暮色里。
手机响了,是小雯发来的消息:“妈今天怎么样?”
我回:“挺好的,吃了饺子,下赢了棋。”
她回了一个笑脸。
我又发了一条:“明天一起去看看她吧。带点她爱吃的柿饼。”
她回:“好。”
我把手机放下,踩下油门。车子在乡间公路上行驶,两边的田野向后倒退。我看着前方的路,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过的那些路。
她牵着我的手走了很多年。
现在,该我牵着她的手了。哪怕她忘了我是谁,哪怕她不知道我是她儿子。
没关系。我记得就行。
我记得她做的红烧肉,记得她洗的袜子,记得她别在耳后的红色发卡。
我记得她爱我。
而我要做的,就是在她剩下的时光里,让她安全、快乐、有尊严地活着。哪怕这个决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难的决定。
有人预测,明后两年,越来越多的家庭会主动把老人送养老院。
我不知道这个预测对不对。但我知道,每一个做这个决定的家庭,都经历过无数个不眠之夜,都流过无数眼泪,都被人骂过不孝,也都问过自己无数次——我这样做,对吗?
答案从来不是简单的对或错。
答案是我母亲在养老院的院子里,晒着太阳,跟朋友下棋时露出的那个笑容。
那个笑容告诉我,她过得还行。
只要她还笑着,我就还能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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