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卡佳，今年三十四岁，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人。我们那座城市，在第聂伯河入海口，从沙皇时代起就造船。我爷爷在船厂干了一辈子，我爸爸也在船厂干了一辈子，我十八岁进厂，焊了十六年。我们那座船厂，叫“61名公社社员”造船厂，苏联时代造航母的，后来造货轮、造军舰。我焊过的船，去过地中海，去过印度洋，去过好望角。我手艺不差。厂里的老师傅说：“卡佳，你手上那把焊枪，比男人的还稳。”我说：“不是我稳，是我怕。焊不好，船会沉。船沉了，人会死。”他们说：“你一个小姑娘，想那么多。”我说：“不想不行。焊缝里有一个气孔，到了海里就是一条裂缝。裂缝会撕开钢板。钢板撕开了，船就完了。”他们不说话了。后来他们叫我“铁娘子”。

可“铁娘子”也有没活干的那天。前年，船厂倒闭了。先是订单没了，然后是工资发不出来了，然后是厂门关了。我站在厂门口，看着那块挂了上百年的牌子被卸下来。牌子很重，两个工人才抬动。我站在旁边，想起我爷爷当年在这块牌子下拍过照。他穿着工装，戴着帽子，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我爸爸也在这块牌子下拍过照。他穿着工装，没笑。他一辈子不爱笑。可他说：“卡佳，船厂在，咱家就在。”现在船厂没了，家也没了。

我失业了。尼古拉耶夫整个城市都空了。船厂一倒，配套的厂也倒了。锻压的、机加工的、油漆的、电子的，全倒了。街上没人了。年轻人都走了。去波兰，去德国，去捷克。我三十五了，不年轻了。可我也得走。不走，就得饿死。我听说中国在招焊工，珠海，高栏港，造船厂。我说：“中国？那么远。”招工的人说：“远怕啥？给钱多。一个月一万多人民币。”我算了一下，一万多人民币，换成美元，一千多。在乌克兰，我一个月挣三百美元。我说：“我去。”

我坐了四天火车，从尼古拉耶夫到基辅，从基辅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珠海。四天四夜。我带的行李就一个箱子，里面装着我的焊工证、我的焊工帽、我的焊工手套。手套是我爷爷用过的，羊皮的，手心磨破了，我补了三回。我爸爸说：“你带着它。爷爷的手艺在里面。”我带了。我到珠海那天，是下午。天很蓝，太阳很毒。厂里派车来接，一路上我看着窗外。棕榈树，香蕉树，三角梅，开得红红火火的。空气是湿的，黏黏的，贴在皮肤上。跟尼古拉耶夫不一样。我们那儿空气是干的，冷的，有铁锈味。这儿没有铁锈味。有花香。

到了高栏港，我愣了。码头很大，岸线很长，吊机一排一排的，像钢铁森林。船坞里躺着几艘大船，有的在造，有的在修。火花从高处落下来，像流星雨。声音很吵，锤子敲钢板的声音，砂轮磨焊缝的声音，吊车转动的嗡嗡声。我站在那儿，听了半天。这个声音，我太熟了。我从小听到大。我爷爷听了一辈子，我爸爸听了一辈子，我听了一辈子。可这儿的声音，比我们厂大。比我们厂密。比我们厂有劲。

车间主任姓赵，四十多岁，广东人，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中文。我们俩站在车间里，大眼瞪小眼。后来他找来了一个翻译，是个小姑娘，刚毕业，叫小李。赵主任说：“你会焊什么？”我说：“手工电弧焊，氩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埋弧焊，都会。”他说：“焊过船？”我说：“焊过。十六年。”他说：“焊什么船？”我说：“货轮，军舰，科考船。最大的一艘，三万吨。”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说：“你明天上班。先跟着刘师傅。他带你。”我说：“好。”

刘师傅叫刘建国，五十六岁，干了三十五年焊工。他个子不高，很壮，胳膊有我大腿粗。他的手，全是疤，烫的，磨的，割的。他看了我一眼，说：“女的？”我说：“女的。”他说：“女的干焊工，少见。”我说：“乌克兰，女的干焊工，不少见。”他说：“行。你焊一个我看看。”他拿了一块废钢板，两块，让我对焊。我蹲下来，戴上面罩，拿起焊枪。我深吸一口气。我爷爷说过：“卡佳，焊枪就是你的笔。你在钢板上写字。写好了，是艺术。写不好，是垃圾。”我写了。我焊了一道平缝，一道立缝，一道仰缝。焊完，我站起来，摘下面罩。刘师傅蹲下去，看了半天。他拿手摸了摸焊缝，又拿小锤子敲了敲。他站起来，看着我，说：“你焊的？”我说：“我焊的。”他说：“你干了几年？”我说：“十六年。”他说：“你以前在哪儿干？”我说：“乌克兰。尼古拉耶夫。61名公社社员造船厂。”他说：“没听过。”我说：“苏联时代，造航母的。”他愣了一下，说：“航母？”我说：“嗯。航母。”他不说话了。他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看一个女的。之后是看一个焊工。

第一个月，我跟着刘师傅，焊船体分段。珠海这地方，夏天热，三十七八度，钢板晒得烫手。我们穿着厚工装，戴着手套，戴着头盔，一蹲就是半天。汗从额头上流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我拿袖子擦一擦，接着焊。刘师傅说：“你歇会儿。”我说：“不累。”他说：“你不累，钢板累。你焊太快了，热输入太大，钢板变形。”我说：“我知道。我控制着呢。”他说：“你控制啥了？”我说：“层间温度。我控制在150度以下。”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懂层间温度？”我说：“我爷爷教的。他说，焊船跟养孩子一样，不能急。急了，孩子长不好。急了，船板变形。”他说：“你爷爷也是焊工？”我说：“我爷爷是焊工。我爸爸也是焊工。”他说：“焊工世家。”我说：“嗯。焊工世家。”他不说话了。

第二个月，厂里接了一个大活。造一艘科考船，极地考察用的。船体要耐低温，焊缝要求特别高。零下六十度，不能裂。赵主任把刘师傅叫去了，说：“老刘，这活儿你干。”刘师傅说：“我一个人干不了。得有人帮我。”赵主任说：“你要谁？”刘师傅看了我一眼。他说：“卡佳。”赵主任说：“她一个女的，行吗？”刘师傅说：“她行。”赵主任说：“你确定？”刘师傅说：“我确定。她焊的平缝，比我焊的好。”赵主任愣了。我也愣了。刘师傅干了三十五年，没夸过人。他夸我了。

那艘科考船，我们焊了三个月。最难的是低温钢的焊接。那种钢，含镍，韧性好，可焊性差。焊不好，一冻就裂。刘师傅说：“卡佳，你先焊一段。我看看。”我焊了。他看了，说：“不行。热输入大了。再小点。”我调了电流，又焊了一段。他说：“还大。再小。”我又调，又焊。他说：“行了。就这样。”他看着我，说：“你咋知道调多少？”我说：“我爷爷教过。他说，低温钢，像小姑娘。你得哄着它。不能急，不能猛。得慢慢来。热输入小一点，道间温度低一点，焊完缓冷。它就听话了。”他说：“你爷爷，厉害。”我说：“嗯。他厉害。他焊过航母。”他说：“你焊过啥？”我说：“我焊过科考船。南极的。”他说：“啥科考船？”我说：“乌克兰的。苏联时代的。后来俄罗斯的。”他说：“那你也厉害。”我说：“我不厉害。我就是焊工。”他说：“焊工就厉害。”

第三个月，船体合拢。最后一个分段吊上去了，我们蹲在舱里，焊最后一道缝。那道缝，在船底，位置很别扭，得躺着焊，仰着脸，焊枪举着。焊花落下来，落在脸上，烫。我躺在那儿，焊了半个小时。焊完了，我爬出来。刘师傅蹲在舱口，看着我。他说：“卡佳。”我说：“嗯。”他说：“你焊的这道缝，我看了。”我说：“咋样？”他说：“零缺陷。”我说：“啥？”他说：“零缺陷。没有气孔，没有夹渣，没有未熔合。超声波检测，一级。零缺陷。”我坐在甲板上，看着他。他说：“卡佳，你震惊我了。”我说：“啥？”他说：“你震惊我了。我干了三十五年，焊了三十五年。我焊的缝，一级的多。可零缺陷的，少。你焊的这道缝，零缺陷。你震惊我了。”我看着他。他的眼圈红了。他说：“你爷爷要是还在，他得高兴。”我说：“他死了。我爸爸也死了。”他说：“我知道。可他们手艺，在你手上。”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的手，跟刘师傅的手一样，全是疤。烫的，磨的，割的。我爷爷的手，我爸爸的手，我的手。三代人的手，都一样的。都是焊工的手。都是铁的手。都是把船焊在一起的手。

那天晚上，厂里请吃饭。赵主任给我敬酒。他说：“卡佳，你牛。”我说：“我不牛。”他说：“你还不牛？刘师傅夸人了。他三十年没夸过人。”我说：“他夸我，是因为我焊得好。”他说：“你焊得好，就是牛。”我说：“不是我牛。是我爷爷牛。我爸爸牛。他们教我的。”他说：“你爷爷在哪儿？”我说：“死了。”他说：“你爸爸呢？”我说：“也死了。”他说：“那你在哪儿学的？”我说：“在船厂。在尼古拉耶夫。在‘61名公社社员’造船厂。我十八岁进厂。我爷爷带我。我爸爸带我。老师傅带我。他们教我焊。教我别急。教我别猛。教我把每一道缝，都当最后一道缝焊。他们说，船要下海。海里没有人救你。你焊的缝，就是你的命。也是别人的命。”赵主任不说话了。他端起酒杯，说：“敬你爷爷。敬你爸爸。敬乌克兰的焊工。”我说：“敬焊工。”

后来，厂里来了几个乌克兰老乡。都是从尼古拉耶夫来的，都是船厂下来的。有焊工，有铆工，有油漆工。他们听说我在这儿，来找我。他们说：“卡佳，你在这儿咋样？”我说：“挺好。”他们说：“他们欺负你不？”我说：“不欺负。他们夸我。”他们说：“夸你啥？”我说：“夸我焊得好。”他们说：“你焊得好，在乌克兰也好。可乌克兰没活了。”我说：“所以我来这儿了。”他们说：“你想家不？”我说：“想。”他们说：“想啥？”我说：“想第聂伯河。想船厂。想那块牌子。想我爷爷站在牌子下笑。想我爸爸站在牌子下不笑。”他们不说话了。他们也是从那个厂出来的。他们也想。

上个月，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一万二。我数了三遍。在乌克兰，我得干四个月，才能挣这么多。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她说：“卡佳，你那儿咋样？”我说：“挺好。有活干。有钱挣。有饭吃。”她说：“你住哪儿？”我说：“厂里宿舍。有空调。有热水。有网。”她说：“你吃啥？”我说：“食堂。有米饭。有菜。有肉。有时候有饺子。”她说：“你吃得惯？”我说：“吃得惯。比乌克兰的黑面包好吃。”她笑了。她说：“卡佳，你别忘了你爷爷的手艺。”我说：“没忘。我天天用。”她说：“好。好。”她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里，看着窗外。窗外是高栏港。灯火通明。吊机还在转。船坞里还有焊花。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我看着那些焊花，想起我爷爷。想起他教我焊第一道缝。他说：“卡佳，你看。焊枪一打，钢就化了。化了以后，它要重新长在一起。你得让它长好。长不好，就有缝。有缝，就进水。进水，就沉船。沉船，就死人。所以你得焊好。你得让每一道缝，都长在一起。长成一块。长成整的。长成船。”我说：“爷爷，我记住了。”他说：“你记住就行。”

我记住了。我焊了十六年。在乌克兰焊，在中国焊。焊货轮，焊军舰，焊科考船。焊平缝，焊立缝，焊仰缝。焊缝里有我的汗，有我的血，有我爷爷的手艺，有我爸爸的手艺。焊缝里，有尼古拉耶夫的海风，有珠海高栏的阳光。焊缝里，有一个乌克兰女焊工，站在中国的船坞里，焊着船。船要下海。海很大。船要开出去。开到南极，开到北极，开到世界上每一个港口。船上有一道缝，是我焊的。那道缝，零缺陷。刘师傅说的。零缺陷。我爷爷要是还在，他会说：“卡佳，你焊得好。你震惊你师傅了。可你别骄傲。下一道缝，还得焊好。”我说：“爷爷，我不骄傲。我接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