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全美各地的报摊上，头版头条统一换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还要再等三年，但这一天的美国报纸，把最重要的版面给了一个从未踏上过美国土地的湖南人。
报社的讣闻团队立刻被召集起来，这个团队常年为世界各国的重要人物准备着备用稿件，毛主席的那一份已经存在档案里很多年了，需要做的是更新、补充、重新排版。
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长达一万两千字的讣闻，标题直接写着：《毛主席，中国革命之父》。一万两千字是什么概念，普通讣闻的篇幅通常在一两千字左右，能拿到这种长度的，是报社认定对世界格局产生过根本性影响的人物。
同一天，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只有三个字：《毛主席》。社论的开头写道，“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论定。
当我们的时代的英雄传奇写成时，他将是这个激烈的革命的世纪的巨人之一”。社论继续往下写，提到毛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候，中国“接近于它的历史命运的最低点”，军阀割据，外国势力争相控制，“很多人认为与其说是一个主权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地理概念”；而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塑造，中国“已成为大国之一”，近八亿人口“建立了一种新的团结和一种新的力量”。
社论还承认了一件事：西方，特别是美国，多年来没有看到毛的声望和潜力的全部程度，“只是在斯大林的形象从舞台上消失以后，世界才开始认识到毛的成就”。
华盛顿邮报的处理方式与纽约时报不同。纽约时报用长讣闻和社论铺开一个人的一生，华盛顿邮报则把重点放在毛主席身份的复合性上。9月10日的版面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用了一串并列的身份来描述毛主席：诗人，革命的战略家，政治组织者和理论家，军人兼外交家，一个国家的缔造者和一个民族的塑造者。
这些词单独拎出任何一个都不稀奇，但串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很难被单一标签装下的人。社论还写道，“不管怎么样，他已创建了新中国，从而改变了世界的局面”。
华盛顿邮报的另一个侧重点在外交和地缘层面。它的报道花了相当篇幅分析毛主席去世之后中国内部局势的走向，以及中美关系会不会出现变化。这种处理方式带着华盛顿的视角，关心的是权力交接和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即使是在这种偏重现实利益的分析框架里，毛主席作为“民族塑造者”的位置，也没有被绕开。
时代周刊的出版人在那一期的编者信里写了一个细节：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正在中国访问，在北京东北六十英里的一个军营里观看射击表演，喇叭里突然响起《国际歌》的旋律，施莱辛格侧过身，低声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随行的记者谢克特。谢克特的反应是：“我不敢相信。然后我看了看施莱辛格的脸，我知道那是真的”。
那一期时代周刊用了十二页的篇幅来报道毛主席的去世和中国的未来，出版人写道，这是1949年以来毛主席第五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大概也是最后一次”。
国务卿基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述带着他一贯的风格。他说中美关系不会因为毛主席的去世而倒退，但紧接着补了一句，“每当一位重要人物消失的时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没有确定性了”。
基辛格对毛主席本人的描述更值得玩味，他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主席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基辛格1972年陪尼克松见过毛主席，他不是一个容易对别人用这种词的人。
前总统尼克松在加州发表了声明，说毛主席“结束了毕生的长征”，是一个“有非凡勇气和坚定思想的人”，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尼克松特意提到1972年的见面，说两人都清楚中美友谊对两国利益必不可少。一个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的总统，在毛主席去世的时候站出来说这番话，场景本身就带着历史的错位感。
在美国之外，联合国总部的动作快得少见。毛主席去世的当天，联合国就降了半旗。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称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评价更短：“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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