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贷乱象背后的债务剥削为何事关党运国基
——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理论溯源、生成机理与政党治理逻辑
摘要
数字时代,网贷无序扩张催生了新型隐性债务剥削,重塑了资本增殖的实现形式,形成弥散化、日常化、生活化、年轻化的微观剥削体系。立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体系来看,网贷资本野蛮生长所带来的债务异化,不是简单的金融市场失序和行业监管难题,而是触及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总体国家安全观、资本治理现代化以及政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大理论与政治命题。资本逐利之手向民生领域不断延伸,正在潜移默化重塑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消解青年群体的奋斗主体性、削弱基层社会稳定底盘,对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出新的挑战。站在党的创新理论的全景视域下,厘清数字债务剥削的理论源头、剖析其内在生成机理、研判潜藏的深层政治风险、提出系统化的政党治理路径,对于规范资本健康发展、夯实共同富裕根基、稳固党运国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数字债务剥削;资本无序扩张;人民中心;政党治理;国家安全;共同富裕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革命性迭代,重塑了当代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扩张边界,推动资本积累模式从传统工业剥削向着数字金融剥削发生范式转型。在数字平台全覆盖、生活场景全渗透、算法推送精准化的时代背景之下,网络借贷、消费分期、循环授信等新型金融产品,打破了传统金融固有的时空限制与资质壁垒,深度嵌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消费选择与成长发展全过程。与传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职能不同,无序扩张的网贷资本以低门槛、强诱导、高隐蔽、高复利为突出特征,搭建起一套靶向性极强的现代化债务捕获体系,催生出有别于传统高利贷、常规信贷风险的新时代隐性债务剥削机制。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网贷乱象的探讨大多停留在金融监管、法律规制、风险防控、青年金融教育等技术层面,研究重心偏向行业整改与制度补位,却较少深挖其背后蕴含的政党理论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割裂了资本治理、民生保障、国家安全和党的长期执政之间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新时代数字债务剥削不只是单纯的市场失灵现象,更是资本逐利本性突破制度约束、资本逻辑僭越人民逻辑、市场自发秩序冲击国家治理秩序的集中体现。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判经济社会问题,驾驭资本、规制资本,引导资本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与国家长远发展,是我们党百年治国理政一以贯之的宝贵经验。当下整治网贷无序扩张、破除隐性债务剥削,是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规范资本发展、夯实执政根基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从党的创新理论视角系统阐释数字债务剥削的生成机理、政治危害与治理路径,能够深刻揭示遏制网贷乱象背后蕴含的执政必然性、制度必然性与时代必然性,为新时代统筹资本治理、民生建设、安全稳定、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二、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视域下数字债务剥削的范式迭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剖析资本剥削现象、揭示资本扩张内在规律的根本理论遵循,为研判新时代数字债务异化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阐释生息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本质,指明金融资本与生俱来的趋向就是脱离直接生产过程、追逐高额利差,无偿占有社会剩余劳动成果。其增殖过程不需要依附实体生产劳动,仅仅依靠货币借贷关系就能够完成存量财富的转移,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掠夺性极强的资本形态。传统工业资本剥削依托雇佣劳动关系,在生产领域攫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具有显性化、固定化、场景化的鲜明特征,社会矛盾直观可察,治理边界相对清晰。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兴起,资本积累模式发生根本性嬗变,实现了三重范式跃迁:从生产领域剥削转向生活领域剥削、从显性强制剥削转向隐性认知剥削、从群体性集中剥削转向个体化精准剥削,由此孕育出新时代数字债务剥削这一全新形态。对比传统高利贷依靠线下场景、暴力手段实施的粗放式掠夺,当代网贷资本依托大数据、算法画像、互联网平台等现代技术工具,为剥削行为披上合法化、场景化、常态化、温情化的外衣,极大降低了民众的警惕性。
回望党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脉络,自建党之初,我们党就高度警惕金融剥削与高利贷乱象,始终坚守规制逐利资本、维护底层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立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严厉打击高利贷盘剥,废除封建债务枷锁,解放广大劳苦群众;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取缔各类非法金融剥削业态,建立起服务民生、服务生产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持续整治各类民间非法借贷乱象。百年党史充分证明,规制金融剥削、守护人民利益,是贯穿我们党全部奋斗历程的执政坚守。
步入新时代,数字技术为资本扩张插上翅膀,传统金融剥削完成现代化变种。网贷平台精准捕捉公众金融知识短板、青年超前消费心理以及弱势群体应急性资金需求,借助算法筛选潜在负债人群、定制借贷产品、推送诱导营销,刻意弱化风险提示、放大消费欲望、制造虚假借贷刚需。这种新型剥削完全游离于实体经济生产链条之外,不会创造任何增量社会财富,只是依靠精巧的规则设计与先进的数字技术掠夺民众的劳动成果,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背道而驰,也完全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是新时代资本异化发展的典型表征。
三、生成机理:算法赋能、资本逐利与社会心态叠加的多维异化机制
新时代数字债务剥削的滋生蔓延,不是单一市场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资本逐利的内在冲动、数字技术的外部赋能、社会消费思潮的推波助澜、监管体系阶段性滞后等多重因素耦合形成的系统性异化现象,呈现出区别于传统金融乱象的独特生成逻辑。
其一,资本逐利的内生驱动是乱象产生的根本动因。资本的天性就是无限增殖、突破边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天然倾向涌向低风险、高回报的赛道。实体经济普遍存在投资周期较长、不确定性高、利润率相对平稳的特点,而互联网网贷业务具备轻资产、高收益、资金周转快、早期监管宽松的特征,迅速成为资本野蛮扩张的热土。大量社会资本脱离实体产业,扎堆涌入网络信贷赛道,以收割普通民众的债务利息作为核心盈利来源,催生了脱实向虚的畸形资本生态。
其二,数字算法的精准赋能是债务剥削落地的技术支撑。网贷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对用户年龄、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征信状况、现有负债情况进行全方位用户画像,实现对弱势群体的精准围猎、借贷欲望的精准唤醒、违约风险的巧妙转嫁。算法通过持续推送“分期免息”“低息借款”等营销内容,潜移默化改造大众的消费观念,制造原本并不存在的消费需求,使得缺乏稳定收入、风险抵御能力弱的群体在无意识状态下落入借贷圈套,构建起一层由数字技术包裹的隐性剥削体系。
其三,消费主义思潮的渗透蔓延是债务滋生的思想诱因。新时代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多元消费文化快速传播,超前消费、精致主义、攀比式消费等不良思潮在青年群体中广泛传播。部分社会成员脱离自身收入的客观实际,盲目追逐超出承受能力的消费体验,透支未来收入满足当下的欲望,这就为网贷资本的无序扩张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土壤,民众被动沦为债务剥削的承接主体。
其四,监管体系的阶段性滞后是乱象滋生的外部缝隙。数字网贷业态迭代速度远快于传统监管体系的更新节奏,行业发展初期,存在监管边界模糊、权责划分不清、算法监管缺位、跨区域监管协同不足等短板,大量无资质、不合规的网贷平台趁机利用监管盲区野蛮生长,进一步扩大债务剥削的覆盖范围与危害程度。多重因素彼此交织、相互赋能,最终催生规模化、常态化、社会化的数字债务剥削乱象。
四、人民中心理论视域:债务剥削侵蚀党的执政伦理与民心根基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党治国理政一以贯之的价值坐标。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一切执政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任数字债务剥削肆意滋长,本质上就是背离党的人民性本质,侵蚀党赖以执政的民心根基。
首先,债务剥削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定向收割,冲击社会公平的底线。正规金融机构设置严格的资质审核与风控标准,目的是引导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扶持优质市场主体,守住金融风险底线,守护民生稳定。而无序扩张的网贷资本刻意下沉至基层市场,大幅放宽准入门槛,专门面向在校学生、青年务工人员、低收入群体、征信薄弱人群投放贷款。这部分群体风险抵御能力偏弱、金融素养不足、收入来源不稳定,本应是社会重点兜底保障的对象,反倒沦为金融资本逐利的目标,形成“越弱势越容易被盘剥”的反向悖论,严重伤害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感知。
其次,债务剥削不断吞噬民众的劳动成果,消解民生幸福的现实基础。普通民众的收入来源于辛勤劳动,是改善生活、应对风险、积累财富、实现发展提升的根本依托。网贷附带的高额利息、隐形服务费、逾期违约金以及利滚利机制,持续虹吸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让不少民众陷入“辛苦劳动只为还债、长期背负债务压力”的恶性循环。持续的债务重压、催收骚扰、征信受损、生活困顿,会直接降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弱化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民生政策的认同感。
最后,债务异化透支青年群体的发展前景,动摇党的青年群众根基。青年是民族复兴的生力军,是党的事业接续奋斗的中坚力量,青年的成长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国家前途、党运兴衰。当前青年群体是网贷负债的高发主体,不少大学生、职场新人在算法诱导、消费主义裹挟下不慎坠入债务陷阱,沉重的债务压力消磨奋斗意志、扭曲价值取向,滋生消极颓废的社会心态。部分青年在债务重压之下滋生焦虑、迷茫、躺平甚至极端化心理,丧失进取精神与奋斗动力,不仅毁掉个人发展前途,还会削弱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新生力量,动摇党长期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五、共同富裕理论维度:金融资本无序扩张解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新时代党的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以资本增殖为核心、最终必然走向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劳动本位、公平本位、共享本位,通过不断完善分配制度、规范资本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财富发展格局。而网贷无序扩张滋生的债务剥削,从根本上解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阻碍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落地。
在初次分配层面,债务剥削动摇了劳动要素在分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将劳动贡献作为财富分配的核心标尺。而网贷资本依靠金融规则与数字技术无偿攫取民众财富,不参与生产活动、不创造社会价值、不承担市场风险,单纯依靠盘剥民众劳动成果实现增殖,颠覆了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获取报酬的基本分配逻辑,造成“劳动价值贬值、资本空转套利、财富逆向流动”的畸形局面。
在再分配层面,债务剥削系统性稀释国家民生治理成效。国家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持续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兜牢民生底线,稳步增厚群众的财富积累。但无序网贷带来的隐蔽财富转移,大规模、持续性地吞噬底层群众的增收成果,使得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际成效被资本收割抵消,严重拖慢共同富裕的推进步伐。
在财富积累层面,债务剥削堵塞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共同富裕的要义,是保障全体人民具备可持续的财富积累能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常态化的债务负担,使得大量基层群众长期处于收支失衡的状态,无力开展资产积累、提升生活品质、实现阶层跃升,固化贫富差距,加剧阶层壁垒,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形成根本对立。规制网贷无序扩张、斩断债务剥削链条,是党捍卫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实践。
六、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债务异化引发复合型系统性国家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其中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金融稳则经济稳、经济稳则大局稳。网贷乱象衍生的数字债务剥削早已超出单一金融风险的范畴,演变为融合金融风险、社会风险、青年发展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在内的复合型系统性风险,直接威胁国家长治久安与党运国基稳固。
一是诱发隐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大量无牌经营的网贷、影子信贷游离于国家统一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形成体量庞大的场外隐性债务市场。无序的信贷投放、缺失的风控机制、连锁式债务违约,不断累积金融坏账与系统性隐患,干扰国家货币政策落地见效,冲击正规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长期潜在威胁。
二是催生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网贷乱象往往伴生暴力催收、软暴力滋扰、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涉黑涉恶关联犯罪等次生问题。海量债务纠纷诱发家庭矛盾、人际冲突、民事诉讼,极端负债个案时有发生,持续加重基层治理负荷,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秩序,侵蚀社会安全底盘。
三是滋生隐性政治认同风险。当基层群众、青年群体长期承受资本收割与债务重压,极易滋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秩序、市场治理体系、公共政策产生负面观感。别有用心的思潮会借机放大社会焦虑、炒作社会矛盾,消解民众的政治认同,最终将经济领域的乱象传导为意识形态风险乃至政治安全风险,危及党的执政安全。
七、资本治理现代化逻辑:党驾驭资本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核心优势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明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坚决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能否有效驾驭资本、合理规制资本,引导资本服务于公共利益与人民福祉,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显著优势。
资本天然带有逐利性、扩张性与自发性,如果脱离党的领导与制度约束,必然不断突破社会底线、民生红线与治理边界,向低风险、高收益的民生领域渗透蔓延。网贷行业乱象的本质,是资本试图摆脱政党规制、脱离公共监管、突破制度边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独立逐利场域的治理危机。一旦资本在民生领域形成固化的剥削生态,就会催生独立于国家公共利益之外的资本利益圈层,干预公共政策走向、扭曲主流价值导向、弱化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要义在于坚持政治逻辑统领资本逻辑、公共利益统领私人逐利诉求、人民意志统领市场自发秩序。遏制网贷无序扩张、系统性治理数字债务剥削,不是否定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而是党主动校准资本发展方向、划定资本扩张边界、纠治资本逐利乱象的战略举措,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驯服逐利资本、守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卓越治理能力。
八、实践路径:以党的全面领导重塑金融民生秩序、稳固党运国基
根治新时代数字债务剥削、彻底遏制网贷无序扩张,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守牢国家安全底线,紧扣共同富裕目标,构建全方位、系统性、长效化的治理体系,从根源上化解资本异化风险,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第一,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金融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坚持以党的金融方针指引互联网金融治理全过程,把服务人民、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坚决纠治金融脱实向虚、逐利异化的倾向,确保金融事业始终服从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广大人民福祉。
第二,健全资本规制制度体系,划清资本扩张的制度红线。不断完善互联网信贷监管制度细则,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出台刚性约束条款,严禁算法诱导式借贷、严禁向无稳定收入群体违规放贷、严禁设置各类隐性高息条款,依靠制度刚性斩断数字债务剥削链条,做到资本发展有边界、市场逐利有底线。
第三,完善青年群体保护机制,普及国民金融素养教育,夯实社会发展的主体根基。建立常态化金融科普、风险预警、债务帮扶一体化机制,持续净化校园金融环境,引导青年树立理性消费、勤劳致富的价值观念,从源头防范盲目借贷、过度负债问题,守护青年健康成长,稳固国家长远发展根基。
第四,统筹金融风险防控与基层社会治理,搭建多部门协同防控体系。统筹金融监管、公安司法、城乡基层治理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非法放贷、暴力催收、公民信息泄露专项整治,健全债务纠纷调解、风险排查、心理疏导工作机制,推动金融风险在基层源头化解、实现动态清零。
第五,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筑牢共同富裕的民生底盘。健全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社会保障兜底、群众财富积累的制度体系,稳步提高基层群众收入水平与风险抵御能力,从根本上压缩资本异化剥削的生存土壤,塑造资本有序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共同富裕的良性生态。
九、结语
新时代数字债务剥削与网贷资本无序扩张,是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异化发展的典型样态。从表层看,它只是金融市场的失序乱象;从深层剖析,是资本逻辑同人民逻辑、市场自发力量同政党治理、资本逐利本性同社会公共价值之间的博弈。站在党的创新理论的高度审视,整治网贷乱象、破除隐性债务剥削,绝非单纯行业监管层面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事关人民立场坚守、民心根基稳固、国家安全维系、共同富裕落地、党运国基长青的的重大政治命题与战略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筹市场发展,依靠人民利益约束资本的逐利冲动,绝不允许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市场突破制度底线、逐利消解公共价值。新发展阶段,只有持续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规制资本野蛮生长、破除新型民生剥削、净化金融社会生态,不断巩固党执政的民心根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推动共同富裕落地生根,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蹄疾步稳、行稳致远,实现党基永固、国运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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