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比上一年整整少了162万。死亡人口1131万。一进一出,全国人口一年净减少339万人。这不是某一年的偶然波动,而是连续第4年负增长。

更关键的是,多家机构预测2026年出生人口将落在720万到750万之间。从1786万到不足750万,只用了10年。人口曲线的换挡期,正在2026年悄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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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个数字:792万。

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792万人,比上一年少了162万,首次跌破800万大关。

而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时,这个数字是1786万。十年时间,少了将近一千万。

死亡人口1131万,一进一出,全国人口一年净减少339万人,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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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走在很多城市的街头,原来产科病房挂上了老年康复科的牌子,婴幼儿用品店换成了助行器和护理垫的门面。

这些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年一年累积出来的。

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年轻人不想生。

这话对,但不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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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压住出生人口的,是育龄女性人数的持续萎缩。

20到34岁被看作生育主力人群,这个池子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缩减了超过1600万人,目前只剩约9000万。

而2016年这个数字大约是1.6亿,十年减少了超过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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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小了,就算每个家庭都愿意多生一个,总数也很难回到从前。

这是上一代人口结构留下的惯性,短期内谁也改变不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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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人数。

中国的生育仍然高度依赖婚内生育,结婚登记量上不去,出生人口的底盘就稳不住。

2024年结婚人数有过短暂回升,但全年仍然只有610.6万对,创下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比上年下降了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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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26.9岁甚至更晚,结婚对数持续走低,直接拉低了生育基数。

这个回升能不能持续,才是决定2026年以后出生人口走向的关键变量。

多家机构预测,2026年出生人口大概率落在720万到750万之间。

我的判断是730万上下。

2026年是马年,民间确实有“马到成功”的说法,但生肖带来的那点象征性刺激,改变不了大趋势。

出生人口的变化,影响有延迟。

一个孩子出生,三年后进幼儿园,六年后进小学,十二年后进中学。

今天少生的孩子,2030年前后会体现在小学招生上,2035年前后会体现在中学教师的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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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抽象的人口学推演,是每一所学校的招生简章、每一个师范生的就业前景。

过去我们建学校、扩班级是为了装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以后要面对的是另一道题:哪些地方的孩子还在增加,哪些地方的教室已经开始空了。

再看另一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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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末,全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的23%;65岁以上人口2.2365亿,占15.9%。

这两个数字和792万放在一起看,比单独看任何一个都更有分量。

一边是每年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减少,一边是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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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的赡养比已经从2000年的3.3降到了2024年的2.6,意思是在职缴费的人和领养老金的人之间的比例在持续收窄。

不到三个在职的人,就要养一个退休的人。

2025年延迟退休已经启动,但研究测算表明,即使实施了渐进式延迟退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仍然可能在2029年首次出现当期赤字,缺口此后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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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延迟退休虽然增加了缴费人数,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不稳定,部分抵消了改善效果。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20%,全部由个人承担,可以在社平工资的60%到300%之间自主选择档次,也可以根据情况中断或恢复缴费。

收入不稳定的时候,不少人会选择按最低档缴,甚至中断,这对基金收入端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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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主要靠制度兜底,现在要转向让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

2025年低龄老人(60到64岁)有1.67亿,到2030年预计达到2.09亿。

这批60后陆续进入老年,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条件更好,和上一代老人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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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适老化改造、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70%、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这些目标背后,是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的转变。

需要说明的是,银发经济的落地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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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老人和农村老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城镇老年人社会保障性收入占68%,而农村老人高度依赖务农和零工收入,稳定性差,消费能力也差出一大截。

激活银发消费,先要正视这个收入结构的分化。

最后看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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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但16到29岁新成长的青年劳动力正进入高峰阶段。

这两个趋势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

总量在减,但年轻人还在集中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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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上的职场压力在加大。

延迟退休要把工作年限拉长到63岁,但招聘市场上“35岁以下”的硬性门槛并没有松动。

有网友反映,成都发布的很多招聘信息,最能宽限的也是45岁以下,不少要求40岁甚至35岁以下,连机关单位招聘都在设年龄门槛。

一边是入职被年龄卡住,一边是要求工作到更晚才能退休。这种前后矛盾的规则,让中年求职者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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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渗透让这种结构性错位更加明显。

受影响最大的是35岁以上、技能相对单一的劳动者,他们集中在流水线质检、数据录入、基础客服这些岗位上。

不是这些人不努力,而是技能更新的速度跟不上岗位消失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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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一些互联网大厂开始意识到,5到10年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AI时代反而更有价值,因为他们有系统架构能力和实际问题判断力。

但这样的机会需要的是持续学习和适应,对更多普通中年劳动者来说,转型的门槛并不低。

2026年国考已经把报考年龄放宽到38周岁以下,应届硕博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企业招聘的年龄惯性短期内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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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一个标记。

出生人口的低位运行,从“异常”变成“常态”。

老龄化从“预测”变成“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从“趋势”变成“眼前的账”。

看清这些趋势的意义,不是为了制造焦虑。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正在往哪个方向走,做判断的时候心里会更踏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