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一张报纸要价翻十倍，战地记者的生死日常|战争|战地记者|报界|林肯|葛底斯堡|谢尔曼

1863年7月，葛底斯堡打完那三天，纽约报摊上挤破了头。人们抢的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是一张纸。战争把报纸的价码抬了好几倍，也把一群最不要命的人，径直推到了枪口底下。

一、报纸涨价，是因为纸和电线都贵了

从1862年起，全美的报纸几乎都在涨。

这笔涨势要算在三个地方：一是新闻纸的价格往上蹿，二是往回报社发电报要花钱，三是整个战时的物价一起涨。报纸这份买卖，纸和电就是两条命脉，两头同时紧了。

具体涨到什么样？有几个可以查的数。

《纽约时报》战前卖2美分，1862年涨到3美分，1864年涨到4美分。《晚邮报》后来的《世界报》涨到5美分，《商业日报》涨到6美分。战后主要报纸大多稳定在4美分上下。

那些靠低价走量的“便士报”也扛不住。《波士顿先驱报》1862年涨到2美分，1864年涨到3美分；《纽约太阳报》撑到最后，1864年8月也涨到2美分。

所以标题里说“翻十倍”，是个说法。真实的情形是：战前一分两分一份的报纸，到战争最吃紧的时候，卖到三分、四分、五分、六分——最狠的翻了六倍。放在当时一个工人一天挣不到两块钱的行情里，这个涨幅压在普通人身上，是实打实的分量。

还有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那几年，全美报纸的家数其实在猛增。整个1860年代，报纸总数涨了约三分之一，到1870年已经接近四千五百种；日报涨得更快，十年里多了五成。一边是单份变贵，一边是家数变多——办报这门生意，被战争彻底催熟了。

涨价还有另一层后果：越便宜的报纸越先倒下。掏不出钱的那部分读者，就这么被挤出了读报的队伍。

二、他们自称“波西米亚旅”，将军管他们叫秃鹫

这场战争有个说法——世界上第一场“即时新闻战”。

撑起它的是两样东西：电报，和蒸汽印刷机。记者管电报叫“闪电”。有了它，前一天打的仗，第二天早上就能见报。为了这一夜的时效，编辑部什么都肯赌。

有多下本？《纽约先驱报》在整个战争期间，常驻前线的记者超过四十人。

这群人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波西米亚旅”。听着浪漫，脾性可不怎么体面：抢新闻抢得凶，抢不到就敢编。

《芝加哥时报》的老板威尔伯·斯托里发给前线记者的一封电报，后来被反复引用。电报上写：“电报费已付，能弄到多少新闻就发多少；没有新闻，就发谣言。”

1861年7月22日，《纽约先驱报》把第一次奔牛河的一场大败，登成了“辉煌的联邦胜利”。

所以将军们对他们没什么好脸色。谢尔曼骂他们是“报界的秃鹫”。可有意思的是，罗伯特·李倒是很爱读北方的报纸——他能从上面读出北方的政治风向、战略意图和士气高低。

三、安提顿的战报，是在一节军车上借油灯写出来的

说回这群人怎么干活，有一个场景很能说明问题。

安提顿战役打完，纽约论坛报的乔治·斯莫利手边没有可用的电报线。他上了从巴尔的摩开往纽约的军车，在车厢里点起一盏小油灯，就着那点火光写完了稿子。这篇东西后来被公认为安提顿写得最好的一篇战报。凌晨五点他冲进编辑部，两个小时后，纽约街头已经铺开了几千份报纸——那才只是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

葛底斯堡更狠。附近的电报线被打断了，论坛报的拜因顿早就留了后手：他提前出钱把汉诺威一带的线修好，代价是——线路一接通，他独占一段时间，抢下了这场战争最大的独家之一。

还有更硬核的。记者亨利·温在荒野之战后，替格兰特给林肯捎了一句话：“不管发生什么，绝不回头。” 林肯听完，亲了这个记者的额头。

但这份活儿是真要命。

纽约论坛报的两位记者理查森和布朗，在维克斯堡附近被南军的炮弹打下水，抓了俘虏。按惯例记者通常很快能换回去，可这两人偏偏替格里利的报纸干活，而格里利在南方名声极差。就为这个，两人被拒绝释放，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最后从北卡罗来纳的索尔兹伯里监狱里逃了出来。

记者的麻烦还不止来自对面。

米德将军曾经把一个记者“用横杆抬出营地”赶走。谢尔曼更狠——记者诺克斯写了他维克斯堡用兵的短处，他直接下令以间谍罪军法审判这名平民记者。判决最后被推翻了，但这一手足够让人记住：在战场上，笔杆子随时可能被当成刺刀。

1861年起，军方在电报线上设了审查，可执行得时紧时松，形同虚设的时候多。

审查这件事，两边都干，谁都没干利索。北方怕走漏军情，南方怕报道泄气，可记者有自己的一套：改个署名、换个发报站、把稿子写成家信寄出去。真正管用的反而是最土的办法——把线掐了。掐了，就看谁有本事先修好。

南方记者更难。电报和铁路本来就稀，又被隔在美联社之外，1862年只好自己办了个南方报业协会。也正因为难，当年南方报纸留存到今天的，比北方少得多。南方也出过名记者，比如查尔斯顿《信使报》的德方丹、萨凡纳《共和党人报》的亚历山大，可这些人很少写自己，也少留回忆录——南方的战争报道，今天留下的空白比墨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