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卓
有一个误区是：非虚构或者特稿总是需要文笔特别好。我记得加入《人物》的第一课就是：不要在文字上下太多功夫。
决定一篇文章好坏永远是信息量，信息量决定质量。
什么是信息量？
简单说，就是面对一个人，一件事，是不是能提供足够多、足够对、足够细致的报道，协助读者构建认识基础。
如何提供足够多？
至少要和被访者走得足够近，比如采访一个人，至少了解他怎么生活，怎么思考，周围圈子是什么人，大家都怎么评价他？他的价值观，他做事情的方式种种。
但怎么算走得近呢？
后来《人物》干脆变成了一个硬性标准，每1000字要采访一个人，5000字的稿子，除了主人公，至少还要采访5个人。
体力换信息密度，你采访5个人，至少比仅采访一个人，获得的信息多。
那是资深的编辑告诉我们，第一次采访和第二次采访，都是白瞎的。可能只有到了第三次采访，对方才会跟你说点心里话——实际验证，确实是对的。
采访这件事，一度在内部变得极卷，有些同事每千字搞出两个采访，一篇3000字的稿子，拢共采访了6个人。
我记得钱扬写《霾困北京时》，采访了54个人，核心资料看了53万字。
所以，那时，我个人的焦虑只有「自己还不够努力。」。
后来我在《纽约客》也看到类似的操作手法，好像是何伟报道某个艺术家，找了他身边的一个朋友，聊了三小时，以至于聊完后，这个朋友以为自己要登上《纽约客》了，「敢情最后就引用了我一句话啊。」
所谓报道的对，就是要拉远点看，脱离被访者的逻辑，用更高的视角看一个人一件事。
比如和时代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又如何影响他的价值观，是个体的情绪还是群体的共性？
就像一个电影导演，准确就是要把「景别」拉远一点，让笔下所写，变成时代洪流。
所谓足够细致，就是还原。
还原场景，还原情节，天气、物件、听到什么，闻到什么，类似电影的情节，让看的人人历历在目。
以上构成了稿子的信息量，我们常常看完一篇稿子，觉得质感很好，这种感性的读后感，往往是一个写作者做出了足够多的职业努力，让信息量足够丰富。
简洁，精悍，充满自信。
我喜欢「充满自信」这四个字，充足自信的写作，是因为掌握了足够多的素材。
所以在记者这行，「才华」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不那么关键。
好记者和一般的记者区别：够不够勤奋。写的不好，就是不够勤奋。
勤奋的背后是好奇心，好奇一件事到底怎么回事，也是很简单的要求。
可是矛盾之处在于，现在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流量」和「信息量」往往关联不大。
一篇流量很好的稿子，可能并没有什么信息量，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我日后绝大部分工作中，很多考核就变成了流量，要十万+，要破圈，要讨论度高。
慢慢会有一种强烈的体感：流量是调动观看的人或认可，或反对，或愤怒，或赞美。人的情绪一激动，才可能留言，转发给朋友，转发才能破圈。
情绪密度极高，信息密度往往很低，甚至不惜是错误信息和诛心的言论。
我在上上篇文章里写到：时代的公共文化已经被降解到面目全非，我们早就忘记——很久以前，严肃、深度、理性的表达才被视为在公共场合发言的资格。
不知道是人们原本就缺乏了解清楚一件事和一个人的耐心，才进入了流量时代，还是因为媒介的变化，导致了前者？
这个因果顺序，我一直没搞清，
这件事在田柯宇一事中也是如此。
古早文明是我杀了你，我吃肉，我赢，我不管不顾，成王败寇嘛，秦始皇牛逼。
现代文明才讲究双赢，由此才有契约，要求人体面、正当，正义，因为大家相信可以一起创造新资源。
不知道为何，时代走着走着就回到了一种古早的状态，莽荒，蛮荒，让原本是一件非常值得认真讨论的事情，各个变成了旗帜鲜明的讨伐。
哪怕促成一点点进步也是好的。可能是我天真了。
有人说，还不是因为经济下行，不够吃的时候都不装了。
确实，现在做内容连吃饭都成问题。
我常常跟我的公关朋友们说，如果还想看到体面，正当，有信息量、有质感的文字，就请先把你喜欢的作者养起来——这件事不难。
大家说不难，可是我的kpi怎么完成呢？你有100万流量吗？
回到标题。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有信息量的内容呢？大概是因为，文字是非同凡响之物，好的文字能为时代留下一些小小的注脚，激发看的人的智识，趣味会被满足，内心会感到充盈，甚至和作者惺惺相惜，极度享受。
我们同时知道，人的参差多样，重要的是不轻下结论，更重要的是在迷雾之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系。
再重复一遍：好的内容是提供足够多、足够对、足够细致的报道，协助读者构建认识基础，而不去为读者构建判断。
最近常想，如果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记者生活在这个时代，会感到沮丧还是激动呢？
比如法拉奇。
AI给我的回答是：她最严肃的长篇采访，很可能被切成短视频碎片；压缩成「左翼」「右翼」「反伊斯兰」「女性主义者」之类的阵营符号。
「她会兴奋地使用这个时代，但绝对不会热爱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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